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牌白底红装的国产客车继续唱着小曲，戴着那五十多位坐着、站着或蹲着的来自大别山区的旅客，径直前行，朝着中国最大工商业城市——上海进发。这辆客车从大别山区隶属湖北省管辖的黄冈市罗田县县城出发，将跨越鄂、皖、苏三省最终到达上海市，总行程为六百七十公里，大概要花十三到十五个小时不等，由于近四分之一的路程是崎岖的山路，车跑得不快，算起来平均时速也就四五十公里，由于这辆性能不敢恭维的客车不能连续跑过远的路程，路途中一般还要休息两次，给水箱加水、油箱加油，当然旅客也要打尖。
这会儿车已越过湖北与安徽的省界——中界岭，正朝着第一个旅行休整站——漫水河镇——一个有山有水的美丽小山镇加速开去。这一带的三一八国道支线不像湖北境内的英山路段有一段借着改天换地时代留下的笔直河堤修筑的沿河柏油路，为了节省本就不多的耕地，道路基本上是沿着山的轮廓异常曲折地向前延伸。遇到山麓与山麓之间有巨大的沟壑的地方，当年修建这条连接着鄂皖大别山区各县国道的规划设计者们就在山崖边上画一条与山边等距的规划线。这条也许是出于某位好色的人民公社武装部长之手的通常作为建设标准工程量（简称“标工”）计算依据的标准线，确实减少了当年基本上是无偿参与劳动的建设大军的工程量和土石方任务，也减少了不少因为炸药埋得不科学而被炸得缺胳膊少腿的山区农民的痛苦。但谁又知道有多少个武装部长借助当时手中的画线权，霸占了多少为了自己村儿的老少爷们不流血少流汗而挺身而出的妇女队长或养蚕能手或养羊姑娘洁白无瑕的身体。甚至，这种以权力交换的在旷野中三五分钟就要来一次的超音速生殖运动可能会导致多少在山区里被唤作孽种的婴儿，谁又能知道刚才在两省交界处拥挤抢上车来的一二十个驮枪舞棍的去城市谋幸福的山区闲置劳动力中会不会就有这些婴儿中的一两个呢。
对于那个时代来说，山村多两个婴儿，道路多拐几个弯，这算不了什么。好在时代就像这辆客车，一旦确定了方向，就会日以继夜地朝着目的地奔去。最多多拐点弯，或者多抛锚几次，或者因为车上人多众口难调多停车小便几回，或者司机们因为自己与小饭店的老板娘有一腿多停车吃几次饭，或者干脆就是自己沿途多开了几家靠车吃饭的黑店，让那些不明就里的旅客们多掏一次还不算太离谱的饭钱罢了。谁要是想要改变目的地，或者干脆掉头往回开，全体旅客都不会答应。即使反复做工作，或者拉横，那最起码得向旅客退票、赔钱，还要帮忙再安排一辆开往目的地的客车。
习古文看着车内人头攒动，心想：一车的眼睛都紧紧地盯着客车驶向的前方！对于这一车的眼睛而言，前方就是城市是财富是人民币是哥哥或妹妹的学费是闺女的嫁妆是老婆渴望的彩电是父母的叮咛是儿女的希望是一切山区农村所没有的东西。此刻，大别山中的这辆车如此，大别山区所有开往城市所在方向的车亦如此。沂蒙山如此，太行山亦如此；青城山如此，峨眉山亦如此；云贵大山如此，湘西山区如此，十万大山如此，井冈山如此，黄山如此，……，中国所有的山区人口正大踏步地涌向——不——是奔向平原和好像只有在平原上才能生长的城市。整个中国山区和相对贫穷的地方的人民，就像这辆江淮牌的国产客车，已明确了前进方向，并发动了引擎，朝着城市、市场和一切可以赚得到人民币的地方挺进，像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那样气势恢宏、不可阻挡。
突然，前排座位上有个人站了起来，并将身子掉了过来，对着习古文说，“这位先生，请问这车什么时候到上海？到上海什么地方？离火车站有多远？”坐在他旁边的四五个人嘟嘟囔囔地议论着，好像是说先期到上海的老乡已经找到工作，活儿挺多，又是在电影厂搭建背景，又是在装修公司装修房子什么的。人手短缺，让他们几个一定要在明天上午赶到工地。从他们的言谈中知道他们是一群手艺不错的、十年来到过全国各地许多著名风景区凿刻艺术石像的石匠。
习古文看着这个问他话的约摸二十七八岁石匠的红脸庞和蓬乱头发，回答说，“大概在明天凌晨两点钟左右到上海，停在沪太路上海长途汽车站，离火车站不远，走过去大约一刻钟。我也到上海，下车后也要去火车站，到时候一起过去就行了。怎么，你们第一次去上海？”
青年石匠见习古文跟他搭腔，立即显得很兴奋，提高嗓门说，“我们刚从西藏的拉萨回来的，在那里干了两年多。我们修布达拉宫，布达拉宫你知道吧，世界上最高的藏传佛教宫殿，我为它打造了许多石花石柱石砖。在那地方干活不错，一年能挣个两万三万的。”他显然想在回答习古文问题之前，做一个关于过去工作的总结，然后才能切入正题，正像全国人大上总理作报告一样，看来如今这招举国皆灵的人际沟通术，如今已被中国贫困山区的农民所掌握。等到他切入正题时，话语立即变得非常简练。
“我们几个第一次去上海，听说那儿收入比西藏还高。”
“你们都去过哪些地方？”
青年石匠干脆彻底转过身来，跪立在座位上，手扒着座位靠背，脸朝着习古文，答述，“我十七岁拜师傅，师傅领着我去了福建石狮，后来又去了广东番禺，后来又去了海南岛，后来又去了浙江温州，后来去了北京，后来又去了山西五台山，后来又去了西藏拉萨。每个地方都干不了多长时间，西藏最长了。对了，我早就出师了，现在这几个都是我的徒弟。都是老乡之间介绍活，活儿干完了就走人。现在干活儿倒是难不倒我，手工雕机雕我都会，不会脏老板的料，麻烦的是老板欠工钱。欠钱好讨厌，来回跑，等钱还要搭伙食和盘缠。”他一口气对他过去十年的打工生活和今天的处境与忧虑进行全面的总结。
习古文又问，“做石匠活累吧？”
青年石匠见这个戴着眼睛的斯文人愿意和他聊天，觉得跟这个知道上海火车站与长途汽车站之间只有一刻钟的路程的文化人很对他胃口，因此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包红梅牌香烟，掏出一根递给习古文。他身旁的同伴有离得近的伸手抢，离得远的就大声叫“师傅，上烟！师傅，上烟！”。被称作师傅的青年石匠与他撕扯着或相互斗嘴，就是不给他们红梅香烟。末了，他从另一个口袋再拿出一盒六安牌香烟，每人发了一根，才算平息了这场车厢风波。车厢里的人都朝着这群快乐着去打工、打工赚钱娶媳妇的山区英雄们致敬，骄傲的车厢里传出的解放性的笑声在山谷里回荡，惹得车外的行人也投以关注。两个戴着眼镜的文明乘客也在笑，笑声中他们互相交换着会心的眼色。
青年石匠似乎是在发表演说，即使不是发表演说也绝不是只跟习古文一个人说话，“做石匠的哪有不累？！天天日晒雨淋的，饿一顿饱一顿的，你看我的这张红脸和黑皮，”他边说边捋起了衣袖给大家看，“跟你说，我没干石匠之前，跟这位细皮嫩肉的先生一样白。但是，我不学石匠活，哪来的钱娶媳妇，哪来的钱起楼房。为了媳妇和楼房，再苦再累我也得忍着不是。”
车厢里又是一场大笑，笑声中传来同类们给他的肯定：“说得好啊，石匠。人说了，在如今中国，我们农民不累，谁累？他们工人不下岗，谁下岗？那些当官的不贪污，谁贪污？”又有声音纠正前面仁兄的俏皮话，“不是这么说的。应该这样，‘农民不愿意受累，谁又愿意受累？工人不乐意下岗，谁又乐意下岗？当官的不敢贪污，谁还敢贪污？’”笑声中那个声音大声争辩着，“不管怎么说，意思一个样。”
习古文的笑声更加爽朗，两个嘴角已经与鼻孔处于同一高度了。薛醯也年轻而无所牵挂地笑，但眼睛配合着手共同在翻阅那本习古文认为她一时半会还读不明白的福柯名著。她那种年轻而无所牵挂的笑，令习古文心生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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