说罢，他倒是不谦让，一下子就坐在盟主的位置上。宋襄公一看如意算盘落空，不禁大怒，指着楚成王的鼻子骂：“你是什么东西？我的公爵是天子封的，普天之下谁不承认？可你那个王是自己叫的，是自封的，有什么资格做盟主？”楚成王说：“既然你说我这个王是假的，你把我请来干什么？”宋襄公说：“楚国本是子爵，假王压真公，真是岂有此理！如果你觉得不合适，可以滚开！”楚成王冷冷一笑。只见楚国大臣成得臣脱去长袍，露出里面穿的全副铠甲，手举一面小红旗，只一挥动，那些随楚成王而来、打扮成家仆和侍者的人纷纷脱去外衣，原来个个都是内穿铠甲。（会盟前曾约定，会盟各国不许带兵，可是楚国不讲信用，由此留下了不仁不义的恶名，欺负以仁义为本的宋襄公，更是激怒了中原有正义感的国家，为六年后在城濮之战的大败埋下了伏笔。）士兵们冲上台来，吓得诸侯四散而逃。宋襄公被成得臣一把抓住，拖到楚国的车上，被押回楚国去了。后来，楚成王觉得抓了宋襄公也没什么用，就把宋襄公放回去了。从那时起，宋襄公对楚国怀恨在心，但是由于楚国兵强马壮，也没什么办法出气。宋襄公听说郑国最积极支持楚国为盟主，就想讨伐力薄国小的郑国，出出胸中恶气。过了不久，郑文公去楚国拜会楚成王。宋襄公认为是个机会，不顾公子目夷与大司马公孙固的反对，出兵伐郑。郑文公知道消息后，求救于楚成王，楚成王答应来救援郑国。楚成王没有直接去救郑国，却统领大队人马直接杀向宋国。宋襄公这下慌了手脚，顾不上攻打郑国，带领宋军星夜往国内赶。待宋军在泓水边扎好营盘，楚国的兵马也来到了对岸。公孙固对宋襄公说：“楚军到此只是为救郑国，咱们已经从郑国撤军，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咱们兵力小，不能硬拼，不如与楚国讲和算了。”宋襄公却说：“楚国虽然人强马壮，可缺乏仁义，我们虽然兵力单薄，却是仁义之师。不义之兵怎能胜过仁义之师呢？”宋襄公又特意做了一面大旗，并绣有“仁义”二字。要用“仁义”来战胜楚国的刀枪。到了第二天天亮，楚军开始过河。公孙固向宋襄公说：“楚军白日渡河，等他们过到一半，我们杀过去，定能取胜。”宋襄公却指着战车上的“仁义”之旗说：“人家连河都没渡完就打人家，那算什么仁义之师？”等到楚军全部渡完河，在河岸上布阵时，公孙固又劝宋襄公说：“趁楚军还乱哄哄地布阵，我们发动冲锋，尚可取胜。”宋襄公听到此话不由骂道：“你这个人怎么净出歪主意！人家还没布好阵，你便去打他，那还称得上是仁义之师吗？”宋襄公的话才说完，楚军已经布好阵，列队冲了过来。宋襄公倒是勇猛，冲在最前面，可却大败，自己重伤而死。可见，宋襄公是一个没有学习透彻的人—有当领袖的强烈意愿，但是缺乏领袖的决策个性。教条主义害死人呀！没有约束的王气与套子中的霸气：刘邦与项羽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感到不快的一幕就是看似混混的刘邦战胜了似乎雄才大略的项羽。项羽是个贵族，是个英雄；刘邦是个平民，是个流氓。从总体上看，项羽的能力好像挺强的，而且非常勇敢，在灭秦和楚汉战争中，项羽几乎是战必胜，攻必克。那刘邦会干什么呢？没有一座城池是刘邦攻下来的，没有一个计谋是刘邦策划的，没有一场胜仗是刘邦指挥的。但是，为什么刘邦会战胜项羽呢？我们先不做仔细的分析，只是看看两个人面对大局时候的决策选择就明白了。当时有这么一幕：就是两军处于对峙状态的时候，项羽攻刘邦不下，就在军前架起了一口大锅，把刘邦的父亲刘太公五花大绑地推到了阵前，然后喊话：“刘邦，你再不投降，我就把你爸下油锅了！”刘邦不紧不慢地说：“呵呵，项老弟，别忘了，我们两个在怀王手下的时候有个什么约定呢？咱俩是约为兄弟。咱俩既然是兄弟，我爸就是你爸。你要是打算把咱们的爸爸煮了，别忘了给哥哥留碗肉汤喝！”项羽一看，这小子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气得没办法，又下不了手，不能让刘邦这小子拿到什么把柄。在楚汉战争的关键时刻，项羽的套子思维更加明显了。当他被刘邦、韩信他们团团围在垓下的时候，他不是考虑接下来的战争该如何进行，而是惦记着两件事情：一个是他的宝马，一个是他的美人—他的乌骓马，他的虞姬，该怎么办？于是他在帐篷里点起火把，设下酒宴，又把虞姬请出来，自己拔剑起舞，咏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怎么办？怎么办？项羽唱着唱着流下眼泪，随从们都不敢抬头看，不敢仰视。一个将军，一个统帅，一个霸王，在战争的最后关头想到的不是天下，不是战争，不是事业，是宝马和美人。各位，您想，他还有救吗？实际上，鸿门宴一事早已证明了这小子不堪大用、徒有其表！是非与利弊：有限理性的帝王决策恩格斯说过一句话：当真理触犯利益的时候，也是谬误。这一句实际上讲的是很多人面对利益的时候是如何决策的。在历史上的一幕幕决策瞬间，一个成功的帝王似乎都有着这样的思维。对此，韩非有过明确的论述：“世主美仁义之名，可不察其实，是以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也就是说，君主的决策行动不能拘泥于所谓“仁义”而失去机会、丢掉前途！那么，是不是说，这些帝王们就没有是非观念了呢？错！他们的是非观念不同于一般的世俗是非观，关键时刻他们头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符合长远利益的是非。这种抉择来源于人们所占的位置与要完成的使命以及对于是非观的理解。他们的这种利弊得失并不是不择手段，否则就变成了暴君！秦始皇、隋炀帝不就是走上了这条道吗？中国古代的优秀帝王都充分地认识到，通过取得民众的支持来获取自己的统治利益。这是其判断利弊得失的重大是非观。为此，开明帝王都很注意制定适合民心民意的决策。《尚书?盘庚篇》说“罔不唯民之承”，就是要顺承人民的心理和意见去办事。“视民利用迁”，就是根据民利迁都迁邑，就是要求商统治者在实际行动上也注意顺应民心。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观察，这实际上是帝王作为理性人决策的必然结果，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看来，理性人的决策方式就是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其决策思维的原则是“边际主义”，也就是衡量决策形成的行为是否在代价最小的情况下获得了利益最大化。尽管，西蒙认为纯粹的理性人是不存在的，“有限理性”才是决策的基本原则，帝王的“有限理性”决策（在信息非常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的理性决策）仍然是依靠利益最大化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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