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春，由于我的出色教学，在学区里已小有名气，上级把我调到一间规模较大的小学里任教但五月份“高考”报名一开始，我还是按计划到县文教科提出参加“高考”的申请。不料，人事股长节外生枝，对我说：“你是在职人员，想考大学必须先申请退职。以后大学录取与否均与我们无关。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吧！”这句话的含义十分明白，一旦“落取”等于又是失业，好容易才保住工作，怎能轻易放弃。
我一下呆住了，张口结舌，不知该怎么办，仿佛走到命运的悬崖边，前头既有光辉灿烂的理想在召唤，也有充满失业困苦的深渊要吞噬。“考”与“不考”在激烈地争斗。如果我不报考，将一辈子当个默默无闻的教师；如果我不报考，我的专长将付之东流，理想永远得不到实现而如果我去报考，就要冒极大的风险，只要一离开就甭想再找到工作。那时光本街区就有二百多位待业青年。我绝不能再回到过去的日子，那种生活我一想起就害怕。我痛苦极了，在人事股长面前楞了好久好久。一年来我克服了重重学习难关，却没有考虑到还有人为和生活的难关。我颓然地低下头，不敢跨越悬崖朝前走，却悻悻地回头选择了平坦的路，为的是能活下去。就这样，人事股长一句话竟然左右了我的命运。
事后我痛哭一场，恨自己太软弱，没有奋力抗争就白白牺牲掉自己的理想和一年来的心血。我后悔极了，我把活下去看得比追求理想还重要。
我继续留在小学里教书。后来想，不妨在教学工作上拼一拼，争取成为一名优秀教师，发表几篇文章，得到上级的认可，兴许会有机会被送去读大学的。我开始阅读大量教育教学书刊，搜集相关资料，我的桌上堆放着各种“教育学”、“心理学”。我写下不少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也给《福建教育》投过几次稿。
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仍深深感到自身的不足，我的个性、才智一点不适于干教育工作。我办事一向以速度快，效率高，准确无误见称。教育学生更需要的是耐心和鼓励，有时还必须让步和妥协。我总是太急躁，太认真了，欲速而不达，又不善虚构，常常无辜伤了学生的自尊。我为此苦恼，感到力气花在不当的地方，难有成效。一个人的聪慧本来就是相对的，在一个方面他是天才，在另一方面他可能是苯蛋。能充分发挥他的专长就有成就，勉强从事不适合的工作，就可能徒劳无功。我的特长应该在科研方面。看看过去的同学，有的已分配到科学院，有的在读研究生。我感到自己远远地落在后面，而在中学里我至少也是和他们并驾齐驱的。想到这些，我的心老是不能平静。不管这种想法是不是资产阶级名誉地位，我首先考虑的是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国家科学事业贡献青春，我不想浪费自己的智慧。
1964年2月，经历了一学期精神上的痛苦折磨，我下决心孤注一掷，付出真正的代价和牺牲，如此才是一个有理想有奋斗的青年。我又开始争分夺秒复习功课。为了防止动摇，针对过去的软弱，我在思想上作了充分的准备。估计到“落取”后可能遇到的几种后果，也写出不投考将一生苦恼的警钟。决心之大，以为是不可阻挡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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