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出版印刷业的“外向化”
所谓外向化，是我在一部在海外出版的拙作中创造出来的一个名词[28]，意思是一个地区工农业生产所需的原料（以及肥料、燃料、材料等）要依赖外地供应源，而其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则要依赖外地市场。这种外向化表现了较高水平的商业化，因此一个产业部门的外向化水平的高低也更充分地体现了该部门生产的商业化水平的高低。而就是在明清时期，江南出版印刷业的外向化水平有明显的提高。
（一）原料输入
出版印刷业的主要原料是纸张。虽然江南造纸业在明清时期颇有发展，但是由于需求增长更快，因此仍然不得不从外地输入纸张。对于江南纸张的输入情况，吴承明、范金民已有颇多研究[29]，兹亦主要依据他们的研究进行归纳。
明清江南从外地输入的纸张，来源地颇广，名目也颇多[30]。但是从大宗贸易来看，明清江南输入纸张的主要来源地是皖南、浙东、江西与福建。其中特别是江西和福建，地位更为重要。
皖南的宣纸是著名的名纸，明清徽商、宁国商人将宣纸贩运到江南的记载颇见于史籍。此外也有皖南池州商人将纸运销江南的记载[31]。乾隆三十五年徽商在苏州修建徽郡会馆，皮纸帮是三个发起商帮之一，可见其生意不小。浙东的常山县所产纸也颇为有名，“凡江南、河南等处赃罚［用纸］及湖广、福建大派官纸，俱来本县买纳”[32]。
江西向江南输出纸张的规模比皖南更大。明代松江名笺潭笺（谈笺），就是以江西荆川连纸加工而成的[33]。浮梁的楮皮纸、南昌府的奉新火纸、瑞州府的新昌火纸与表心纸、高安县的青纸等，也运销江南。嘉庆元年江西旅苏各行业商人在苏州共同捐资重修江西会馆，其中就有南昌府纸货众商（捐银７００两）、山塘花笺纸众商（捐银３００两）、德兴县纸货众商（捐银７５两），桐城县纸商（捐银８０两），在捐款的１１个行业的１２个商帮中，纸业商帮就占了４个，捐款总数（共计１，１５５两）也仅次于麻货众帮（１，２００两）[34]。清代中期南京状元境的书坊二十余家，“大半皆江右人”[35]，其纸张供应自然也主要来自江西。
福建在明清时期一直是江南主要的纸张供应者之一。三藩之乱时，福建纸输出受到影响，于是江南纸价骤涨，乱平后方逐渐平落[36]，可见在明代后期和清代初期福建纸之输入对江南纸张供应已有重大影响。康熙六年，旅苏的汀州上杭六串纸帮于在苏州成立了汀州籍纸商会馆－－汀州会馆。直至道光时，福建永安纸商仍活跃于福建与江南之间[37]。
这里特别要说的是，由于江南工业对纸张的依赖日甚，为保证纸张供应，江南出版商还到江西、福建等纸产地去专门订购或包买纸张（即“压槽”）。明代后期江南著名出版商常熟毛氏汲古阁刻书所用纸，“岁从江西特造之”[38]。福建著名的建阳竹纸（建阳扣），自康熙以来，被“吴中书坊每岁以值压槽，禁不外用，故闽人不得建阳扣”[39]。
（二）产品输出
江南出版印刷业的产品不仅畅销本地，而且还大量运售外地。明末毛晋所刻之书，“至滇南官长万里遣币以购毛氏书”，故有“毛氏之书走天下”之说[40]。不过比起通俗文艺作品及时文选本等畅销书籍来，汲古阁所刻之书的销路又差多了。到了清代，江南出版的畅销书的输出，成了一项重要的生意。反映乾隆时代山东民情的小说《醒世姻缘传》，其第三十三回说：“这穷书生有什么治生的方法？只有一个书铺好开。拿上几两本钱，搭上一个在行的好人夥伴，自己亲身子到苏杭买了书，附在船上。……沿途又不怕横征税钱，到了淮上，又不怕那钞关主事拿去拦腰截断了平分，却不是一股极好生意？……至于什么缎铺、布铺、紬铺、当铺，不要说没这许多本钱，即使有了本钱，赚来的利息还不够为官府赔垫”。《儒林外史》第十八回中，书坊文瀚楼主人雇不第举子匡超人批点一部考卷，说：“我如今扣著日子，好发与山东、河南客人带回去卖。若出的迟，山东、河南客人起了身就误了”。第二十回中匡超人对人说：他选点的时文，“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著买，只愁买不到手”。
除了国内各地外，江南书籍还大量输往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等邻国，其数量也相当可观。特别是日本，已成为江南书籍的重要市场。在此方面，除了吴枫、山脇悌二郎等的研究外[41]，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大庭修的研究。从他的研究中可以看到：１８世纪初期江南向日本的书籍输出规模颇为惊人。例如１７１１年（日本正德元年）到达长崎的中国商船共５４艘，其中有６艘载有书籍，各船载书数量为：１５号南京船－－９３箱，５１号南京船－４０箱，２５号南京船－１箱，１９号宁波船－４箱，３７号宁波船－１箱，１０号宁波船－２部。次年到达长崎的中国船中，载书船的数量略有增加，其中４０号南京船载书８２箱，５７号南京船载６７箱。有意思的是，在此时期到达长崎的载书船基本上是南京船与宁波船，福州船不见有载书之例，而广东船载书也只是例外情况。在南京船与宁波船中，宁波船载书数量很少，多则数箱，少则数部，因此大量运载书籍到日本的基本上是南京船。日本当局鼓励中国书籍进口，１６９１年（日本元禄四年）曾向长崎的“唐船头”（中国商船船长）发出求购中国书籍的命令，“若明年出船渡海，应载来书籍等物”。１７０９年（日本宝永六年）还具体指定了购书内容。因此尽管清代政府有时对中国书籍输出日本有限制，但是输日书籍数量仍在不断增加。例如据日本方面的记载，在前述正德元年到达长崎的２１艘南京船和１４艘宁波船中，载有书籍的船只总共是６艘（南京、宁波船各３艘）；而到文化元年（１８０７年），进入长崎港的１１艘船中就有１０艘载有书籍[42]。从上述５１号船所载书籍目录来看[43]，南京船运载到日本的书籍，主要为经学、文学、历史、医学、本草等书籍（其中以文学类尤多），与江南流行的书籍无大差别。这些书籍都是在江南（特别是南京、苏州、杭州）印刷出版的。大庭修认为从航行天数计算，从南京到北京的航程与从南京到长崎的航程大致相等，由此而言长崎在获得江南书籍方面的便利堪与北京匹敌[44]。
从以上讨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明清江南出版印刷业所需要的纸张，越来越严重地依赖输入，而所生产的书籍则越来越多地销往外地。因此江南的出版印刷业的外向化水平也日益提高，日益成为一个“两头在外”的产业部门。这一点，也有力地证明了明清江南出版印刷业商业化水平的提高。
以上四个变化，表明江南的民间出版印刷业在明清时期有了重大发展，到了清代中期，已不再是一个生产能力狭小、仅只为官府和上层社会服务的行业，而变成了一个按照近代以前的标准来看是非常商业化的产业部门。由于出版印刷业的特殊功能，因此上述变化，不仅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特点，而且对于我们深入探讨明清江南的社会生活与大众文化的变化，都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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