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郭祖生总算平安无事我也登门道歉。家长通情达理，一再骂自己的儿子不学好，老师教育得对，当然也心疼自己的孩子流了那么多的血。为了惩罚自己，我把头发理光了，让自己记住这是一次永远的耻辱。
那天校长正好不在学校，回来后得知情况，他好象觉得这下有工作可干，特地去家访，却不是帮忙做善后工作，而是找来班上其他学生个别谈话，要进一步搜集我的材料。我很坦然，错误明摆着，别人安慰也罢，辱骂也罢，都不能减轻我内心的自责。我不想作太多的解释，过错是一定要纠正，教训也一定要吸收。
这事发生后的第七天，校长找我谈话，先说了一通体罚学生的严重性，又说家长准备告到县里去，问我打算怎么办？我承认自己有过错，也开诚布恭地指出，校长不该在背后对教师搞小动作，这不是在帮助人，而是乘机落井下石。校长看不到我象个“罪犯”的样子，故意曲解我的意思，说我态度恶劣，不承认错误，还反咬一口。我知道谈不下去，以校长对人的逻辑，他不会理解我所讲的句句是真话。他到中心学区去汇报，回来神气十足地宣布：“公社党支书指示，责成何海生公开检查。”大概我这辈子注定要不时作“检查”。
4月20日晚上召开教师生活会，让我作公开检查。我毫不掩饰地谈出自己的过错。因为坦露错误，说明有改正的决心；如果隐瞒过失，将会受到时间的惩罚。但大家照例要提意见“帮助”。他们都认为应该给犯错误的人以痛感，而后他才会改正。仿佛一旦陷入泥宁，唯有岸上的人能帮助他。于是每人发表一通激烈的言辞，有的上纲上线。郭祖生是贫下中农子女，文章自然好做了，什么“法西斯行为”，“摧残贫下中农子女”，差一步又是“阶级报复”了。我是个有“棱角”的人，平日少不了会划伤周围的同事，因此得怨甚多。一两位跟我感情不和的，乘此机会把一些鸡毛蒜皮与过错毫不相干的事也一古脑儿搬出来，随意发挥，扣帽子。反正人人的权利比我大，分辨和解释是无用的。一些人正苦于没有话题可发挥。我要是说出真话，他们立即会说我不够虚心；我如果一言不发，又会说我对批评有抵触。唯有我说出假话，大家才会满意。
我很感慨，人们并不伟大，至少我周围的人很少有人理解我的心。因为我粗暴，不懂得忍耐和妥协，我便成了一些人十分称心的陪衬。那些无爱于人类而又十足自私的人受到称赞，因为他们懂得温良谦恭让。人们喜欢他们的好面孔，愿意听他们的花言巧语。唯独我不是这样，这不懂世故的黄毛还没有在我身上退尽，我始终不肯昧着良心说瞎话。我知道自己有缺点，也有优点。别人的看法无论是好是坏；都要中肯才能叫我信服。过高的赞誉，我会认为他要利用我；过低的贬价，我会感到受委屈。说我不好，我一点不苦恼，对自己我比谁都清楚。恶意的诽谤反而令我冷静下来，感到没有计较的必要。我被人误解得太多，损失也无可量计，一两句废话算得了什么。事实本身才是最长命的东西，我的智慧不会因此减弱分毫。我所怕的仍是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时他们即使不说，我也会羞愧难当，感到无颜立于天地。（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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