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逢喜事精神爽，吴襄婚后的生活真的很爽，家中有大家闺秀出身的新老婆，在外顶头上司是自己的大舅哥，有着这位大舅哥的大力支持，工作上自然是更加得心应手。可谓生活事业双丰收，羡慕死人啦。
没有过太久吴襄升官了，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没觉得意外，这次的官职是参将，又过了段时间他再次升官做到了都指挥使，镇守宁远。那会儿还没发明直升机，同僚们都说他是坐竹蜻蜓或是搭孔明灯升上来的。
什么是人一般的生活？现在的生活就是！吴襄终于明白只有上等人的生活才叫生活，下等人那不叫生活，只能叫活着。如今在外面他给别人下跪磕头的机会少了，而别人给他下跪磕头的次数却直线上升。这第二次婚姻不仅仅带来的是事业上的变化，生活也与以往大大的不同。如今的老婆是大家闺秀，伺候老公也是格外的有气质，所谓红袖添香夜读书，吴襄现在每晚总是有很多时间来读兵书，读完书上床之前还能吃到夫人亲自做的点心和夜宵。按吴襄某次酒后与同僚吹嘘的粗话来说那就是：“老子我如今过的是神仙的日子，夜夜钻研兵法发奋图强，可我一点也不觉得苦，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那是因为，嘿嘿，点心与夜宵在桌上等我，老婆在床上等我，哈—哈—哈！”后来也不知道这事怎么传到祖大寿耳朵里了，某次家宴过后，祖大寿将这位妹夫悄悄拉到一边，点了点他，让他以后在外说话注意点，弄得吴襄是脸一直红的脖子根，不好意思透顶。
现如今的夫人给吴襄带来许多不不同以往的感受，与那当年的小家碧玉老婆那自然是大大的不同。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吴襄觉得现在的吴襄已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小人物吴襄啦。他的心中对祖家是带有自尊的感激，说自尊是因为如果有一个公平的环境，以他的能力现在的这一切迟早都是属于他的，说感激是因为他并不迂腐，知道这天下就从来没公平过。
祖家这次不仅仅是嫁出去个女儿，那嫁妆中还包括用不尽的银子及那次伺候人的女丫头与男家丁。二婚后吴襄便再也没有干过家中的粗重活，现在有的是身强力壮想在主子面前表现的家丁们，只要他动动嘴，或是使个颜色，问题就都解决了。也再也没给自己的孩子们烧过一顿饭，但他的孩子却越长越结实，烧饭洗衣有的是丫头来做，他的孩子一日三餐顿顿准时丰胜，养的是白白胖胖，那些丫头们把这看作向主子表示效忠的途径，自是大大的尽心。还不仅仅如此，除了迫于女主子的存在，他们还不敢公然的向吴襄投怀送抱外，其它只要是能表现的机会就从来不放过。象这样年轻有为的高级将领，在任何女人眼中都是极有魅力的。这样的男人能给她们带来安全感和荣耀。
作为后妈，虽然已无从考证新任吴夫人内心中真实的想法，但大户人家出身的小姐场面上的事是从来不会让别人有机会指指点点的。他给吴襄的孩子们请来城里最好的私塾先生，教孩子们各种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事，吴家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家事、国事、天下事，声声不断，事事不休。孩子们的衣服无论一年四季总是选最好的料子，请最好的师傅来缝制，宁远城中人们纷纷传颂着祖家小姐的贤德，按老百姓的原话来说，那就是不愧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小姐，就是不一样。孩子们受了吴襄的遗传，虽然年纪不大，但心里都特明白事儿，对这位后妈是恭敬有加，虽不是亲生母子，倒也显现出一副母慈子孝的景像。不知日后吴三桂内心的真实想法如何，他这个人这辈子就是这样，自己内心从来不轻易敞开，但他日后的成就或说是祸害不能不说与这位后妈没一点关系。
到了崇祯四年（1631年），吴襄被朝廷任命为锦州总兵官。总兵官这个职务，在明朝已经是一个地区的最高军职了，是拥兵数万人的高级武将。崇祯六年（1633年），他又因为军功被授为都督同知，荫一子锦衣百户世职，而吴三桂也在此时得到提拔。
官升的这么快，吴襄对祖大寿可谓是感激涕零，他对祖大寿的感情甚至比对他亲爹都要深。如今吴襄一人得道，吴家也有多人跟随着他鸡犬升天。这么说吧，在他们吴氏家族凡是还能拿的出手的都在他的带领下走上官场。举个例子：吴三桂的哥哥吴三凤及姨夫裴国珍是祖大寿的部将，驻守大凌河，其他的担任各种官职的更是多了去啦！通过联姻及多年的苦心经营，祖吴两家在整个辽西地区的声势地位极其显赫。那年头那地方，谁手上有兵权谁就狠，谁就是对的，他们不仅掌握着朝廷给的兵权，甚至还有数千家丁的私人武装。有了这个以祖氏为首的军阀集团，亲戚、部属、心腹等等都紧紧地依附于这个集团，他们分布辽西各地区，占据要津，手握着这一地区生杀予夺大权，可以这么说，这一地区已成为祖吴两家的地盘，甚至到了连皇帝都不敢轻易触动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
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率八旗兵第一次突袭入关，很不体面的使了个反间计，愚蠢多疑的崇祯皇帝做了件很混蛋的事，竟然将好心来救他的袁崇焕给抓了起来。祖大寿是袁崇焕的下属，他看到自己的顶头上司，对朝廷忠心耿耿的袁大帅都落了这么个下场，内心的动荡及惊恐是可想而知的。干脆破罐子破摔，什么勤王大业他也管不上了，直接就带着自己的部队逃离北京，经山海关，返回了宁远。作为一个封建时代朝廷所依赖的边关大将，他的这种行为可以说是很不符合当时的道德标准的。不过从他个人的安危考虑，我们又是可以理解的。袁崇焕比他地位更高，比他对朝廷更忠，都落到这种下场，等待他的是什么，谁也不敢保证。他可不是酸儒，这种时候他想的很明白，不打吧，留在京城自然是死路一条，打吧！不管是输，是赢，以崇祯逮捕袁崇焕的疯狂举动来看，他的脑子是否还正常都很难说，疯子干出任何违背常理的事都是有可能的，崇祯疯了，可他却清醒的很，三十六计，走为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他在辽西的势力，这时候跑回自己地盘无疑是最明智的啦。
他这一跑，差点没把崇祯气死，崇祯在寝宫中披头散发的拿着天子剑成天神神叨叨的嚷着我要杀了他杀了他。崇祯身边他最宠信的宦官王承恩倒还算脑子清醒，忙劝着主子，向他陈述祖大寿与袁崇焕大大的不同之处。袁崇焕不过是朝廷后来派去的官员，他所有的威望都是朝廷给的，那天他不合朝廷心意了，自然是想抓就抓，想杀就杀。而祖大寿可就不同了，他们家世代镇守辽西，家族势力是盘根错节，不是想除就能除掉的，真要动他，怕是朝廷还没拿到他脑袋，他就阵前倒戈，投了皇太极。而对于这种可能，朝廷是赌不起的。听了王承恩的话，崇祯不知道是被吓醒了，还是真的弄清楚了这里面的厉害关系。这个固执的人竟然难得的改变了自己的注意，你说怪不怪？
按照当时的律法，临阵脱逃，形同叛逆，必处以极刑。但这次却令诸多朝朝廷大员们大感意外，崇祯不但没有怪罪、处罚祖大寿，还发下诏旨，极力安慰他。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当时皇太极攻打大凌河城，将城池围得水泄不通，祖大寿守城，后因军械粮草消耗殆尽而被迫投降。不过他倒也机灵，带着全部部下出城，前往皇太极的大本营，参加隆重的归降仪式，极大的满足了皇太极的虚荣心后，又以回锦州接家属以便解除后顾之忧更好的为新政权卖命为借口，骑着皇太极送给他的关外千里良驹不但带着部下大摇大摆跑了回来，还乘着八旗军的疏忽把该城又重新夺了下来。也不知道当时皇太极是怎么想的，究竟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觉得自己已然是老大，谁都彻底对他心服口服，还是为了笼络人心显示自己的胸襟宽广，所以才放虎归山。不管怎么说，总而言之这次他是被祖大寿狠狠的忽悠了一回。皇太极领教了一回汉人的花花肠子，郁闷不已，那段时间他的口头禅就是：“坏！汉人是真坏！”他所带来的后遗症就是终清一代统治者对汉臣始终是不信任的，就算你做铁杆汉奸也没用。后来的翰林院编修们对此是耿耿于怀的，在他们编撰的史书上对祖大寿是没有一句好听的话。
回锦州后，令人费解的是祖大寿与与皇太极竟然还有秘密书信往来。不过据估计这恐怕倒不是皇太极真的那么好说话，以关外民族的直率性格来说，他的真实想法应该是将祖大寿碎尸万段而后快才对。与祖大寿继续保持来往应该是他手下汉臣们的主意，这帮人虽道德水准不咋的，可智商都不低。他们是赌定了以后祖大寿还有利用价值，所以给大家都留条退路，日后好相见。可恨啊，估计使出反间计搞死袁崇焕袁大帅的就是这帮鸟人啦！这桩丑事被辽东巡抚丘禾嘉得知，即刻向朝廷密奏，这事在朝廷中可以说是半公开的秘密。现如今以皇上的脾气却能既往不咎，装做不知道，忍了下来，不可谓不奇怪。朝臣们觉得自己是越来越不了解自己的皇上了，对自己的这位圣上更加的感到陌生与难以捉摸。
崇祯十五年（1642年），明军与清军终于在在松山（辽宁锦县松山）爆发决战，明军惨败，镇守锦州的祖大寿又一次的率部献城投降。按明律，他们的亲属都难逃干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参加此役的吴三桂，战斗才刚刚开始，就同总兵王朴等率部逃跑，以致明军全军覆没。事后，朝廷处死王朴，但却仅给吴三桂降级处分。面对盘根错节的祖、吴辽西军功贵族集团，朝廷又一次的妥协。辽西在袁崇焕死后朝廷就指着祖大寿啦，虽然这次祖大寿又一次的不体面的投降，但看他以往的经历说不定那天又反正了，朝廷对他还是抱有有幻想的，更何况虽然他投降了，但许多与他有着万千关系的部将还留在明军阵营中，对于这些人更是不能把他们逼急，即使惩治一人，也恐激成大变，弄不好这些人就会把辽西作为一份大礼送给皇太极。
辽西要数谁势力大，第一是祖家，第二就得算吴家了。这两家是做了长期扎根边疆的准备的，他们既是当地的军政首长，又是当地的大地主，大财阀。靠着诸多特权及雄厚的财力，他们组建了只忠于自己的私人武装。吴家有三千骁勇强悍的的家丁，他们都是由吴襄的子弟、及子弟的兄弟、亲属等组成的，这而三千人吃的是细酒肥羊，穿的是纨罗纻绮。尽管朝廷长久发不出饷，但他们照样过得很爽，这三千人在外皆有数百亩庄田，他们得到吴家如此丰厚的赏赐，自然愿为吴家卖命死战。
吴家的财产主要是靠其权势巧取豪夺来的，他们掠夺的主要对象是守边的士卒及其耕种的土地。在明朝初期，朝廷就实行军屯制度，就是以驻防士卒就地屯田，不管是驻防内地，还是边关，每个士卒都由朝廷分配给一定数量的土地，自己耕种，自给自足，可免去百姓的负担及粮草运输的艰难。吴家势力所在的地区是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开始实行这一制度的，当时每一个士卒给地50亩，到永乐初年，全辽25卫，屯地已达25300余顷，屯粮一年可收入716000余石。客观的说，这种以守军耕种的屯田法在一定时期确实收到了不错的效果。但悲哀的是广大士卒辛苦耕种的土地和收获的粮食逐渐被他们的各级上司任意占用和侵夺，屯田制遭到彻底破坏，而他们的上级却迅速的发达起来。到正统八年（1443年），实行屯田制才几十年，朝廷大臣们就惊呼：沿边各将吏“广置庄田，私役屯军，改挑渠道，专擅水利，又纵下人占种膏腴屯田，是使军士怨嗟，民政废弛”意意这是说，驻守边疆的将吏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都私自设置自己的庄田，霸占水利设施，夺占肥地、好地，随意役使部属为他们耕种，收获全部归己。
本来镇守边关，保家卫国是无比光荣的事，但是明代的边防军多由罪犯充任。这些人不管是真有罪还是假有罪，总之是被加上各种稀奇古怪的罪名充军到边关，编入军队。一年到头，他们除了修城、担任守卫，还要从事繁重的农活，与其说他们是军人还不如说他们更象农奴，因为是戴罪之身，他们的份地随意被掠夺，他们的收获物更是可以随意被征收。到了明中叶以后，夺占士卒土地的情况更为严重。光嘉靖八年（1529年）为例，就一连爆出镇守太监白怀、镇守总兵麻循、监枪少监张泰、镇守辽阳副总兵张铭，以及分守监丞卢安、参将肖滓、李监、游击将军傅瀚等一大批人的掠夺行为。万历年间，张居正当政时，就清查出被侵占的屯地共8390顷，屯粮是199840余石。与永乐初年的253000余顷做比较，到这时，被当地官员将领侵占的土地已在1/3以上！
除了祖家、吴家这样的顶级家族外，其他各级武官将吏，也拥有很多土地，当然这地他们自己是不用种的，他们以自己手下的士卒为廉价劳动力，迫使他们为自己种私田。这些人靠剥削广大士卒，获取了大量财富，然后以部分资金转入到经商、开矿、捕鱼、采木等行业可谓是生财有道。
后来朝鲜国王的世子随清军进关，路过锦州，曾兴致勃勃的前往祖大寿兄弟的府邸参观游览，他写道“其结构宏杰，甲于城中，重门复室，金碧炫耀，甃砖石砌，雕刻奇形，文垣粉墙，穷极华丽，而大寿之家则尤为侈奢”这位世子甚至不无妒意的感叹：“我国则虽至尊之居，不能如是其华者。”身为一国之主的朝鲜国王所居宫室，竟不如偏处苦寒之地的明朝将军府邸那样华丽，也难怪人家要感叹了。
山海关外，辽河两岸，东至鸭绿江畔，北至开原，南抵大海之滨的旅顺，自古就是“英雄百战之地，所谓虎步龙骧，高下在心”。
历史上，这里历来就是兵家用武之地。在吴三桂之前，出过威震辽东的名将李成梁父子，“铁面御史”何尔健，流芳百世的袁崇焕袁大帅，首创海上雄师的毛文龙，一度主持辽东大计的王在晋等，清朝的开国皇帝努尔哈赤、皇太极都在这个军事舞台上施展过他们的才略。
明朝在辽东，西北与西面都与强悍的蒙古为邻，东北与东面毗邻女真，这也是整个明朝边防最为险要的地区。明朝自建国初期到末年，两百多年间，不惜血本，修边墙，筑城堡，建了数以千计的墩台，派驻重兵防守。但令人费解的明朝在此防备如此森严，却仍不能阻止蒙古、女真铁骑的侵扰。终明一代，这里一直是一个让人胆寒的战场。
由于长期生活在战争的环境之中，当地的军民已然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而老百姓更是把习武防身当成是他们自己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此地虽常有战事，与蒙古、女真人冲突不断，但百姓间也有和平交往的一面。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过着游牧、渔猎生活，人人精于骑射，时间长了这种民族习惯，也逐渐融入汉族人民的生活之中。爱马、骑马也成为当地汉人的习惯。小孩无论男女，长到五六岁，就开始练习骑射。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边地的的特殊社会人文环境，造就了当地汉民的尚武精神。在明军中，此地出的士卒以剽悍善战而闻名，被誉为虎狼之师。在同后金的多次战役中，明朝从江南鱼米之乡调来的军队，可谓是屡战屡败。而后来袁崇焕改用当地人组成的部队，不但顶住了后金的猛烈进攻，还在大反攻中，接连大捷。
吴三桂出生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决定了他有一天必将走上老天为他准备的舞台——铁与血交织的军事斗争舞台，他的一生，都将在危险与战斗中度过。
他无疑是幸运的，出生在一个将门之家，受到家庭尚武风气的熏陶，尚武的观念从小就被注入到他的血液之中。在他幼年时，父亲就就教他骑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所受的军事训练也越来越严格。军事训练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军事训练。吴三桂天资聪颖，也颇能吃苦，骑射进步很快。舅父祖大寿对他也很关心，不时地加以指教。他经常出入军营，爱听军官士卒讲战斗故事，常常忘了回家，他从小钦佩军人，他的梦想就是将来长大成为一名将军，他最爱跟其他小朋友说的话就是不想当将军的小孩，不是好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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