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剑刚被安排负责预审鲁光宗之案。
薛剑刚通过预审中同鲁光宗的多次接触，觉得鲁光宗的心态和言行都特别异样。鲁光宗那种沉默寡言并非常人的一种独特个性；那种不睬任何光景的眼神更不属于他傲视一切或者对审讯者置之不理的正常表情；那种一贯的无所反应的神情也并非他内心冷酷或者对人冷漠的故意表现……，反正……，薛剑刚不由得想起了景西广场的那张大字报。他记得那上面在说到官场中人的心理健康的时候，就列举了许多常人认为是属于人的思想意识、道德品质、个性性格等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是属于心理障碍、心理疾病。薛剑刚骤然间思维的触角伸向了鲁光宗犯罪的本质内因，心中冒出一个他自己都感到并无根据不可置信的意念：难道鲁光宗真的是脑袋有病了？难道他的犯罪完全是因为他的心理（精神）已经失常？难道鲁光宗已经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如果鲁光宗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章第十五条，他的犯罪应当怎样来认定呢？即，他是否是在不能辩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实施犯罪的？当然，法律认定也有它十分简单的一条标准：那就是看他有无精神病史。如果从这一点看，答案肯定是没有的。不过医学上所称的有病历记录在案的精神病史通常是较为严重的精神病人到过医院就诊治疗以后才有的事实。对于景西广场的大字报上所讲的那些至今不为大众认可的精神疾患，鲁光宗是否存在？他的犯罪是否与之有关？……
薛剑刚想把这一点弄清楚。当然他弄清楚并不是为了如何审理这一案件的问题，他不能自做主张地把这一案件的犯罪主体最终确定为精神病患者；如果完全由他提出并通过验证确认鲁光宗是精神病患者，他对组织无法解释自己在办案的出发点方面是出于何种动机。而且这样以来不仅有可能使此案的审理判决变得极度复杂化，还可能在如果最终确诊鲁光宗没有精神病的情况下，使他自己沾上为鲁光宗开脱罪责之嫌。
但是，薛剑刚决意要将这个问题弄个明白。
于是，在一个周末，薛剑刚身着便装悄悄来到珩州地区精神卫生中心，找到一个在精神病学方面造诣颇深的副院长进行咨询。
薛剑刚把鲁光宗假定为另一个并不存在的人而将其种种神态表现和言语行为具细地讲给副院长听。
副院长听完后说：“他是你什么人？你最好带他来我亲眼看看。”
薛剑刚说：“他是我的表哥。您知道让一个人到精神病院来就诊是一件很慎重很为难的事情，所以我不好领他来，他本身也不一定听我的话跟我一块儿来，闹不好我还可能得罪他以及他的家人。”
副院长叹息一声：“是啊，咱们中国百姓现在都是这样，自己及周围的人对精神疾患都讳莫如深。实际上象你表哥这种情况已经病得不轻了，是应该到这里来诊治的，拖下去如何是好呢？”
薛剑刚把话题转往另一方面，说：
“我想请教您老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表哥极其贪婪，这是否同他的精神失常有关？”
副院长说：“他历来如此？”
薛剑刚说：“应该说不是。好象是在他心灵上受到一次意外的重大打击之后就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些，至于以前他有没有这种情况我不大清楚。”
副院长说：“准确地说，不是他的贪婪是否与精神失常有关，而是因为他精神失常以后才变得贪婪；或者说他的贪婪正是他精神失常的一种病症表现。……贪婪是什么？是一种心理**，一种不正常的极度的**，即所谓‘穷奢极欲’。就是说这种**没有极限没有止境。这种**正是由于一个人的心理失调失衡变态而产生的。当然政治学、管理学的观点并不这样认为……这种**危险哪，一旦具备相应的客观条件，是很容易导致犯罪的。”
薛剑刚说：“好在他在机关工作，没有那样的条件和机会。”
副院长说：“你也别这么看。只要他这病不好转（当然我们也可以姑且先不说他就已经有这病了），就是他的贪婪之心不消减，长此下去早晚得出问题。贪婪么，就是贪得无厌。既是贪得无厌，他什么不想要？对什么不去琢磨弄到手？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才算‘有条件’‘有机会’？有条件有机会他会干，没有条件没有机会他会创造条件寻找机会去干。比如，他先是‘吃拿卡要’捞取蝇头小利收受馈赠捞取一般的好处；慢慢地就搞‘权钱交易’索贿受贿，当然他也可能不是什么官儿没有多大的权，但是我们都明白，权这东西是相对而言的：再大的官儿他如果只把他的职务作为为人民服务的职责和义务来看待，只‘以权谋公’而不以权谋私，那权就等于不是‘权’；而没有一官半职但管着些事儿的人，比如就说这机关中的普通办事员就说你表哥，他要**起权术来，也不得了!我听说有个地区的机械局把建委的一个普通办事员得罪了，恰恰后来这个机械局要修建办公大楼选址定点就要从那个办事员的手中过，那办事员就硬是把这机械局卡死了——最后硬是把这机械局的办公楼地点摆在了一个基本上不通公共汽车的偏僻地方，使不仅机械局的职工上下班不方便，其他群众去办事也十分不便。一个人有了贪婪之心以后，也不仅仅是表现在对物欲的奢侈追求方面，还要表现在对精神生活的满足上，比如贪图享受，比如应别人投其所好之请的吃、喝、玩、乐。什么是‘玩’怎样才‘乐’呢？抱小姐打牌算不算？享受‘三陪’干不干？说白了就是别人出钱他享受的‘嫖’、‘赌’，这些不是违法犯罪行为？他会抵制？他恐怕求之不得呢。我听到过一种说法，说‘从政可以实现男人的一切梦想’。你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吗？这些人是以一种什么心机、从什么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的？你是不是从政者？你如果是从政者，你是不是这么看的、有没有这种体会？‘可以实现一切梦想’，‘一切’，什么不能得到？什么不能满足？所以刚才你说你表哥在机关没有那些条件和机会，我则大不以为然……”
副院长顿了顿，又说：“在我看来，不光是你表哥，许多重权在握的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都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讲的是由于所谓的政治的蜕化、信仰的动摇、人生追求的堕落等等传统的政治说法方面的因素，而首先是由于他所患心理疾病才导致的。尤其是那些严重经济犯罪者，同他们自身存在有心理疾患密切相关，或者说他们实施经济犯罪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他们的心理病变、灵魂扭曲所致，什么政治觉悟、思想境界、观念意识、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什么社会条件、管理体制、约束机制、组织教育，什么‘五九现象’、‘王宝生现象’，等等，都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因为如果按照正常情况来说，论觉悟论思想境界，他们肯定要比普遍的一般干部群众高得多；论财富论地位，他们比百分之九十八的人都要富贵；他们有优越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他们可以比绝大多数人更轻松得多地工作和更逍遥自在地生活；他们受到组织的高度信任和人们的普遍敬畏……一般人所不具有的一切他们却都拥有了，照理说，他们就没有理由去犯罪、就不应该犯罪。他们为什么还会犯罪呢？他们要那么多的钱有什么用呢？吃得完穿得完吗？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财富，上亿元的财富！别说他们自己这一辈子、就是他们的多少代子孙、甚至可以说一万年他们都吃不完，别说老本吃不完，连利息都吃不完。家财万贯，也只能吃进肚一日三餐；广厦千座，也只眠身下的三尺之床。你说他拥用那么多的钱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是由于他们的心理变态了，成了一种畸形心理了，贪婪就变得无极限，就是常言早就所说的‘人心不足蛇吞象’，就欲壑难填了，一个人如果到了欲壑难填的地步，他的心理就彻底变异了，就成了无可救药的异常心态了，心理之病就病入膏肓了，到了这个时候，他心理内部的全部意识、全部追求就只有‘利益’二字了，整个心理活动的全部内容就只剩下‘惟利是图’，除了贪婪之外，他对任何事情任何东西任何对象都不感兴趣，你说他成天不是想贪干贪还能会想什么干什么呢？因此我认为无论什么人，达官显贵也好，平民百姓也罢，只要是经济涉案的，都是心理变异而变得贪婪而导致犯罪的；而非经济的刑事涉案，也往往是由于失去理智而卤莽冲动而造成行为失控的，说到底根源还是个心理问题。如果我这个话再扯远一点，再说大一点，再吹牛一点，那么我就可以说，解决犯罪问题最根本的是解决犯罪者的心理疾病问题，不管是经济犯罪还是其他刑事犯罪。对犯罪者进行劳动改造是改造他们什么？就是改造他们的思想？思想又是什么？‘思想’一词从一开始在我们国家的社会生活中出现就是个政治概念，而且主要是带静态的色彩；若按一般的概念科学的概念来解释，‘思想’本身是动态的东西，首先应该解释为是一种心理意识，思想活动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心理活动过程……唉，你不是精神病学者、不是心理医学者，你大概不会完全明白、理解我讲的这些话的……”
薛剑刚说：“我完全理解，我多少也懂得一点精神病学和心理医学的一般常识。”
副院长显得有些动情的样子，说：“你能理解这一点我很高兴。如果我们的当政者、那些当局者也能象你这样听听、接受我的这种观点和看法，我想有些人和事可能不至于现在这个样子。……我还研究过一种现象，就是为什么古代的一些大官显贵总喜欢与和尚来往，甚至有些皇帝也带一个和尚在身边，这和尚应该算个什么角色，难道是他们‘信教’的表现吗？和尚的角色就是‘传教士’吗？我认为这是以往的或者现在的一般人不明其故的缘故。实际上依我看来，和尚是充当的心理医生的角色。‘心理’这个词语在古代没有、当然也就没有‘心理医生’这个概念，他们只认为和尚是以‘修身养性’为本，因此他们希望和尚能帮助他们更好地‘修身养性’以‘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从很早的时候起各级都比较注意和重视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生理健康问题，医疗待遇方面还专门有成文不成文的分等论级的具体政策和规定。但是，没有见过、或者说没有谁明确地规定过哪些人应当配备心理医生或者为其提供相应的心理医疗条件；一个干部或者职工在工作中或者生活中有什么反常的表现，没谁会去、敢去诊断他是不是有什么心理问题、心理障碍、意识障碍、思维障碍、感知障碍，而一律称之为‘有思想问题’，不是、也没谁肯、本人也不愿意或者说还不具备普遍的客观条件通过心理医生的心理咨询去解决问题，而是要求、提倡和号召‘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进行说服教育’。在民间，其实平常没听多少人说谁有‘思想问题’这个话的，而是说有‘心病’，而且他们更懂得‘心病还要心药医’的道理，他们在自己的亲人朋友谁有‘心病’的时候，就不象单位组织解决干部职工的‘思想问题’那样更多的是去进行说服教育，而更多的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大量无声的关心、关怀、关爱、照料、体贴等等实际行动和具体细节来医其心病。当然我知道实际上我们党所倡导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内涵是‘政治工作’，其中就包括我刚才讲的民间的这种给工作对象以‘温暖’和‘感化’等方面意思。但是在我们下面的人对此的理解和实施上没有把握这个核心内涵，而是更多的以为解决‘思想问题’就是对人进行说服教育，典型的做法就是‘开展谈心交心活动’……”副院长忽然注意到薛剑刚似乎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立即意识到自己扯得远了、所说的话有点太超出了自己的职业范畴、说多了、失言了似的，就把话打住了。
薛剑刚确实是听着听着就对副院长后边的话没完全听进去了，也可以说是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但这并不是因为他对副院长后边那些话不感兴趣才故意表现出那副样子的，那样是对副院长不尊重的表现，他不可能有意表现出对他专意拜访的专家的不尊重。他心不在焉是因为他心里随即又想到了鲁光宗这个案子与此相关的问题，他心里是时刻也没丢开这个案子的，他的脑海里突然又闪现出关于景西广场的那张大字报的记忆片段，突然蹦出了一个连自己都感到荒唐无稽的猜测来——副院长这一席高论与景西广场那张大字报的诸多奇谈何其相似乃尔！难道说，那张大字报可能会是他写的他贴的吗？……薛剑刚心中这么一想，注意力一时就有些飘忽开了去。但是他对自己的心不在焉又完全没有意识到，待到副院长把话打住了，他才突然反应过来，但是已经不清楚副院长讲到什么地方了，又不好就自己刚才的走神给副院长做以解释，因为他不能在副院长面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和自己此行的真实目的，他就只好含含糊糊地答应道：
“就是……就是……”
副院长说：“……就这样吧？”
薛剑刚想：“也只有这样了，再深入谈下去在副院长面前他有些话可能就不好说了，说不定还可能泄露出一些秘密来。”于是他就非常礼貌地跟副院长谈了些礼节性的话，然后告辞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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