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库工地回来，我就留在家里专心复习功课。(读啦网)自以为有这样一段“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劳动表现，政治条件可以合格了。工地指挥部也特地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证明我在那里劳动表现不错。这是一封我付出四个月的汗水换来的《介绍信》，我满以为是个很有份量的政治砝码，几乎寄托着全部的希望。何况1959年又一场“插红旗、拔白旗”，“反右倾，鼓干劲”的运动，让那些敢于说大话、假话、空话的好汉，有了用武之地。政治已深入到生活中的每个角落。学校里政治更显得是主课，政治条件不够格，学生高考成绩再好，也甭想被录取。可是我又一次过于天真地估计了自己的“政治条件”，当然这绝不是我的错。
七月份我第三次参加高考，我觉得比去年更有把握，答题更成熟，成绩肯定还要好。我又满怀希望等待着。就在这个时候，叔叔告诉我，派出所正在调查我与国外通信搞集邮的事，而且说得格外严重。我一下惊呆了。
当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就开始集邮，那时纯粹是为了好奇、好玩，没有目标后来叔叔考上大学后，把他的邮集送给我，我才开始真正的集邮。到读中学以后，我通过不断跟同学交换，跟外地邮友通信联络，包括报刊杂志上刊登的一些外国邮友，我的邮票有了可观的数量。“落取”后太无聊，我更是如醉如痴一门心思放在搜集邮票中，以此消磨时光，排除烦恼。在最盛时期几乎每天都有邮件，有时一天可达七、八封。但是除了彼此交换邮票，并没有任何越轨行为。早些时候我也发现邮件常常被拆开重封，特别是国外来的，更有这种痕迹。有人也问过我为何有这么多信件，因为在这个小县城里，象这样的事并不多。别人喜欢好奇，我也就不介意，自以为集邮是正当的娱乐，国家有集邮公司，出版《集邮》杂志。我没有违法乱纪，怕什么？想不到，麻烦的事果真来了，我不明白公安局为何要调查？叔叔听说是因为我寄报纸给香港邮友。
我记起来，那是1958年9月，也是我最热心集邮的时候。我从杂志的“集邮者信箱”中找到一位香港邮友的地址，按他的要求寄了些火花跟他交换邮票。来信中对方自称是一位离开家乡多年的华侨，想看看祖国的报纸，希望我寄一些给他，他可以用邮票答谢。这事本来我并不乐意，我没有订报纸，也没有多余的钱去买报纸、寄报纸。但想到一位远离家乡的华侨，渴望看到祖国的报纸，了解家乡的变化，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再说报纸本来就是宣传用的，要给人看的，做点好事是应该的。政府对华侨又是那么关心爱护。寄整张报纸不方便，我特地从旧报纸中挑选有关华侨投资祖国建设和侨乡新面貌等内容，剪了三小张夹在信封里寄去。过了不久，我也从《集邮》杂志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是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借交换邮票搜集国内的报纸，请集邮者提高警惕。想到自己遇到的事，不明白对方要报纸干什么，我写信给“集邮”杂志询问有关情况，出于谨慎，我同时断绝了跟对方的联系。这就是全部的经过。当然，如果对方真是特务，我又如何洗得清？
也许自从“整团”以来，我的心就非常脆弱，经叔叔这么一说，难免有些恐慌。有的说是“做贼心虚”，可是我不做贼也一样心虚，甚至有点恐怖，似乎随时有被捕的可能。到街上去觉得背后有人在跟踪盯哨，在家里又害怕有不速之客来临，终日惴惴不安。事实上，即使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无中生有的事，只要是怀疑和不信任，都可能引起十分的恐惧，尤其是对一个挨过整的青年，更是如此。我决定主动找公安派出所里的人解释这件事。可是心里慌慌的，老是担心他们不相信我的话，会认为我是一个被开除团籍又大学“落取”的人，对现实肯定不满，有走上犯罪的可能。结果语无伦次，更加引起他们的猜疑。所长要我写一份详细的书面材料。我懊丧万分，知道考大学又泡汤了。
恢心之至，我决心到边疆去，听说那里正需要人。还没有等到大学发榜，我就写信给新疆和青海省委办公厅，要求去他们那里参加开发边疆的建设。我想到一个新的地方去重新做人，只要不再对我提起“过去”，我会干得很出色，只要信任我，什么苦我都能吃。可是后来那边回信说：“必须是有组织有计划地由当地政府安排去那里。”我只得失望地呆在家里，又过着那种空虚无聊的生活，同时还蒙上一层浓浓的恐怖阴影。（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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