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伯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经济研究所）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内容提要:本文重点考察明清江南的商业化出版印刷业.本文提出:一,在明代,官营出版印刷业在江南出版印刷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到了清代,则是私营出版印刷业占有绝对的优势.二,明清江南出版印刷业出现了重要的技术进步,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活字印刷的推广,其次是彩色印刷技术的出现与改进.三,在明代初年,政治性和教化性读物在江南出版印刷业产品中占有很高比重.明代中期以后,以牟利为目的,面向广大中下层社会民众的商业化出版印刷业日益发展,到了清代则已成为江南出版印刷业的主流.四,明清江南出版印刷业的发展出现了"外向化"的趋势,即生产所需的原料(纸张等)要依赖外地供应源,而其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印刷品)则依赖外地市场.以上四个变化,表明江南的商业化出版印刷业在明清时期有了重大发展.
关键词:明清江南出版印刷业
出版印刷业是明清江南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1]。关于这个部门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情况，学界已有颇多研究[2]。这里不拟重复前人已做的研究，只想重点考察他们较少涉及的一个方面，即民间以牟利为目的的商业化出版印刷业。这种出版印刷业主要面向广大中下层社会民众，印刷物五花八门，无所不有。
江南在宋代就已在中国的出版印刷业中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但还不是最发达之地。到了明代，情况丕变。江南出版印刷业的主要对手一直是福建建阳，但后者万历以后逐渐衰退。因此到了明末，江南出版印刷业在全国已独占鳌头[3]。而在江南，出版印刷业又主要集中于苏、杭、宁三大城市以及湖州、无锡、常州、松江等城市。谢肇淛说：天下刻书最精者，为南京、湖州和徽州[4]，江南即占其二。胡应麟说：“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而苏、杭、南京占其三。其中，“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荟萃焉。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赵弗与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绝寡，虽连楹丽栋，搜其奇秘，百不二三。盖书之所出，而非所聚也”[5]。如此说来，仅只苏州和南京所刻之书，就已占全国出售之书的十分之七，而且江南也因此而成为书籍的主要输出地区。清代江南出版印刷业比明代更盛，一直保持着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大体而言，在明清时期，江南出版印刷业出现了四个重大变化。
一、官营与私营出版印刷业的消长
在明清时期，江南的出版印刷业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即：在明代，官营出版印刷业在江南出版印刷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到了清代则私营出版印刷业占有绝对的优势。这一消长，对江南出版印刷业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这一变化，集中地表现在坊刻的兴起以及官刻与家刻的蜕变上。明清江南出版的书籍，官府所刻者称为“官刻本”，私家所刻者称为“家刻本”，而书坊所刻者则称为“坊刻本”。在明代，大体上官刻与家刻多是非营利的，而坊刻则完全是为牟利。但是到了清代，前两者的非营利色彩也日益淡薄，逐渐演化商业化的出版事业。
明初南京因系全国政治中心所在，故有大量政治性及教化性印刷品刊出。这些印刷品主要由官营机构刊出，因此官营出版印刷业十分发达。例如洪武初年亲王之国，朱元璋赐给他们大量书籍，其中仅词曲一项，就赐予每王１，７００本，二十余王共４万余本。这些都是在南京刻印的。洪武朝刊刻大藏经，刻板多达５７，１６０块，藏于大报恩寺，称为《南藏》。南京的宝钞局，更有钞匠５８０名，在局印制宝钞[6]。
永乐北迁后，南京作为留都，还保留了一部分官营出版印刷业。留都各部门继续印刷各种书籍，如南京礼部嘉靖间刻《明伦大典》，万历间刊《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南京都察院、大理寺、会同馆各刻书一、二种。应天府（南京）刊《茅山志》、《南畿通志》、《句容志》、《文公家礼仪节》等１０种。但是印书最多的官营印刷机构，却是南京国子监（即南监或南雍）。南京国子监从成立之初，就不仅接收了元代集庆路儒学旧藏的各路书板，而且还从地方上收取书板。如洪武八年（１３７５年）取元庆元路王应麟著《玉海》板；以后又差人往取广东布政司成化间所刻《宋史》板。永乐北迁后，这些书板仍然留在南监。至嘉、万时，监中所藏二十一史，板多漫漶，原板脆薄，剜补即脱落。嘉靖七年（１５２８年）南监祭酒张邦奇等奏，以为“莫若重刊。又于吴下购得辽、金二史，亦行刊刻、共该用工价银一千一百七十五两余，刷印等费不在数内”。万历初以赎款重梓《梁书》。所以南监二十一史有宋、元旧板、又有重刻新板。宋蜀刻七史残板，至清嘉庆江宁藩库失火，几历七百年始被毁。南监汇编刊印二十一史，又刊印《通鉴》、《通鉴纪事本末》、《通鉴前编》、《通鉴纲目》、《通志略》、《古史》、《南唐书》等，以及《通典》、《文献通考》等要籍。万历初又出版了《子汇》２４种。南监还出版了虞世南、欧阳询、赵孟頫写的《百家姓》、《千字文》等法帖９种，以供临摹学习。其出版的科技书有《天文志》、《营造法式》、《农桑撮要》、《农桑衣食》、《栽桑图》、《算法》、《河防通议》等；医药书有《大观本草》、《脉诀刊误》、《寿亲养老新书》。南监所印之书甚多，据黄佐《南雍志》卷十八经籍考下篇“记刻样本末”中所记，著录约二百种左右，分制书、经、子、史、文集、类书、韵书、杂书；石刻９类，并于每书下注明存板或好板、坏板、断板、裂破模糊板面数。周弘祖《古今书刻》南京国子监著录２７１种（其中“制书”类改作“本朝书”，凡１３种），杂书最多，共９１种，次为普通经书、史书、诗文集子书各数十种。此外还应指出的是，南监补刊正史，不特有近百名监中学生写字、校对，又有学生亲自刻字的。这种学生实际参加书籍出版的情况，是宋代、清代的国子监所没有的[7]。到了清代，虽然江南官府依然出版一些书籍和文告，但官营出版印刷业已经衰落，与明代不可同日而语矣。此时私营出版印刷业早已取代了官营出版印刷业的地位，成为江南出版印刷业的主力。
明清江南私营出版事业发达的一个有利条件，是江南汇集了全国主要的私家藏书和私人藏书家，因而不仅拥有丰富的书籍资源，同时也拥有众多的书籍爱好者。清人孙从添说：“大抵收藏书籍之家，惟吴中苏郡、虞山［常熟］、昆山，浙中嘉、湖、杭、宁、绍最多”[8]。其中常熟毛氏汲古阁最为人羡称。毛晋以高价大量求购各种善本书籍，积书多达八万四千册。为了与天下人分享这些资源，毛晋不惜耗费重金，在家设立“印书作”，大量刻印书籍。据其子毛扆回忆，到毛晋过世之前，其家所藏书板已超过１０万片。虽然毛晋并未求牟利，但是在他殁后，毛扆说“其板归叔兄，今质于他所”[9]。这些书板被典押出去之后最终归宿不明，但是最大的可能是被用于商业化印刷，因为象毛晋那样有钱而又甘愿为古籍传播贡献出一切的人士，终归是很少的。许多家有藏书的文人，即使自己无力刻书牟利，也往往与书商联手。例如冯梦龙（吴县人）在其编辑的《绣像古今小说》的序中说：“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凌蒙初在《初刻拍案惊奇》序中则说：“肆中人见其［冯氏所编小说］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书而衡之，……因取古今来……可新听佐诙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即《初刻拍案惊奇》），交书贾刊出。
早在明代中期，江南私营出版印刷业就已有颇大发展。从明人彩绘的《南都繁会图》卷可看出南京市面繁荣的情况，有“刻字”、“镌碑”等市招。胡应麟说：“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10]。所以有的书坊就写上“三山街书林”或“三山书坊”等字样。张秀民根据诸家目录及原本牌子，考得有５７家，稍少于建阳而多于北京。南京书坊以唐姓十二家为最多，次为周姓八家[11]。乾嘉时的南京有私营书坊二十余家，“大半皆江右人。虽通行坊本，然琳琅满架，亦殊可观”[12]；“雕引书板，海内资之，粗者多而精者亦不乏”[13]。苏州书坊更多。在明代苏州府附郭县――吴县与长洲县，据张秀民整理的资料，已知的书坊就有３７家，而且几乎都集中在阊门一带[14]。康熙十年出版印刷业主成立了同业公会崇德公所[15]。道光时苏州印刷品“贸易四方”[16]，同时更发生了严重的劳资纠纷，不得不告官解决[17]。
二、印刷技术的进步
明清江南出版印刷业出现了重要的技术进步。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活字印刷的推广，其次是彩色印刷技术的出现与改进。
活字印刷术未见用于明代江南官营出版印刷业中，因此可以说是私营出版印刷业中特有的现象。这一现象大约出现于明代中期，主要是用木活字板。胡应麟说：“活板始宋毕升，以药泥为之，今无以药泥为之者，惟用木称活字云”。魏崧说：“活板始于宋，……明则用木刻”。龚显曾则说：“明人用木活字板刷书，风乃大盛”[18]。活字印刷比雕板印刷效率高，费用低。明代嘉定徐兆稷借得活板，印了其父徐学谟的《世庙识余录》。兆稷在序（牌子）中说：“是书成凡十余年，以贫不任梓，仅假活板，印得百部，聊备家藏”[19]。由此可见活字印刷确实比雕板印刷便宜。活字印刷的这种优越性已为江南出版界人士所熟知。著名的出版家华珵就是一例。他虽然以木板雕印宋人左圭编的丛书《百川学海》而闻名，但也积极追求活字印刷，“逾七十，而好学过于弁髦，又制活字板，择其切于学者亟翻印以利众，此集之所以易成也。自沈梦溪《笔谈》述活板法，近时三吴好事者盛为之；然印有当否，则其益有浅深”[20]。祝氏认为华珵利用活字板，所以出书很快，而选印的宋著名诗人陆放翁的《渭南文集》《剑南续稿》等，也是深有益于人的。康熙《无锡县志》卷二十二也说：华珵“又多聚书，所制活板甚精密，每得秘书，不数日而印本出矣”。这充分说明活字板的优越性[21]。
明代江南私人藏有活字板者不少。例如南京国子监生胡旻有“活字印”，正德十三年（１５１８年）曾有人借它摹印《庄子鬳斋口义》。万历时南京拔贡李登用家藏“合字”印其自己的著作《冶城真寓存稿》数百本，以赠送朋友。所谓“合字”或“活字印”，即为活板字。民间书院有活字板也起于明代。常熟人钱梦玉，曾以东湖书院活字印行其师薛方山中会魁的三试卷[22]。明代江南木活字流行的范围，除上面提到的南京、嘉定、常熟等地外，还有苏州、杭州等地，而以苏州一带为较盛[23]。
除了木活字，还有铅活字和铜活字。我国创用铅活字，首见于明代常州。可惜明代常州铅印本没有传下来。使用铜活字印书比铅活字普遍。明代中期南京张氏就使用铜活字印书，其印本流传下来者有《开元天宝遗事》一种。常州也有铜板，称“常州铜板”，当时颇为有名，但未见流传下来，今日可知者，只有嘉靖间开州人藏书家晁瑮见过《杜氏通典纂要》、《艺文类聚》两种[24]。在苏州，明代有金兰馆、五云溪馆、五川精舍、吴郡孙凤等各家印书，过去藏书家著录，均作为铜字印本。常熟周堂曾用福建书商游榕、饶世仁的铜字排印《太平御览》一百余部。以上诸家多在今苏州一带，正如祝允明所说的“近时三吴好事者”。明唐锦《梦余录》谓“近时大家多镌活字铜印，颇便于用”。铜字印刷方便，已为一般人所公认了[25]。最有名的铜活字使用者，是无锡出版家华燧与安国。
华燧（１４３９－１５１３年），华珵之侄，字文辉，号会通，“少于经史多涉猎，中岁好校阅异同，辄为辨证，手录成帙。……既乃范铜板锡字，凡奇书艰得者，悉订正以行，日：‘吾能会而通之矣’”[26]；“既而为铜字板以继之，曰‘吾能会而通矣’，乃名其所曰‘会通馆’。……君有田若干顷，称本富，后以劬书故，家少落，而君漠如也[27]”。他自己说：“始燧之为是板也，以私便手录之烦，今以公行天下”；又说：“燧生当文明之运，而活字铜板乐天之成”[28]。当时有人打算把《朱诸臣奏议》重新刻板，而怕费用浩大，就请“会通馆活字铜板印正，以广其传”，在弘治三年（１４９０年）印成５０册。这次因为试印性质，对于金属活字不易受中国墨的技术问题，尚未解决，所以墨色不好，模糊邋遢，沾手便黑，有的字只印出一半，排的参差不齐。因为只有一副活字，因此正文和小注，不分大小，每行双排，看起来正大像小注。又校勘不精，脱文误字，每卷都有，印刷质量不高，但恰是我国现在所知最早的金属活字印本。过了两年他又印宋代类书《锦绣万花谷》。这部书用小字印的称“华家小铜板”用大字印的称“大铜板”。后来他又陆续印行卷峡浩繁的《百川学海》、宋潘自牧的《记纂渊海》、谢维新的《古今合壁事类前集》等。他自己的著作《九经韵览》、《十六史节要》也用铜板印行。正德元年（１５０６年）又印了《君臣政要》与《文苑英华辨征》等。他印的书，版心下方有“会通馆活字铜版印“字样，多为白纸大本，有的纸张拼接印刷，或直接，或横接，粘成一页。会通馆印书可考者约１５种，除《毛诗白文》为木刻外，余均为活字铜板。其中《宋诸臣奏议》、《锦绣万花谷》、《容斋五笔》、《文苑英华纂要》、《百川学海》、《音释春秋》、《九经韵览》、《古今合壁事类前集》等八种，出版均在弘治十三年（１５００年）以前，相当于欧洲１５世纪的“摇蓝本”，在印刷史上显得特别珍贵。过去外国学者称宋板书为“中国的摇篮本”，其实宋本为木刻，与欧洲金属活字摇篮本，有本质上的不同。中国印本书有此资格者，也只有上述华燧印的８种而已。
华燧的亲侄华坚也印书。华坚字允刚，事迹不详，其所印书多有“锡山兰雪堂华坚允刚活字铜板印行”牌子，或刊语，又有“锡山”两字圆印及“兰雪堂华坚活字铜板印”篆文小印。兰雪堂印有唐人类书《艺文类聚》及汉蔡邕的《蔡中郎集》、唐白居易的《白氏文集》、元稹的《元氏长庆集》等。《艺文类聚》有华坚的儿子华镜正德十年写的后序。虽然《蔡中郎集》据说“前后错杂，至不可句读”，但近代藏书家对兰雪堂印本还是颇有好评。各书因为一行内排印两行，被称为“兰雪堂双行本”。兰雪堂本多注明活字铜板字样。此外还有被称为“华家铜板”而不知何家所印者，有《史鉴》、《盐铁论》两书。无锡华家铜活字印书多，出版快，虽因校勘不精，为世诟病，而在创用铜活字方面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与华家同样著名的，又有无锡安氏。安氏家族主要人物安国（１４８１－１５３４年），字民泰，自号“桂坡”。他以布衣起家，是当时中国最富有的人，号称“安百万”。他喜欢购买古书名画，以至充栋，曾说“积金诲愚，积书诲明”，并“铸活字铜板，印诸秘书，以广其传”[29]。其印书多在嘉靖初年，只有河北《东光县志》印于正德十六年（１６２１年）。东光人廖纪在南京做吏部尚书时，听说安国家有活字铜板，就托他印自己所修的《东光县志》。这部正德《东光县志》，可以说是我国惟一用铜活字印的方志，可惜早已失传了。嘉靖十年（１５３１年）俞泰跋安国所刻《初学记》，说他“经、史、子、集，活字印行，以惠后学，二十年来无虑数千卷”。安氏印书虽较华氏诸家略晚，而比欧洲印刷术第一次传人新大陆的墨西哥（１５３９年）及俄国的莫斯科（１５６３年）还是要早些。安氏活字印的板心上方每页有“锡山安氏馆”五字，而木刻本《初学记》则注“安桂坡馆”四字。《初学记》、《颜鲁公艾集》，除铜字印外，又均有刻本。此外用活字印的又有《魏鹤山集》、《石田诗选》等。清钱谦益《春秋繁露》跋说：“金陵本伪舛，得锡山安氏活字本校改数百字”。可知他印的还是比较认真。他的出版品用白纸或黄纸，有的印张也是拼接而成，这是明代流行的用纸节约的风气。装订方面用当时盛行的包背装，外皮蓝纸，有印好贴上的书签，这是仿照南宋的旧法。安氏印的《鹤山大垒集》每页边框外有大字“宙七十二”、“洪七十三”、“独七十四”等千字文编号，因全书共一百零九卷，印张较多，虽每卷已有页码，为便于折叠装订，故又用这些字号。此与西洋印本有时有纸上装订用的折叠号码相类似，在我国印本书中殊为罕见[30]。
到了清代，使用活字板印书更为普遍。袁栋说：“印板之盛，莫盛于今矣。吾苏特工，其江宁本多不工。……今用木刻字，设一格于桌，取活字配定，印出则搅和之，复配他页。大略生字少刻，而熟字多刻，以便配用”。江南人赵翼说：“今世刻工有活板法，亦起于宋时，……但宋时犹用泥刻字，今则用木刻，尤为适用耳”。木活字印书成为时尚，直到清末仍然通用。而木活字也成为一种动产，不仅可以借用，而且可以典当、出卖、馈赠。这些活字或为书坊所有，或为谱匠所有，皆以盈利为目的[31]。
清代江南官府也使用活字印书，如吴门节署本等，但不多。民间使用则十分广泛，有名者如苏州徐氏灵芬阁、岝萼山房，南京倦游阁、宜春阁，嘉兴王氏信芳阁，常州谢氏瑞云堂等。藏书家和名人私人印书使用木活字者也不少，如嘉庆时常熟张金吾从无锡得到十万余枚活字，排印自己的著作《爱日精庐藏书志》，又印行《续资治通鉴长编》（５２０卷），用了１６个月时间，印成１２０册[32]。除了书籍之外，木活字还普遍用于印刷宗谱，因此清代十分之六七的家谱都用木字排印。常州、无锡印工在清代最负盛名，以致有四川人把宗谱稿本寄到常州排印。安徽人更将省立的官书局――曲水书局，设立在常州龙城书院[33]。
清代铜活字板印书也还有。如常州活板仍颇享盛名，咸丰八年（１８５８年）徐隆兴等九修《毗陵徐氏宗谱》三十册，即为铜字印本。咸丰二年吴钟骏在杭州任上，借用当地的“聚珍铜板”印行其外祖父所著《妙香阁文稿》等。更为有名的是吹藜阁铜字板。其印本有《文苑英华律赋选》，在书名页与目录下方及卷四终未行，均有“吹藜阁同板”五字[34]，卷端则题“虞山钱陆灿选，门人刘士弘订”，并有康熙二十五年（１６８６年）钱氏写的自序。该序说：“于是稍加简汰，而授之活板，以行于世”。虽然没有说明活板是自己的或借用别人的，但是由此可推知该板可能为苏南一带产物。吹藜阁本《文苑英华律赋选》比《古今图书集成》要早四十年，是现在所知清代最初的铜字本。书凡四册，黑口，四周大单边。字为笔写体，也就是所谓“软字”或“今体”，楷书流利悦目，印刷清楚，体现了很高的印刷水平[35]。
明清江南出版印刷业中的另外一项重要技术进步是彩色套印技术的出现。明代江南书坊中采用套印的不多，只有天启元年（１６２１年）种文堂《苏长公密语》为两色套印本，但是南京却出见了最出色的彩色套印。住在南京的艺术家安徽人胡正言，于明末用五彩套印《十竹斋画谱》、《笺谱》，不论花卉羽虫，色彩逼真，栩栩如生，成为学画的范本[36]。这项进步开创了我国套色彩印的先河。
三、大众读物出版印刷的发展
由于出版印刷业的产品具有“教化”和宣传的功能，因此其性质与其他工业部门的许多产品颇有不同。因为这个原因，出版印刷业在明清江南受到官府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控制与干预，因此其商业化的发展也与其他工业有所不同。在明代初年，政治性和教化性读物是在江南出版印刷业产品中占有很高比重[37]。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商业化的出版印刷业才发展了起来，而到了清代则已成为江南出版印刷业的主流。这类商业化出版印刷业主要是印制销路广大的大众读物，包括通俗文艺作品、通俗实用读物、童蒙课本、时文选本、年画、日历及迷信用品等。下面就分类简述之。
（一）通俗文艺作品
早在明代，江南小说曲本出版已颇盛。南京书坊即已大量印刷此类读物，著名书坊如唐氏富春堂、世德堂、广庆堂、文林阁、陈氏继志斋等，都印行小说曲本，并延请建阳、徽州工匠，为所印之书鐫刻插图[38]。据张秀民与李致忠统计，明代南京唐姓、周姓刻书坊最为有名，所刻戏曲本子可能达二三百种，超过以数量众多而著称的建阳坊本[39]。其中万历间唐氏各家除刻医书、经书、文集、尺牍、琴谱外，又刻了很多戏曲。其中以唐对溪富春堂为最多，据说有百种。现存者有《管鲍分金记》、《三顾草庐记》、《吕蒙正破窑记》、《岳飞破虏东窗记》、《张巡许远双忠记》、《商恪三元记》等约３０种。世德堂又刻有《赵氏孤儿记》、《五伦全备忠孝记》、《双凤齐鸣记》、《荆钒记》、《拜月亭题评》等共１１种。有的书一刻再刻，如继志斋刻《玉簪记》。
金陵书林除大批出版戏曲外，还出版了许多小说，如世德堂刊出《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周氏大业堂刊出《西晋志传题评》、《东晋志传题评》、《新刊出像补参采史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兼善堂刊出《警世通言》，聚奎楼刊出笑话集《谚浪》，万卷书楼刊出李卓吾订正的《三国志传》，等等。有的一书有多家书坊出版，如《西游记》有荣寿堂本，又有唐氏世德堂本，称《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
为迎合读者的喜好，一般戏曲小说都出像、出相，或称全像、全相。过去建阳坊本多为上图下文，图画扁短横幅。南京本改为整板半幅，或前后页合拼成一大幅，图像放大，线条粗放，多饶古趣。唐振吾广庆堂、陈氏继志斋图画渐趋工丽。金陵人瑞堂本《隋汤帝艳史》工极巧，则出于徽派板画工住在杭州的黄子立（建中）之手。胡贤刻《帝鉴图说》、奎壁斋本焦雄《养正图解》、大盛堂本《出像增补搜神记》都有插图[40]。湖州凌氏印书滥恶，但刻“《水浒》、《西厢》、《琵琶》及《墨谱》、《墨苑》等书，反覃精聚神，穷极要渺，以天巧人工，徒为传奇耳目之玩”[41]。
在江南通俗文艺读物中，要强调的是世情小说。明中叶到清初是世情小说出版的第一个**时期，而清中期则是第二个**时期。世情小说的两大流派――艳情小说与才子佳人小说都大量出现，其他小说如讲史小说、拟市人小说等，也日益与世情小说合流[42]。这种世情小说因为贴近中下层民众的生活，并且较多了反映小市民阶层的趣味，所以在当时的社会上有极大的读者群。特别是艳情小说，其种类之多，格调之低，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托名江南著名文人李渔著的著名**《肉蒲团》，其作者就公开说：“这部小说惹看极矣。吾之书成之后，普天之下无一人不买，无一人不读，所不买不读者惟道学先生耳。然而真道学先生未有不买不读者，独有一种假道学，要以方正欺人，不敢买去读耳。抑又有说：彼虽不敢自买，未必不倩人代买读之。虽不敢明读，未必不背人私读耳”。清代江南才子佳人小说《吴江雪》第九回也说：“原来小说有三等，……［下等小说］无非说牝说牡，动人春兴的。这样小说世间极多，买者亦复不少，书贾借以觅利”。清代文禁甚严，顺治九年、康熙四十八年及五十三年、乾隆元年、嘉庆七年、十五年与十八年，朝廷都曾颁布法令，对“坊肆小说淫词”加以“严查禁绝”、“通行严禁”[43]。但这类小说却越禁越多。到了道光十四年二月，连皇帝也不得不在上谕中承认：“近来传奇、演义等书，踵事翻新，词多俚鄙，其始不过市井之徒乐于观览，甚至儿童妇女莫不饫闻而习见之，以荡佚为风流，以强梁为雄杰，以佻薄为能事，以秽亵为常谈”[44]。这类色情小说不仅在有闲阶级中，而且在小市民中，都有广大读者群。此外，宣扬色情内容的图象读物春宫等，在各阶层民众中也有广大市场。例如印制低劣的春宫，价格低廉，随处可得，广泛传布于不识字的下层民众之中[45]。由于各种色情读物销路良好，因此其出版也成了书贾牟利的手段。利之所在，人尽趋之。无怪乎官府禁之于上，道学家抨击之于下，书坊却照样刊行不误。
在明清时期，江南在城市化、商业化水平以及人民生活水准、识字率等方面，都高居中国各地之首。因此这类反映小市民趣味的世情小说，也大多出于江南书坊，以至江南成为当日“**”和其他民间通俗读物的渊薮。像嘉庆十五年六月御史伯依保奏请销毁**时列举的**代表作《如意君传》、《浓情快史》、《株林野史》与《肉蒲团》，大多为江南文人编写并由江南书坊刊行。因此之故，清代历次**，重点都是江南。康熙时江苏巡抚汤斌就曾痛斥“江苏坊贾，惟知射利，专结无学之徒，编纂小说传奇，宣淫诲诈，备极秽亵，绣像镂版，极巧穷工”；因此下令：“若淫词小说戏曲，……将书板立行销毁，刊刻发卖者一并治罪”。但此禁并未有效执行，故至乾隆时，又是“吴中坊贾，编纂小说传奇，绣像镂版，宣淫诲诈，败坏人心”[47]。同治时，丁日昌在江苏禁毁“淫词小说”，开出的书目竟多达２６８种。可见江南此类读物出版之盛。
注释
[1]本文中的明清时期，仅包括１８５０年以前。本文中的江南地区，其地理范围，我已作过界定，包括明清的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见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刊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１９９０年第４期）。本文中所说的出版印刷业，内容广泛，不仅包括书籍的出版印刷，而且还包括其他所有文字与图案的出版印刷。
[2]例如沈燮元：《明代江苏刻书事业概述》，刊于《学术月刊》（上海）１９５７年第１期；张秀民：《元明两代的木活字》，刊于《图书馆》（北京）１９６１年第１期，《明代的铜活字》，刊于《图书馆》（北京）１９６１年第４期，《清代的铜活字》，刊于《文物》（北京）１９６２年第１期，《清代的木活字（１６４４－１９１１）》，刊于《图书馆》（北京）１９６２年第２、３期，《明代南京的印书》，刊于《文物》（北京）１９８０年第１１期，《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李致忠：《明代刻书述略》，刊于《文史》（北京）第２３辑；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北京）１９８５年，第４章第６节《造纸业和印刷出版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１－４２页；等等。
[3]大庭修：《江户时代日中秘话》，中译本，中华书局（北京）１９９７年，第６１－６２页。
[4]《五杂俎》卷十三事部一。
[5]《少室山房笔丛》卷四。
[6]张秀民：《明代南京的印书》。
[7]以上参阅张秀民：《明代南京的印书》。
[8]孙从添：《藏书纪要》。
[9]毛扆：《春渚纪闻》跋题（收于叶德辉：《书林清话》）。
[10]《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四。
[11]张秀民：《明代南京的印书》。
[12]《白下琐言》卷二。
[13]嘉庆《江宁府志》卷十一物产。
[14]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第３６９－３７２页。
[15]《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７２－７３页。
[16]道光二十五年《吴县**坊印手把持行市碑》（收于苏州历史博物馆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１９８１年，第９７页）。
[17]道光二十五年《吴县**坊印手把持行市碑》。
[18]参阅张秀民：《元明两代的木活字》。
[19]徐学谟初名学诗，约卒于万历初，年七十三。曾做过礼部尚书。全书二十六卷，记载了明世宗嘉靖一朝的掌故，富有史料价值，约印于万历初期。兆稷字孺毅，是学谟的次子，国子生，以诗文名。
[20]祝允明（枝山）：《渭南文集跋》。
[21]参阅张秀民：《明代的铜活字》。
[22]《戒庵漫笔》卷八。薛应旂字方山，武进人，嘉靖甲午科举人，翌年联捷成进士，以八股文名于世。唐顺之尝自谓他的时文得之于薛方山。
[23]参阅上引参阅张秀民：《元明两代的木活字》。具体例子如弘治十七年（１５０４年），苏州刊有《文心雕龙》，长洲县韩氏有《曹子建集》１０卷。丽泽堂印《壁水群英待问会元》９０卷。隆庆三年（１５６９年）海虞黄美中校印王世贞《凤洲笔记》２４卷。明季魏显国纂《史书大全》５２０卷，刊于杭州，印有百部。
[24]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
[25]参阅张秀民：《明代的铜活字》。
[26]华渚：《勾吴华氏本书》卷一华燧传（转引自张秀民：《明代的铜活字》）。
[27]邵宝：《容春堂集》会通君传（转引自张秀民：《明代的铜活字》）。
[28]华燧：《宋诸臣奏议序》，《容斋随笔序》（转引自张秀民：《明代的铜活字》）。
[29]《胶山安黄氏宗谱》（转引自张秀民：《明代的铜活字》）。
[30]以上参阅张秀民：《明代的铜活字》。
[31]张秀民：《清代的木活字》。
[32]张秀民：《清代的木活字》。
[33]张秀民：《清代的木活字》。
[34]“同板”即“铜板”的简写（明人又省作“仝板”）。
[35]张秀民：《清代的铜活字》。
[36]张秀民：《明代南京的印书》。
[37]参阅张秀民：《明代南京的印书》。
[38]参阅沈燮元：《明代江苏刻书事业概述》。
[39]李致忠：《明代刻书述略》。
[409]以上参阅张秀民：《明代南京的印书》
[41]《五杂俎》卷十三事部一。
[42]向楷：《世情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杭州）１９９９年，第３－５章。
[43]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九“演义小说”条。
[44]《清宣宗实录》卷二四九。
[45]《鼓掌绝尘》第二十四回《丑姑儿园内破花心，小牧童堂上遗春谱》就说到杭州的一个农村牧童，“曾废（当为费字之误－－引者）了几个钱，买得一本春意儿，将来瞌睡的时节看一看”。其书“是一本小小印现成的春意谱儿，上面都是些撒村的故事”。
[46]《吴门岁华纪丽》卷首《睢州汤文正公潜庵抚吴告谕》。
[47]乾隆《长洲县志》卷十风俗。
（二）通俗实用读物
通俗实用读物，包括各类“通书”、农书、尺牍、旅行指南等。此类书籍的出版，亦大盛于明清。特别要指出的是，由于商业的发达，明清商人专用的小型百科全书如《陶朱公致富奇书》、《万宝全书》、《水程一览》、《示我周行》、《天下水陆路程》、《客商一览醒迷》等，不断推出，一版再版，发行量相当可观。据我在东京几个图书馆所作的版本调查，明清时期的通俗实用读物（特别是商人用书），大多为杭州、苏州等地书坊印行。余英时指出：“商人是士以下教育水平最高的一个社会阶层，不但明清以来‘弃儒就贾’的普遍趋势造成了大批士人沉滞在商人阶层的社会现象，而且更重要的是，商业本身必须要求一定程度的知识水平。商业经营的规模愈大，则知识水平的要求也愈高。即以一般商人而言，明清时代便出现了大批的所谓“商业书”，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知识”[1]。江南是明清中国商业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大量的“商业书”刊行于此，是有深厚的社会背景的。
此外，江南书坊也刻了不少医书，如嘉靖间金陵书坊雷鸣刊《济生产宝方》，赵君耀刻《胎产须知》。又唐氏富春堂刊《妇人大全良方》，集贤堂唐鲤跃刻《丹溪心法》，唐鲤飞样《雷公炮制药性解》，唐少桥刊《大字伤寒指掌图》，唐翀宇镌徐氏《针灸大成》，三多斋刻《针灸大全》、《铜人腧**针灸图经》，文枢堂刻《万氏家钞济世良方》等[2]。
（三）童蒙课本教材
由于大众教育的普及，明清时期童蒙教材的剧增，。首先，仅就明清时期最流行的“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种教材而言，就不断出现模仿、赓续之作，以及注解本，插图本。如《三字经》有《增补三字经》、《节增三字经》、《广三字经》，《百家姓》有《重编百家姓》、《御制百家姓》、《新编百家姓》，《千字文》则有《续千字文》、《再续千字文》、《三续千字文》、《别本续千字文》、《增广千字文》，等等。因此同一书出现了多种不同版本[3]。其次，除了“三、百、千”外，其他童蒙教材也大量刊印。一方面，旧有的教材大量刊印、翻刻与流传（其中最有名的，有《弟子职》、《蒙求》、《童叟须知》等）；另一方面，新编的教材也畅销热卖（如《幼学故事琼林》、《龙文鞭影》以及各种训蒙诗选）。据熊秉真统计，明代以后中国常见的童蒙教材，种类多达百种以上。第三，出现了大量采用故事、歌诀、图本形式的童蒙教材（如《新刻联对便蒙七宝故事大全》、许贯日《新镌注释故事白眉》、《金璧故事大全》、《书言故事大全》、《绘像注释日记故事》、《绘图蒙学歌》等）。第四，除了上述各种带有精英文化痕迹的传统识字教材外，完全出于实用目的的识字教材也大量出现。在这些教材中，有《日用俗字》、《农庄杂字》（后来还出了《绘图农庄杂字》）、《幼学字表》等杂字用书，也有《算学启蒙总括》、《筹算蒙课》等算学教材，还有关于声律、医学、天文、舆地等方面专门知识的启蒙教材[4]。虽然以上各种童蒙课本教材并非都是江南的产物，但是作为当时中国、商业化出版业中心的江南，这些教材的出版也以江南为最多。这类课本教材市场不小，江南商家自然不会坐视不动。因此苏州有名的扫叶山房，除刻印经史子集四部书外，也大量刊印笔记小说，村塾读本等[5]。
（四）时文选本、文士诗文
明清以八股文取士，这种考试虽然有种种弊病，但是从形式上来说却是一种十分规范化的考试方式。由于其规范化，因此相对于以往的考试形式来说，这种考试形式显然更为公平。同时，因为考试内容和形式都较为固定，因此精读范文是成功的最佳捷径，而此前成功者的考卷又是最好的范文。为迎合这种需要，书商便雇人收集以往的中式应试文字，加以选择乃至评点，印刷出版。这类时文选本因出于书坊，故又称为“坊选”。《儒林外史》中的马纯上（马二先生）、匡超人等，就是受雇于书坊的职业选家。由于明清江南科举极盛，因此对此类应试参考书需求量也很大。不仅如此，因为江南是当日中国教育的中心，江南出版的时文选本在外地的名声也很大，因此造成对江南时文选本的更大需求。顾炎武引用杨彝（子常）的话说：“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功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而他书一切不问”。这些书大多出于江南，“至一科房稿之刻，有数百部，皆出于苏杭，而中原北方之贾人市买以去”[6]。
时文选本最早出现于江南，大约是在弘治朝，不过为数尚不多。到了嘉靖朝则大盛，以致李翊说：“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刊本，……今满目坊刻，亦世华之一验也”[7]。上元、江宁为应天府附郭之两县。两县刻有不少八股文，即所谓“时义”。当时有人建议要把这“两县及建宁书坊所刻时义，尽数烧除”。两县所刻时义，与建宁书坊齐名，可见其产量之多[8]。到了清代，愈加兴隆。《儒林外史》中对此多有描写，从中可见当时江南时文出版中心之一的杭州，此项事业规模已颇大。例如该书第十八回中，书坊文瀚楼主人雇不第举子匡超人批点一部考卷，说：“我如今扣著日子，好发与山东、河南客人带回去卖。若出的迟，山东、河南客人起了身就误了。”第二十回中匡超人对人说：他选点的时文，“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著买，只愁买不到手”。由于坊选泛滥，引起国家的重视，清代曾多次颁布禁令禁止坊选本流行，但都无济于事，以致国家甚至考虑自己来精选范文出版。
此外，明清士人，趋名若骛，多有自费印刷文稿，传播士林以求名者。此风又以江南最盛，明清之际小说《鸳鸯针》卷三《双剑雪》，就描写一个山东假名士卜亨，到南京坐监。到南京后，即将以前自己所作、央人代作以及剽窃他人的诗文，编成诗文集各一部，叫刻字匠刻了，印了千余本，逢人便送，居然骗得盛名，“借此声势，重新开辟乾坤，又在南京摇摆起来”。此后继续行骗，将枪手代作的八股文字，又刻成《南雍试草》、《乡试朱卷》，招摇撞骗，以致“三吴地方的名士，无不闻风相思，见面恐后。……那江楚远来地方，求诗求文的，堆架满案，应酬不暇”。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明清江南的民间出版印刷业，已成为制造社会舆论的重要工具。
事实上，在明清江南，不仅文人依靠刻书印书以沽名钓誉，而且市井小民也用印刷品传播丑闻，中伤他人。明末江南小说《贪欢报》第十三回《两房妻暗中双错认》中就讲道明代杭州人朱芳卿、龙天生，都私通对方之妾，但是又害怕“播扬起来，……那卖新文的巴不得有此新事，刊了本儿，街坊一卖，天下都知道了，那时就将一万银子去买他不做声，也难了”。刊行这些沽名钓誉的文选或者传播丑闻的文字，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动机各异，但从出版业者的角度来说无非是为了赚钱。因此这类读物盛行于江南，也证明了江南商业化出版印刷业的发达。
（五）宗教书籍
宗教书籍的印刷在江南有一定规模，例如上述藏板于大报恩寺的《南藏》，后来一直在使用。郑和曾利用该刻板先后印造１０部，而到了万历时代，更“广为印行”，每年约印２０藏。外地来南京请经的和尚，可在印经铺内住宿，每印一部，须付报恩寺板头钱二十两，该寺靠这副经板，每年可得到几百两银子的收入[9]。明代后期南京来宾楼姜家似为专印大藏经的经坊。此外，万历初西方传教士在南京建立天主教，江西人周用印书为生，在南京开设书铺，被诱劝入教，在教堂内翻印经卷；曾被官府逮捕。南京教堂重刻了利氏《交友论》（１６９９年）、《畴人十篇》（１６０９年）。利氏《万国舆图》（又名《山海舆地全图》），也有吴中南京翻刻本（１６００年）。不过，宗教书籍的印行受到种种限制，出版数量不会很大，特别是在清代更是如此。
（六）年画、日历、迷信用品
年画、日历、迷信用品等印刷物，出版数量也不小。清康熙以后，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已名扬海内，与天津杨柳青年画、山东潍坊年画，并列为南北三大民间年画流派。乾隆时，苏州阊门外山塘街和阊门内桃花坞有画铺多家，制品远销江、浙、皖、赣、鄂、鲁、豫及东北，甚至日本。桃花坞年画主要面向中下层社会，作品题材广泛，为一般民众喜闻乐见，印刷量当不少。与此同时，还涌现了一批著名画铺与画师[10]，大概是面向上层社会的。日历印刷，亦以清代中叶苏州为最盛。“阊、胥一带，书坊悬卖，有官版、私版之别。官版例由理问厅署刊行；所谓私版，民间依样梓行印成，仍由理问厅署钤印，然后出售”。这种历本也常常由城乡里正地保强行摊派人民购买，他们于腊月间“以新历逐户分送，人家必酬以钱文，加市价而倍之，号‘送历本’”[11]。如此“逐户分送”，其发行量自然甚大，非一般书籍所能及。苏州玄妙观，亦于元旦“设色印版画片，……乡人争买芒神春牛”。由于“乡村人家，新年贴春牛图于壁，以观四时节序，借以代时宪书，取其便览”[12]，因此印刷数量肯定不少。迷信用品的印刷量也很可观。康熙时无锡锡山印制的门神极为有名，“天下以锡山所出为最，丹青人物极工。自京师以下，贩鬻无远不暨”[13]。乾嘉时的苏州，腊月间各纸马香烛铺也“预印路头财马”以售之[14]。黎里镇上则“有印神佛纸马者，用油纸雕穿为范，以苏墨汁刷印，谓之‘榻马’。其精者用笔勾清，饰以金采”[15]。此类印刷品之盛行，当时的小说中说得更加透彻。清代江南小说《山水情》第六回中，讲到有两位苏州郊外的尼姑，商量说：“我这里施主少，斋粮淡薄，昨夜困在床上思想，不若印些佛图出去，沿村一派，做各西资会儿，收些钱、线、米、麦之类，混帐混帐”。“主意定了，停过一日，买了纸张，印就无数佛图，出去沿村派过”。可见这类印刷品的销售，一直深入到乡村人家，城市中就不用说了。此外，明清江南民间盛行斗纸牌，纸牌印制也应运而生。雍正时，镇洋人钱三即因印售纸牌而获罪[16]。
最后，我们要强调明清江南民间出版印刷业的主要特点，即高度的商业化。
首先，明清江南民间出版印刷业既然完全以牟利为目的，故往往急于求成，刻工多不精。谢肇淛指出在万历时情况已如此，“大凡书刻，急于射利者，必不能精，盖不能捐重价故耳”。因此之故，刻书滥恶，而“近来吴兴、金陵駸駸蹈此病矣”[17]。田汝成则说：“杭人作事苟且，重利而轻名。但顾眼底，百工皆然，而刻书尤甚”[18]。湖州凌氏是有名的出版商，所刻经史子集之书，“急于成书射利，又悭倩人编摩其间，亥豕相望，何怪其然”[19]。以往史家往往对此予以恶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恰恰是出版印刷业商业化的表现。
其次，明清江南书坊主为了牟利，使用各种方法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多、快、省地出版能够赚钱的畅销书。在提高生产效率方面，明代无锡华氏是一例子。华珵用铜活字版翻印秘笈，“所制活板，甚精密，每得秘书，不数日而印本出”[20]。明季“京师之变未及两月，即有卖剿闯小说一部，备言京师失陷，先帝将国母及公主俱手刃，然后出后斋门自缢于煤山”[21]。江南书坊刊行小说之快，实在惊人。在降低生产成本方面，清代苏州书贾鉴于江南劳动力价格较高，在本地刻书不够划算，于是“往往携书入粤，售于坊肆，得值就［顺德县］马岗刻所欲刻之板。板成未下墨刷印，即携旋江南，以江纸印装分售，见者以为苏板矣”[22]。商业化的出版印刷业还拥有一些通俗文艺作品的作者为其创作，其中最有名的当然就是冯梦龙。时人张无咎在《平妖传》序中称冯氏“著作满人间，小说其一斑”。可见他的文名通过通俗文艺作品的传播而举国皆知。更令人叫绝的，是书商为了赚钱而雇佣落魄文人编写畅销书。“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等事甚多，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呆女妇，尤所酷好”[23]。甚至有公然伪托当代名人之作，以“取悦里耳”者。当时人云：“比年盛行温陵李贽书，则有梁溪人叶阳开名画者，刻画摹仿，次第勒成，托于温陵之名以行。……数年前温陵事败，当路令毁其籍，吴中锓藏书版并废。近年复大行，于是有李宏父批点《水浒传》、《三国志》、《西游记》、《红拂》、《明珠》、《玉合》数种传奇及《皇明英烈》，并出叶笔，何关于李！”“坊刻《大唐西域记》，后乃杂三宝太监下西洋事，令元奘绝倒地下矣”。此外还伪造《琅环记》、《缉柳编》、《女红余志》、《黑旋风录》、《顾氏诗史》等多种。不仅坊刻如此，官刻亦倚此规利。“近吴中官刻几汗牛，滥用责人千金，以冯观察诸公言之，并是伪托者”。这些伪书畅销外地，有远销至太原者[24]。由于商业化的出版印刷业在江南发展迅速，引起了激烈的竞争。在竞争中，书商绞尽脑汁以求牟利，以致盗版猖獗。冯梦龙说：“吴中镂书多利，而甚苦翻刻”[25]。袁宏道则说：“往见牟利之人，原板未行，翻刻踵布”[26]。具体的例子如万历时杭州书商刻印《月露音》，于书后加盖朱印，称“如有翻刻，千里究治”；崇祯时南京书商在其出版的《道元一气》书前也附有告白：“倘有无知利徒，影射翻刻，誓必闻之当道，借彼公案，了我因缘”[27]。这种情况的出现，清楚地表明商业化出版印刷业中竞争的激烈。这些行径，虽然为今日产权法所不容，但也表明了明清江南的民间出版印刷业是一种完全以牟利为目的、面向大众的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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