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走后，一连几天我还在想念就向中队长请假要求回家看看。他不答应，说我母亲刚来过，有什么好看的。我思乡的情绪越发强烈，晚上睡不着，饭也吃不下。想到爸爸妈妈，想到弟弟妹妹，想到同学朋友，我感到再不顺从我的心愿，就要病倒在这里。后来好容易等到中队长自己也回家去了，我才从指导员那里获得批准。
回家那天，我天没亮就动身，一路上几乎是小跑着回来，激动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进到城里，虽然才离开一个多月，好象许多东西变了样，一时认不出来了。家里人说我晒黑了，长结实了。我不想多谈工地上的事，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就急忙跑去找朋友。
朋友们都说我是大傻瓜，不该自讨苦吃跑到工地去。他们正在街政府响应“全民炼钢”号召，建筑小炼铁炉、办沼气厂，论政治表现比我显眼多了而我在工地的情况，街政府根本不关心，我象在盲目敬神，没有一级领导注意到我这一举动。要是万一我犯了错，他们倒是会立即“关心”起来。我有点后悔，不想再上工地。我不怕劳动，也不怕苦，但带有强制性的干活，我受不了。此外生活上的枯燥，没有电影、没有书、没有朋友，对我来说日子也是难熬的。但是我清楚地知道，不去是不行的，以后人家会说我是经不起考验逃回来的。去容易，来可不容易，工地随时在追讨超假的民工。我不得不走，已经超假三天，多亏朋友替我打了一张病假证明，我才能回去。
回到工地的当天晚上，中队长果然怒气冲冲地到工房来训斥我：“何海生，你为何超假，我要让大家‘辩论辩论’。”所谓“辩论”，在当时就是批判斗争。我拿出医院的证明，他一时语塞，好久才嘣出一句：“下次再这样，我就不客气了。”直到走出工房又想起什么，自言自语道：“这些知识分子就会搞花招。”工房里的民工会心地对我笑了，可我一点不觉得开心。
1959年元旦，公社派慰问团到水库工地慰问民工。我们的街长也来到水库工地，她看到我，特地过来向我问好，表扬我是自己报名来的。大概此时中队长才“发现”我不是“坏蛋”。以后态度骤然改变，还叫我到中队部抄写报表，出墙报等等，我这才真正成为一位受到权力尊重的民工。
据说中队长是一位复员军人，喜欢讲“一切行动听指挥”，他把自己的发号施令当成至高无上的法律，谁不听从就要受到“无产阶级专政”。每次出工如有拖拉，便是一顿臭骂；干活不认真，劈头就是训斥。凭着一股劲，他可以为所欲为，不顾客观规律，常自恃为：“我为革命，为工程，不怕大家提意见。”中队里已有不少民工受不了威胁恫吓，加上思家心切，半夜逃跑了。那些个人历史有“污点”或社会关系有“问题”的人，一旦被追回，就遭到捆绑，揪到台上批斗。可是逃走的人数仍在增加。终于工地指挥部也觉得不妙，只好把他调走。临走前他在民工面前作“告别演说”，称这个中队的民工个个可爱，他舍不得离开，甚至挤出几滴眼泪。这着实让人为难，是原谅他所谓出发点是好的，是为集体着想，无条件服从他的无理要求，做他盛怒下的牺牲品，还是坚决反对，抵制他那种近于法西斯的行为？如果说他对民工有关心爱护的一面，那就是该休息就一律得停下来，强迫你休息。工地偶而放一次电影，一律得去看，不喜欢也不行。当然，除掉“一切服从我”，“听从我的”，他做事不带个人目的，炊事员有心多分给他一点菜反遭到他的批评。劳动中他经常走在前头。所以他走后，有时遇到工程不顺利的时候，大家还是想念起他来。（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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