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尔菲娅是乌兹别克的女诗人，《朱尔菲娅诗选》是作家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118个页码，售价4角。译者为卉妍，很绚丽的名字，大概是笔名。书是一本很平常的诗集，但我和她却相识在一个极不平常的年月。
1970年，革文化的命进入了第五个严酷的年头，四下电影封存、图书奇缺、院校关门、出版社撤消……科教文荒草萋萋。偏偏在这个时候已经插队落户在深山里的我开始如饥似渴想读书。我先是叫父母把我初中的旧课本找了寄到山里来，即刻觉得食不果腹，而后一个人跑了近百里路到那个山区县的一中，提出“我是初中的知识青年，我要读高中！”结果差点没被人当成神经病。此后回厦门探亲时，一门心思无论如何也要搞一些书带到山里。
我的家在厦门大学里，整个校园冷冷清清，其情其景比1958年炮轰金门时学校搞大疏散还要凄凉：学生已全部被发配到军垦农场，教职工要么分期分批到五七干校，要么整家整户下放到山区。一间间大教室门窗破损，墙壁上残留着乱七八糟的标语，自由的麻雀在里面飞上飞下。只有那间叫“同安二”101的教室门窗紧闭，门上了两把大锁，南北六扇大窗全部加厚厚的木板条钉死，显然里面有情况，于是我有了一种预感或叫心灵感应什么的。果不其然，我很快就从小伙伴那里得知里面都是书，全省被撤并的师范院校一些来不及处理掉的图书都被集中在这里听候发落。是夜我做了近乎阿里巴巴那“芝麻，开门”的美梦，醒来后似乎还幸福地沉浸于书的宝库里！
坐立不安的我隔天就徘徊于“同安二”的楼前楼后，接着索性爬在窗户的板条上往里窥视，可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清，却每每从板逢里闻到一股旧纸蒙尘的气息，且略带霉气。想要窃取吗？哪有那个包天的狗胆，父母刚从“牛栏”被“假释”回家，我稍有闪失岂不带给他们灭顶之灾！不过我倒没什么，一个沦落到社会最底层的知青就像一条狗。饿狗受到气味的刺激想入非非，时而局促不安地徘徊，时而摇着头乱吼，这在农村见多了。可我充其量仅能算是半条狗，只有徘徊的盲动而决无乱吼的狗胆，因为“教育革命的阵地”毕竟不是“广阔天地”，要吼，回到山坳里才能摇着头尽情吼吼“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或“有个马车夫，将死在草原”！
死皮赖脸地在城里住了两个月，终于挡不住居委会三番五次“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敦促。家里为我准备了一小瓶猪油、两斤价廉的“巴琅鱼”干和一本新书——《两报一刊1970年社论汇编》。这是那年春季全城唯一上架的一本新书，372个页码，售价六角六分，由福建省新华书店出版兼发行。书的开本连同塑料皮的装帧与“小红书”一模一样。我的心空荡荡的，沉沉行囊中没有我这条饿狗徘徊中的图谋。
就在这个当头，校园习以为常地开进了几辆“反修牌”的草绿色大卡车，起初以为是来拉下放干部家当的，待傍晚获悉真情时，“同安二”101早已是大门洞开，书去室空，连让我站在一旁远眺书皮解解馋的机会都没有！据说上面有新精神，部分院校要重新开张，搞“工农试点班”，堆存的书将物归原校。只见一位校园组的师傅正在拆除窗户上的木板，另有一位女工在打扫地板，我探头探脑，对污物中的破纸片猫了几眼，有半张《知识就是力量》杂志的彩色封面，还有几片发黄的书刊残页。就在我掉头悻悻离去的一刹，奇迹发生了：只见拆开的木板与窗户间竟然卡着一本书，一本污脏破旧的书，那师傅顺手用老虎钳一拨，书就斜落在窗台下的水沟里。我顿时心跳如兔，整个人象被磁铁吸住了一样，直挺挺向书靠拢；当蹲下去捡拾时小腿和手指都在颤抖，且始终没有勇气抬头直视那位师傅的脸一眼。书终于到手了，我站起身来，我转过身，我开步逃离，一步、两步、三步……惊惧中“把书放下”的棒喝迟迟没有从背后击来，凝固的空气被一声声老虎钳拔铁钉的锐响所撕裂，忆想至此那锐利的声音仿佛仍在拉扯着我的心弦！
回家后先小心翼翼用棉花沾水搽去书上的污迹，然后设法压平翘弯处，最后一一修补好破裂的页面。封皮是水红色的，图书装祯家张守义用粗黑的水笔草草勾勒出三位乌兹别克摘棉姑娘的背影，简洁明快一如书中的诗句。扉页上有“福建南平师范学院图书馆”的长方格蓝墨图章，清晰如初（啊，愿书主宽大为怀，赐这漏网之鱼于我）。一书捧在胸口，越发爱不释手！我在回山区的路上就忍不住贪读起来，于闽西袭人的“倒春寒”里咏诵起那首《金色的秋天》“我多么爱秋天的田野和溪谷、灰暗的傍晚和早晨的玫瑰，树木象孔雀一样站着，在金风中撒下五颜六色的光辉。”读着读着心里暖洋洋的，漫漫旅程也仿佛变短了许多。伴随着朱尔菲娅的诗句眼前不时浮起前苏联一些老故事片泛红的镜头，惬意极了，一本小小诗集伴我度过了山村多少个漫漫长夜。“我们头上是蔚蓝色的黑夜，池塘里的芦苇在轻声低语”等诗行我至今还能倒背如流。
朱尔菲娅的诗虽然直露浅白，但不乏对生活浓烈的爱和对苏维埃祖国炽热的情怀，散发着阵阵田野芳草和雨露的气息，对沙漠中饥渴的旅人不啻为一盅甘泉。隔年出版界有了一些松动，我的“朱尔菲娅”开始迎来贺敬之的《放歌集》、李瑛的《红花满山》等新书做伴，极度的书荒逐步有了些许缓解，诗歌夜夜滋润着我坎坷的生命。四人帮垮台后，我写了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长诗《诗的花圈》（见《厦门大学学报》1977年第1期），情调上就有一些朱尔菲娅的风格；高考恢复后我考入大学，翻译诗歌成了我在学时的主要嗜好，发表在《译蕾》（创刊号）的《莫德姑娘》和《叙事诗丛刊》（第五期）上的《芒果树》其实或多或少都有朱尔菲娅若隐若现的身影。
《朱尔菲娅诗选》对我的影响也许是独一无二的，留下了可遇而不可求的缘分。我永远保存着她，在丰实的书架上，更在忆念的禾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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