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报纸发展滞后原因新论
有关中国新闻事业的教科书，尽管不少喜欢带点“自豪感”去渲染历朝的邸报，但大多也不得不承认，中国近代报刊起源，最早不能超过19世纪……不论以哪份报纸为开端，中国近代报纸的发轫，均晚出西方（主要指欧洲）200多年。
学界通常认为，世界上最早的报纸诞生在17世纪初。如荷兰的安特卫普的《新闻报》（1609年）、德国的《通告报》（1609年）、英国的《每周新闻》（1621年），以及法国的《报纸》（1631年）。［1］
有关中国新闻事业的教科书，尽管不少喜欢带点“自豪感”去渲染历朝的邸报，但大多也不得不承认，中国近代报刊起源，最早不能超过19世纪：若以西人来华办报而言，最早是1822年的《蜜蜂华报》；若以国人办报，则多数学者认为是王韬1874年创办的《循环日报》，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是更早的1858年的《中外新报》。［2］但不论以哪份报纸为开端，中国近代报纸的发轫，均晚出西方（主要指欧洲）200多年。
这一点，在国内早有学者指出，著名学人唐振常曾说：“中国报业史的作者们，论述国内报业兴起，往往夸古以饰今，把报纸的起源作无限制的延伸，事涉荒诞，人莫我信。且勿论‘宫门抄’、‘邸报’之非中国报纸祖先，即使晚近……中国人起而自办了大量的印刷物，或称作‘报’……其实质不是今天严格意义上的报纸(新闻纸)……中国之有报纸，远较西方历史为短”。［3］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也说：“中国很早便有了印刷术，但专为印刷而设计、并且只有通过印刷才可能制成的印刷品，特别是报纸和期刊，最早仅出现于西方。”［4］
那么，为什么一个最早发明印刷术，有长期的邸报体系，很早就具备“处士横议”（舆论监督）传统的国度，一个崇拜文字几乎到巫术地步的国度，一个历朝历代知识分子都多到用不完的文明大邦，却在新闻事业上晚于西方如此之久？
笔者曾查阅了大量的新闻教科书和相关论文，遗憾的是，几乎千篇一律地都用“资本主义萌芽的不开花结果”，或者“封建王朝对新闻自由的**扼杀”两条理由轻轻带过。我们不应满足于这种简单的，好象做广播操一样的落入套路的分析。在这篇文章里，笔者试图从出版技术、社会风气、海外贸易及朝廷管制几方面去寻找蛛丝马迹，以给出尽可能有些新意的结论。
一、雕版印刷术的窒障
明清两代刻书之盛，历来为学者称道。明代福建的建阳地区，更形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民间出版集团，商业性书坊达数百家，持续四五千百年，世代经营，品种多样，初步具备了“文化产业”的模样。
在明代出版业极发达的情况下，甚至出现了“疑似杂志”的出版物，如《朱翼》、《万锦情林》、《国色天香》等，郑振铎将之称为“通俗类书”。内容以戏文、小说为主，也刊登一些时事杂文，新潮言论，比如《朱翼》，甚至介绍过利玛窦的新学说。遗憾的是，“疑似杂志”没有定期出版，只是用一个书名，不断“增补”，没有发展成真正的杂志。［5］
在“疑似杂志”出现的同期，1580年，一份名为《急救报》的“疑似报纸”出现了，它也是现在保留下的唯一一份明代“报纸”原件。和当时几乎所有的出版物一样，《急救报》同样使用的是雕版印刷，共6页，正文主要是刊出当时“吏部急选官员”的大名单。从装帧、版式和内容看，没有脱出传统邸报的范围。［2］
而在整个清代，“疑似报纸”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六科的官报“科抄”、提塘报房的“小报”，民间报房的“京报”，地方出版的“辕门抄”等等，各有一定的读者群。但在19世纪以前，这些“疑似报纸”从内容到形式，仍然只是“邸报”的格调，最终没有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报刊。［6］
仅从技术角度看，雕版印刷术是最大的瓶颈。
自15世纪中叶德国人古登堡发明全套金属活字印刷系统以来，西方出版界就广泛应用此种技术，1448－1450年，欧洲246个城市建立了1099个印刷所，印刷了4万种共1200万册书。［7］它的特点是成本低廉，印刷迅捷，完全符合现代报刊的出版要求。而在中国，一直到晚清，活字印刷却始终没能进入主流，精美但费时费钱的雕版印刷，始终占据强势地位。
要用雕版技术来印刷现代报纸，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雕版费时，在明清时代，一名刻工雕一部12万字的书籍，需要500个工作日！在明人郑济的一篇跋文中可以看到雕版印刷的低下工效：
“……以字计之，十二万二千有奇，于是命刊工十人锓梓以传，自今年夏五月十七日起手，至七月九日毕工，凡历五十二日……”［8］
其次，雕版印刷物价格昂贵，比如有记载的一部明代大众读物《新镌陈眉公批评春秋列国志》，1000多页，就要纹银一两，而当时一两银子可买白米4石（240公斤）！［9］按此比例，一份数十页的“雕版印刷日报”，价格至少接近1钱银子，也可以买24公斤白米了，普通市民阶层，肯定是不太乐意购买的。而在欧洲报纸的萌芽阶段，应用金属活字印刷的一份报纸，定价不过1个铜板左右。18世纪前后诞生的，在大众传播史上有特殊地位的“廉价报纸”，有些定价仅为1分钱。报纸只有依靠低廉的定价，才可能吸引广大市民，成为大众媒体，而不再仅仅是士大夫的读物。就此点而言，雕版印刷可谓输在起跑线上。
另外还值得指出雕版印刷的两个毛病：一是雕版印刷物的文字容量狭小。一般的雕版印刷书籍，每页不过一百多字，比如四库全书，每页仅为182字［10］。对于追求信息含量，讲究内容厚实的近现代报纸而言，若用雕版印刷出版报纸，那简直如同派小脚女人参加奥运会100米赛跑。二是雕版印刷对于新闻刊物存在“过期作废”的问题。一般来说，书刊的雕版可以用同一个底板多次印刷或采用修补、递修底板的方法重复印刷，但对于时效即生命的新闻报刊来说，雕刻的底板显然无法重复使用。
只有以金属活字技术为基础的近现代印刷技术才能支持近代报刊。我们当然还记得，一直以来不少教科书都喜欢鼓吹，世界上最早发明活字印刷的人是《梦溪笔谈》中记录的布衣毕升。但是，由于士大夫的雕版审美情结及活字技术改良实践的匮乏，从毕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到19世纪近代活字印刷术从西方再度传入中国的**百年中，在中国，活字印刷的书籍不到雕版的百分之一。
应当承认，活字印刷偶尔也有一两个突破，荡漾些波澜，但旋即便成死水。清代康熙年间陈梦雷主编的《古今图书集成》首次大规模应用铜活字印刷，可若干年后大量铜活字就被看守者偷去变卖了。到了乾隆年间，金简主持印刷著名的木活字《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可他死后，25万个木活字也大半给宫廷人拿去烤火用了。而在民间，活字印刷最多的用途却是乡下人印家谱。［11］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人只有等到19世纪之后，西方的近代铅印、石印、照相印刷等技术及相关设备的陆续输入，才能开始构建属于自己的新闻事业。
二、“反新闻”的社会习气
初一看，明代的社会土壤似乎将要孕育近代新闻报刊。自明代中叶以降，商业化速度加剧，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逐渐呈现“城乡一体化”的同时，催生了数量不小的有闲暇的市民阶层。一部地方志曾记载晚明的苏州府“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散处乡村者十之一二”。［12］在以《金瓶梅》、《三言二拍》为代表的市民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明代市民娱乐、休闲的记载。而以李贽为代表的市民狂叛思想者的心跳与呼喊，似乎也暗合着明代消费社会的内在脉搏，那就是打开枷锁，尽情去享受思想与肉身上的自由。
在不少学者的眼里，明代的市民社会是“纵欲”的，“放肆”的，虽然有点缺乏自我约束，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自由时代”。［13］
但这“自由”，只是对有足够权力和购买力的阶层而言，走向极端即制造出西门庆之流的“两足兽”。西门庆的“自由观”可在其对吴月娘的一番话中尽显：“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便**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灭我泼天富贵！”［14］
这种以金钱权力为基础的“自由观”，与西方同期以“人性解放”为基础的自由观，显然是悖反的，与新闻的本质也是格格不入的。
即使不走极端，这种“自由”也只能制造出在休闲娱乐中麻木不仁的“群氓”。于是，各种或许称得上是“新闻替代品”的娱乐方式风行天下：小说、讲史、评话、词话、陶真、弹词、宝卷……在明代市民的日常生活里，说书人和戏子成为了最佳的“信息传播者”，普通市民的大多数历史常识、时事消息，都来自说书场和刊行的戏文小说里面。［15］
清初藏书家钱曾在笔记中曾提到：“……三保下西洋委巷流传甚广，内府之戏剧，看场之平话，子虚亡是，皆俗语流为丹青耳。”这是明代民间时事传播途径主要依靠日常的娱乐方式，如看戏听说书等等的一个有力证据。［16］
然而，小说、弹词和戏文的“子虚亡是”，恰恰是新闻最大的敌人，毕竟新闻的本质之一就是“真实性”。因此，一个热衷于戏文、小说、弹词的社会，一个依靠“子虚亡是”的手段来进行时事传播的社会，也就不能不说是“反新闻”的。
对昨日的追忆与向往超过对现实世界的关注，是“反新闻”的另一个特征。在明代，刊行的长篇章回小说（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口头流传的说书（如说岳、说五代、说三分等等），大都取材于历史题材（《金瓶梅》是一大例外），当时的大多数市民，即使不算“厚古薄今”，但至少也是“好古忘今”。这种好思高古而冷漠现实的社会习气，是新闻的又一大敌人。
到了清代，由于清初文字狱盛行，四库全书的“诱奸”，乾嘉学派的出现，朴学经学盛行，“复古”的习气被放大到极致。用2万字来为一句经书上的话做注解，甚至被认为是值得的和应当推许的。十几部古老得长白胡子的书垄断了无数读书人的大脑，而四库全书的开馆则让相当数量的精英从此耽溺于烦琐的校注，而不再注目书斋外的现世。在这种时候，新闻被驱逐到了最偏僻的角落。
梁启超对此有简单而清晰的描述：“综观（清）二百余年之学史，……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程朱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得解放……今清学固衰落矣……乃势之必然，亦事之有益者也”。［17］
清代学术的“解放”，只是对过去部分陋见与故纸的“解放”，更多的仍然还是“复古”。而“复古”，是新闻的绝对敌人。在19世纪以前，书斋学者为主流的中国智识阶层，当然也就没有能力创办出需要广阔视野和现世关怀的近代报刊。
三、“非自由”的贸易传统
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各国的海外贸易飞速发展，成为其近代化的最大推动力之一。欧洲近代报刊的最初的诞生地，几乎无一例外是在国际港口城市或商业金融中心城市，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国家之间的贸易是催生新闻报刊的最初动力，而海外贸易制造出的繁荣城市，则为新闻报刊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反观中国，尽管在明初其经济实力在世界上可算头号强国，在永乐年间也出现了上千人的海外贸易团来京的盛况，但几乎整个明代，海外贸易都是“非自由”的。明太祖曾谕令民间“片板不许下海”，只允许官方严格管制。有来无往的“朝贡贸易”，其政治、外交色彩重于经济色彩，基本是得不偿失的赔本买卖；到明代中叶，沿海从事贸易活动的百姓“视波涛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民间贸易的势头渐渐压过了“朝贡贸易”，早期的外番货品免税政策（这是明太祖最初定的政策，他对一名奏请收取关税的大臣说，抽什么税？大国不贪小利，让那些番夷看看我们大国的气度吧！这和我们当年无私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也逐步改为按例抽分；隆庆、万历开海以后，外国商船来华已不限于有朝贡关系的国家，诸般限制也已放松，抽分纳税后便可入市交易。但外商必须通过官设牙行的中介才能进行买卖，不能与民间商人直接贸易，因此仍然是由政府垄断控制的“非自由”贸易。［18］
清朝海禁从入关之初即始，顺治十八年（1661年）更全面实行“迁海”，从是年起到康熙初年，在北起直隶、山东，南到广东的沿海各省“坚壁清野”，将沿海一带的居民一律内迁数十里，“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海。凡溪河桩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了望，违者死无赦”［19］。此后二十余年间，中外商业交往几乎完全断绝，海禁之彻底远超明代。
海禁，特别是强迫“迁海”制造无人区的政策不仅窒息了正常的海外贸易，更使沿海各省数百万人民流离失所，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极大地影响政府的税收，当然不可能长久。1684年，康熙以开海既“于闽粤边海生民有益”，又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地省分转输协济之劳”，下令准许人民出海贸易，首先在福建厦门，继之在广州、宁波、松江等地，分别设立了闽、粤、浙、江4海关与外国通商［19］。
好景不长，“十全老人”乾隆认为：“国家绥远通商……积久留内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20］于是在1757年冬宣布实行广州一口通商政策：自翌年起西洋商船“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21］。由沿海多口通商改变为广州一口通商，康熙时期开放的大门又关到只剩了一条缝，这一政策，直到鸦片战争才被西方的坚舰利炮轰碎。
即使对一口通商的广州而言，也决非自由贸易，仍然是由官商性质的十三行垄断。著名经济史学家贾植芳在论述十三行性质时曾说：“……行商由于功果钱而取得管理贸易代行权的纹章，就是官位。结果，由于收买官位，行商始得开始为行商……所谓‘官商合一’，宁为必然”。贾先生根据十三行把持者糜烂奢侈的生活（比如潘仕成，为自己几十个姬妾专门造一大楼，窗壁都是玻璃，彼此不得容奸，而他自己别住一处，夜间则按号码牌呼姬妾陪夜。他没落之后，豪宅因为太值钱，没人一下子拿得出钱来买，而首开分股售卖的先河），将这批富豪，也是整个明清富豪阶层的代表人物的精神，归结为“透彻的享乐的消费的”，而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以追求合法利润为天职，但通过节制以获得“神的光荣”——背道而驰。［22］
“反自由”的贸易倾向，注定只能生产出躺在玻璃楼里搂抱姬妾的封建富豪，而不能生产出有“自由”、“平等”、“节制”等观念的近代资本家；只能生产出与雇农身份类似的雇工，而生产不出可以自由交换脑力、劳力或商品的市民，使整个社会缺少对自由交易信息、自由时事信息的需求，成为新闻报刊的又一个死敌。
四、严虐的新闻出版管制
中国对出版的管制历朝都很严厉，在明清两朝也不例外，尤以清代为虐。
在明初，朱元璋就开了个坏头，别人奉承他是“天生圣人”，他偏要认为是影射其做过“僧人”，“光”字也用不得，因为那和“秃头”的意思一样，“则”字也用不得，因为那是“贼”的谐音。将“圣”“光”“则”三字共用在贺表中的杭州教授徐一夔，自然被问个腰斩。（他惹祸的那句话是“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好在朱元璋只是从奏章表疏中找茬，只算“表笺之祸”，并没有演变为一种系统禁锢图书的做法。总的说来，明代对图书出版的管制相对比较宽松。（比如整个明代正式禁毁的小说只有《剪灯新话》、《水浒传》几种。）［23］
明代朝廷更重视的是对邸报的限禁。《明会典》中规定“探听抚按题奏副封传报消息者，缉事衙门巡城御使访拿究问，斩首示众”。《明史•王应熊》传中也说“非奉旨，邸报不得传抄”。而天启以后，由于边患日甚，对邸报的控制更加严密了。“凡涉边事，邸报一概不敢抄传，满城人皆以边事为讳”。［2］
同期而言，欧洲对出版的管制还带着中世纪的阴风，不能说就比明朝政府更宽松。1569年红衣主教会议上罗马教皇庇佑五世严厉指责手抄报纸诋毁教廷，几天后一名记者被处绞刑。1572年教皇发布“谕旨”，查禁手抄报纸，严惩新闻记者。1587年，又一名记者被断手、拔舌后吊死。［1］
问题在于，接下来中国和欧洲是按照哪种轨迹在发展。1644年，英国作家弥尔顿发表了《论出版自由》，从而引发了围绕“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的持续论争，最终实现了新闻意识与价值观念的启蒙。直到今天，弥尔顿坚如金石的话语依然激荡人心：“人类的言论与出版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权利，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造的像；杀书则是扼杀理性本身，破坏了瞳孔中上帝的圣像”。［24］而随后的一二百年间，欧洲各国相继废除了知识税、诽谤法、出版检查制度等等，最终迎来了大众报纸的黄金时代。
但在中国，1644年崇祯吊死在煤山上，满清入主中原，汉族知识分子在乱世中噤若寒蝉，谁还能去发表《论出版自由》一类自寻死路的文章？即便多数知识分子已经噤若寒蝉了，清朝还是展开了一系列罗网深密的文字狱，到乾隆达到顶峰，嘉道之后才渐渐松弛。在禁毁图书的“成就”上，清朝创造了世界记录，也远超过中国史上所谓图书的“五厄”，陈登原先生在《古今典籍聚散考》一书中对此有详尽的评述。
不止禁毁图书，清代的报禁也异常苛繁。谕旨和章奏哪些应抄发，哪些不应抄发，竟然往往需要皇帝作最后的决定。如康熙五十三年（1714）公布的“各省提塘除传递公文本章并奉旨科抄事件外，其余一应小抄，概行禁止”；雍正六年（1728）公布的“未经御览批发之本章，一概严禁，不许刊刻传播”；乾隆十一年（1746）公布的“直隶、江南、浙江等省在京提塘，将不发之事件，钞寄该督抚等，似此行私报密，甚为浅陋，传谕申饬”等，都是为了限制小报的刊布与发行。而在嘉庆十五年（1810年），清廷还特地颁布了禁止外国人印书和传教的谕旨。［25］
明清王朝对出版自由的管制，实际上显现了对言论与新闻的恐惧；对国外来华者的印书禁令，又显示着对外部世界与文化的逃避。这一切，都成为了新闻报纸的天生死敌。
结语
在明清的四五百年间，与欧洲相比，中国的报刊发展是如此迟缓，就像一台中了蠕虫病毒的计算机，你看不到病毒的破坏，你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但你就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慢。漂亮但不符合近代精神的雕版印刷，好古忘今的社会习气，反自由的贸易传统，加上王朝对新闻出版的严密管制，就是隐藏在历史硬盘中的蠕虫病毒，它们默默地牢牢地扎根在系统之中，最终使中国近代报刊晚于欧洲两百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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