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熹宗的父亲明光宗于公元1620年9月病死后，熹宗被宣布即帝位，但是抚养朱由校的皇妃李选侍以明熹宗生母早逝为由，将熹宗扣留。
群臣非常着急，纷纷上书请李选侍放还熹宗。但是李选侍根本不听，仍旧将新皇扣留，幸亏太监王安从大局出发，将皇子骗了出来，交给了群臣。
李选侍见此，就赖在乾清宫不走，以此要挟群臣给他皇太后的封号。按古制皇帝即位后，应该立即迁入乾清宫居住，但是无人奈何的了李选侍。劝李移宫的奏章如雪片飞来，李选侍根本不理。群臣终于被激怒了，杨涟代表众大臣向李选侍下达最后通牒，让她即日离宫，新皇朱由校也下旨，让李选侍移宫，加上大太监王安对李选侍百般威吓，李选侍只好带宫女灰溜溜迁出了乾清宫，9月庚辰日奉朱由校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天启”，是为大明熹宗皇帝。史称此事件为“移宫案”，为明朝宫廷三大案之一。
明熹宗即位后令东林党人主掌内阁、都察院及六部，东林党势力较大，公正盈朝。杨涟、左光斗、**星、高攀龙等许多正直之士在朝中担任重要职务，方从哲等奸臣已逐渐被排挤出去，吏制稍显清明。由于杨涟等人在帮助天启帝即位时尽心尽力，因此，天启帝对这些东林党人也是非常信任，言听计从。
在东林党人的辅佐下，朱由校在位初期他迅速提拔袁崇焕，天启二年(1622)下诏为张居正平反，录方孝孺遗嗣，优恤元勋，给予祭葬及谥号。在澳门问题上态度强硬，还与荷兰殖民者两次在澎湖交战，并且获胜。且有罢矿监，安抚辽东的之举。但是谁知不久之后就出了事。
这时的后宫之中，两颗毒瘤正在悄悄的生长。这两个毒瘤就是魏忠贤与客氏。魏忠贤原为一市井无赖，大字不识，却善于钻营，很快攀上了大太监王安的关系，并结识了当时还是皇太孙的天启帝，天启帝继位后，他的地位自然直线上升，升任司礼秉笔太监。客氏是天启帝皇帝的奶妈，其奸诈而贪权，客魏两人很快结成了同盟，成为了后宫不可一世的力量。王安等太监在后宫逐渐被排挤，客魏的权力覆盖了整个后宫。但魏忠贤并不满足，决心成为权倾朝野，名副其实的大太监。
一方面，魏忠贤引诱天启帝玩乐，使天启帝整日沉浸在木工活之中。另一方面，魏忠贤与朝堂上的一些文臣如崔呈秀之流相勾结，排挤东林党人，逐渐掌握了内阁和六部。魏忠贤常常趁天启帝在专心制作木器时启奏，这时天启帝总是厌烦地说：“朕知道了，你去照章办理就是了。”魏忠贤据此滥行赐赏，大施刑罚，造成空前的宦官专政。天启五、六年间，屡兴大狱，诬杀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并毁天下东林书院。凡正直的大臣，都被以东林党的罪名惨遭横祸，东林党人被贬、被杀不计其数，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杨涟、左光斗为首的东林六君子。天启六年，天启帝还命顾秉谦等人修《三朝要典》，为魏忠贤等歌功颂德。
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不仅残酷地排除异己，而且加深了对百姓的盘剥，使得民不聊生，政治极度黑暗，其时，国内土地兼并剧烈，苛捐杂税繁重，各种社会矛盾激化，这必然导致了人民的反抗。天启元年，白莲教在山东揭竿而起，奢崇明、安邦彦起事于西南，天启七年，国内还爆发了山东的徐鸿儒起义和陕西的王二之起义。
天启年间，明熹宗不但面临内忧，还有外患。山海关外，女真叛乱政权步步进逼。明熹宗却听信谗言，不辨是非，即位后罢免辽东经略熊廷弼，致使后金势力逐渐壮大，攻陷沈阳、辽阳，进逼宁远(今辽宁兴城)，辽东局势日趋严峻。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为稳定辽东，明熹宗不得不再次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熊廷弼根据辽东实际情况，制定了三方布置策。而掌握辽东实际兵权的巡抚王化贞，却不顾当时敌强我弱、容易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力主分兵把守，全面进攻。明熹宗优柔寡断，没有主见，不对经、抚之争作出合理决断，以致后金军各个击破，攻陷广宁及其周围40余城。在阉党策划下，明熹宗杀了坚持正确方略的熊廷弼，忠臣良将孙承宗亦遭猜忌被革职，辽东战局陷于重重危机。同时，荷兰人于1624年登上台湾岛，大明王朝很快又失去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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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熹宗时，外有金兵侵扰，内有明末起义，正是国难当头，内忧外患的时期。明熹宗却不务正业，不听先贤教诲去“祖法尧舜，宪章文武”，而是对木匠活有着浓厚的兴趣，整天与斧子、锯子、刨子打交道，只知道制作木器，盖小宫殿，将国家大事抛在脑后不顾，成了名副其实的“木匠皇帝”。
明熹宗不仅贪玩，而且还玩得很有“水平”，朱由校自幼便有木匠天份，他不仅经常沉迷于刀锯斧凿油漆的木匠活之中，而且技巧娴熟，一般的能工巧匠也只能望尘莫及。据说，凡是他所看过的木器用具、亭台楼榭，都能够做出来。凡刀锯斧凿、丹青揉漆之类的木匠活，他部要亲自操作，乐此不疲，甚至废寝忘食。他手造的漆器、床、梳匣等，均装饰五彩，精巧绝伦，出人意料。据《先拨志》载：“斧斤之属，皆躬自操之。虽巧匠，不能过焉。”文献载其“朝夕营造”“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
史书记载；明代天启年间，匠人所造的床，极其笨重，十几个人才能移动，用料多，样式也极普通。明熹宗经自己设计图样，亲自锯木钉板，一年多工夫便造出一张床，床板可以折叠，携带移动都很方便，床架上还雕搂有各种花纹，美观大方，为当时的工匠所叹服。
明熹宗还善用木材做小玩具，他做的小木人，男女老少，俱有神态，五官四肢，无不备具，动作亦很惟妙惟肖。熹宗还派内监拿到市面上去出售，市人都以重价购买，天启帝更加高兴，往往下到半夜也不休息，常令身边太监做他的助手。
明熹宗的漆工活也很在行，从配料到上漆，他都自己动手，并喜欢创造新花样，让身旁太监们欣赏评论。明熹宗还喜欢在木制器物上发挥自己的雕镂技艺。在他制作的十座护灯小屏上，雕刻着《寒雀争梅图》，形象逼真。《明宫杂咏》上有诗吟道：“御制十灯屏，司农不患贫。沈香刻寒雀，论价十万缗。”天启帝雕琢玉石，也颇精工，他常用玉石雕刻各种印章，赐给身边的大臣、宫监。
明熹宗喜欢看傀儡戏，当时的梨园弟子用轻木雕楼成海外四夷、蛮山仙圣及将军士卒等形象。明熹宗情绪高时，也施展自己的手艺。他做的木像男女不一，约高二尺，有双臂但无腿足，均涂上五色油漆，彩画如生，每个小木人下面的平底处安一拘卯，用长三尺多的竹板支撑着。另外还有一个用大木头凿订成的长宽各一丈的方木池，上面添水七分满，水内放有活鱼、蟹虾、萍藻之类的海货，使之浮于水面。再用凳子支起小方木池，周围朋纱囤成屏幕，竹板在围屏下，游移拽动，这样就形成了水傀儡的戏台。在屏幕的后面，有一艺人随剧情将小木人用竹片托浮水上，游斗玩耍，鼓声喧大。当时宫中常演的剧目有《东方朔偷桃》《三保太监下西洋》《八仙过海》《孙行者大闹龙宫》等，均装束新奇，扮演巧妙，活灵活现。天启帝做得是如醉如痴，看得也是如醉如痴。
每到冬季，西苑冰池封冻，冰坚且滑。明熹宗便命一群太监随他一起玩冰戏。他亲自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小拖床，床面小巧玲拢，仅容一人，涂上红漆，上有一顶篷，周围用红绸缎为栏，前后都设有挂绳的小钩，明熹宗坐在拖床上，让太监们拉引绳子，一部分人在上用绳牵引，一部分人在床前引导，一部分人在床后推行。两面用力，拖床行进速度极快，瞬息之间就可往返数里。整个工程中明熹宗都亲临现场。
明熹宗亲手制作的娱乐工具也颇为精巧。他用大缸盛满水，水画盖上圆桶，在缸下钻孔，通于桶底形成水喷，再放置许多小木球于喷水处，启闭灌输，水打木球，木球盘旋，久而不息，天启帝与妃嫔在一起观赏喝彩。有一次他做了个花园，里面的可以走路，鸟可以唱歌，水能流动。
除木工活外，天启帝还醉心于建筑。吴宝崖在《旷园杂志》中写到天启帝曾亲自在庭院中造了一座小宫殿，形式仿乾清宫，高不过三四尺，却曲折微妙，小巧玲珑，巧夺天工。他还曾做沉香假山一座，池台林馆，雕琢细致，堪称当时一绝。天启帝喜欢蹋球，常与太监在长乐宫打球，天启帝觉着玩起来不过瘾，就亲手设计，建造了五所蹴园堂。天启帝酷爱建筑，还表现在对朝廷建筑工程的关心上，天启五年(1625)到天启七年(1627)间，明朝对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进行了规模巨大的重造工程，从起柱、上梁到插剑悬牌，整个工程中天启帝都亲临现场。天启帝常常在房屋造成后，高兴得手舞足蹈，反复欣赏，等高兴劲过后，又立即毁掉，重新造新样制作，从不感到厌倦，兴致高时，往往脱掉外衣棵作，把治国平天下的事，早就抛到脑后，无暇过问。
面对这样的主子，奸臣魏忠贤当然不会错过这个良机，他常趁天启帝引绳削墨，兴趣最浓时，拿上公文请天启帝批示，天启帝觉着影响了自己的兴致，便随口说道：“我已经知道了，你尽心照章办理就是了。”正如《酌中志余》所述：“当斫削得意之时，或有急切章疏，奏请定夺，识字女官朗诵职衔姓名毕，玉音辄谕王体乾辈曰：‘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诸奸于是恣其爱憎，批红施行。”
明朝旧例，凡廷臣奏本，必由皇帝御笔亲批；若是例行文书，由司礼监代拟批问，也必须写上遵阁票字样，或奉旨更改，用朱笔批，号为批红。天启帝潜心于制作木器房屋，便把上述公务一慨交给了魏忠贤，魏忠贤借机排斥异己，扩充势力，专权误国。而天启帝却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可叹他是一名出色的工匠，却使大明王朝在他的这双手上摇摇欲坠。
就在整个大明王朝风雨飘摇的时候，一手制造了客魏专政的天启帝皇帝还在后宫玩乐，在盛夏季节，他喜欢穿上冬装，模仿明太祖雪夜戎装巡游，有时扮成宋太祖上台演戏，游山玩水。因嬉乐过度，酿成了一身的疾病，面无血色，虚弱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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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是中国历史上惟一出身赤贫的皇帝，他想恢复一种“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简朴的农业社会。如果有可能，他甚至想废除货币和商品交易。在这个背景下，明太祖实行海禁就一点也不奇怪。明朝实行的海禁闭关锁国的政策与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政治理念是密切相关的。
明太祖是中国历史上惟一出身赤贫的皇帝，他想恢复一种“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简朴的农业社会。如果有可能，他甚至想废除货币和商品交易。明朝每户人家都要承担实物税和徭役，这徭役很可能就是从千里之外押运征收的几百块城砖或几千张纸送往南京，轮到这一任务的家庭，结局往往是破产。军队也如此，实行卫所制，官兵在驻地自耕自食，亦农亦兵。明太祖很得意，说他是养百万兵而不用花国家一分钱，但结果只是养活了百万名集体农庄的农民而已。明朝中后期，卫所军队与普通农民无异，毫无战斗力。更可笑的是，建造世界上最雄伟、最长的南京城墙时，每一块城砖竟然是从全国各地烧造好后运来的。明太祖也许没有想到，在南京建一个烧制城砖的工厂会是更高效、更经济的手段。
这就是明太祖的思路和治国理念。在这个背景下，明太祖实行海禁就一点也不奇怪，连国内贸易都想要禁止，更何况是对外贸易？防御倭寇不过是实行海禁的一个很好的借口。
明朝皇帝曾有一次公然违背了明太祖海禁的命令，那就是郑和下西洋。下西洋的动机来自于篡夺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皇位的明成祖朱棣，一是怀疑建文帝隐藏在西洋，进行搜寻追捕；二是为了宣扬大明国威进行的政治游行。郑和七下西洋一不殖民，二不贸易，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因此遭到臣下的普遍反对是必然的。明成祖好大喜功，执政时间一长，必然结果就是国家财政的破产。郑和七下西洋没有任何实际的经济价值，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这一华而不实的举动很符合好大喜功如明成祖的胃口，但却是国力所不允许的。大臣们慑于明成祖的淫威，敢怒不敢言，只好借北京紫禁城三大殿刚刚落成即被雷电击中烧光的机会发难，逼得他罢下西洋。其实不要说七下西洋，就是七十次下西洋，按照这种动机和做法，对中国只是有害无利的，徒费国力的政治游行而已。
明朝一直陷于财政困难的窘境，因此国家动员能力极差。虽然到了明朝末年，人口已经差不多两亿，但最大一次动员的兵力不过就是松山会战时的13万军队，这已经是穷尽国力。军队的动员能力不仅仅单纯是军事上的动员，军队远征的数量和距离，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能动员多少人参军，而是后勤能否保障，这纯粹就是国家的全面动员能力了，尤其要有财政能力作为支撑。
明末为何军队最大的动员数量不超过13万？这是因为明朝的财政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支撑更多的军队出征锦州。即使如此，松山大战的明军最终违背了统帅洪承畴步步为营的战略初衷，匆忙迫近锦州，结果被清军包围并切断了后勤补给线，全军崩溃覆灭，其原因也是由于后勤无法支撑，明思宗朱由检只好严令速战速决。历史浪漫主义者在评价军事史时看到的仅是长坂坡上的赵子龙，而现实主义者看到的往往是后勤。
如果比较一下明朝和宋朝的政府财政收入更能揭示明朝的财政困境。明朝在国力强盛的嘉靖年间，每年的中央财政收入仅两百万两白银；到了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后，增加到了四百万余两；万历末年，因为辽东满洲兴起，骤加“辽饷”应付军事需要，达到了五百二十万两，并成了固定的数额；明末崇祯年间，既有辽东战事越发激烈，只好采取竭泽而渔的政策加派“辽饷”、“练饷”、“剿饷”号称“三饷”，逼得全国农民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计，纷纷造反，但即使如此，年收入也不过两千余万两白银。北宋中后期，每年的中央财政收入达六千万贯，而南宋时期则常年超过了一亿贯，甚至一亿二千万贯。[转自铁血社区http://www.xiaoshuodaquan.com/]
由于宋明两朝相差至少近百年，不能直接用各自的货币进行比较，尤其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美洲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白银的购买力自明中叶以后急剧下降，因此必须用购买力平价比较宋明两代的政府财政收入，而最基本的必需品——米，是衡量这两个朝代货币购买力的最好的标准。宋代的一石米价格在400钱至1贯（1000钱）之间，取较高的米价一石一贯计，明代中后期的米价以较低的一石一两白银计，明石是宋石的1.5倍，也就是明代的财政年收入最大值两千万两白银折合约三千万宋石米，而南宋的常年中央财政收入是一亿宋石米，是明代的3.3倍；如果用明代中央财政收入较高的万历年间常额的五百二十万两计，那宋代则是明代的10倍以上。为何这两个相距并不遥远的朝代中央财政收入会相差如此之大？
明代的耕地面积大于宋代，粮食的单位产量也高于宋代，但即便如此，明末的“三饷”加派已经突破了农民的承受极限，农业完全破产，但即使这样竭泽而渔式的横征暴敛也只不过搜刮了区区二千万余两白银。因此，单纯依靠农业是不可能达到像宋代那样高的财政收入，显然宋代的中央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据统计，宋熙宁十年（1077年），在中央财政收入中，70%以上来自于工商业，而南宋时，政府从进出口贸易中抽取的关税最高已经占到了中央财政收入的15%.非农产业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内、国际贸易才是宋代中央财政的主要来源。宋明两朝财政收入如此悬殊的根本原因在于明代实行海禁，以及在其背后的经济政策和建国思想，相比较宋代而言，明代在经济体制上是一个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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