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23日，螺城解放了国民党军队一早就退出城去，街上已不见一兵一卒。那时关于和解放军的谣传很多，有说他们象“封神榜”里的人物，神通广大；有说他们凶神恶煞，不近人情。那天，我和几位小朋友一直扒在屋顶上，注视着公路上的行人，想看看解放军到底是啥样的，可惜到傍晚还看不到有什么动静，却听说游击队已进城接管了县政府，说他们穿着普通人的衣裳，跟老百姓没有两样，只在腰间插一支挂红布条的短枪。
虽然没有“看”到解放，但觉得整个县城的气氛变了，到处充满生机。人们象是从黑黝黝的地洞里走到阳光明媚的天底下，感到明亮和舒畅。远处不时传来一阵阵敲锣打鼓的声音。到街上去可以看到文工队在街头表演节目，或是一队穿着红黄服装的男女青年打着腰鼓在迎送什么。对孩子来说，这是新奇和激动人心的。大人们都说解放了，人人平等，不许再有压迫和剥削。大家兴高彩烈地大声议论着，传递一些新名词。各种民间组织：农协会、妇女会、青年会、儿童团的牌子就象雨后春笋般地树了起来
很快，就有人来叫我去参加儿童团。团长是个能干的小青年，常给我们讲解放区抓特务打坏蛋的故事。有一天，他突然分配我跟另一位儿童团员每天要在我家屋后的小路上站岗查路条，那时治安混乱，进城要凭区政府开的介绍信，称为“路条”。我家屋后的小路是进城的一条通道。当时，我感到这是莫大的荣幸和信任。就这么一句话，我俩立即当作一件神圣而伟大的任务来执行，一刻也不敢怠慢。每天一大早就拿着红樱枪，挂上红袖章，笔挺笔挺地站在路口，对每一位过往路人严肃认真地问一声，“同志！你有路条吗？”不放过任何一个没有路条的人。我们是那么认真，心中只有“革命”，丝毫没有考虑后来常被提起的“人际关系”。一天就有一位干部模样的人被我们挡住了。他解释了半天，最后还是悻悻地返回原路去。当再次看到他，带来了路条，我们竟感激地对他道起谢来，我想这是对他和对自己的共同赞美。此外，儿童团还不时搞宣传演出。在自家院子里搭了个小小台面，模仿着从大戏台来的节目，内容都是关于“抓特务”的，曾吸引过不少小观众，连大人有时也兴致盎然地站着观看。
1952年秋，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螺城一中。从小学四年级起，我的学业成绩开始脱颖而出。当时多亏一位新来的国语老师。他矮敦敦的身材，一说话就逗人乐，象一位相声演员。第一堂课，我就被他那抑扬顿挫的声调和幽默恢谐的表情吸引住了，一动不动地听完一堂课。对我来说是破天荒第一次，下课后感到浑身肌肉又酸又疼，脖子扭不动了，好一阵才舒展过来。这位国语老师不但书教得好，还善于组织学生开展各种竞赛。我的好胜心得到发挥，对学习有了兴趣，那一学期结束，我的成绩一下跃居班上第七位，到小学毕业时已名列全校第一。
在学习上我从不感到困难和紧张，对于演算类的题目，我只要想想解题的方法和步骤，几乎就了如指掌，不用动笔去做。我的数学和物理科成绩曾有过全学期总评一百分的记录。我往往比同学少花一半时间就完成课业，更多时间是在图书馆和运动场上度过。学校图书管理员对我很友好，常让我进去自己挑选图书。现在的孩子还没有，父母已给他准备了一大堆《看图识字》之类的读物，恨不得通通塞进他的脑子里。那时候没有这样的条件，记得第一本看的是《李有才的板话》，是小学语文老师介绍的，因为课本中读到有关的章节，老师要求我们去借来看一看。从此我才有了一张《借书证》，开始走进图书馆里去。那时尽是借一些童话、寓言、神话和描写少年英雄这类的儿童读物。上到初中，开始看长篇，也看古典。这时期的读书，纯粹为了了解故事情节，满足好奇心，是不求甚解的，读完之后，并无多大进益。此外在体育方面，我年纪小，在低龄组占有优势，跳高，百米连续几届校运会都获得该组的第一，连体育老师也对我倍加爱护。我还是学校少先队副大队长兼中队长，班级学习委员。差不多所有教过我的老师都对我另眼看待。这样的后果当然很糟，使我在家里的“老大”地位又得到巩固和发挥，只习惯受到赞扬，不愿听到批评，总想在众人面前表现自己，卖弄小聪明，也不管是在怎样的场合。终于有一次导致我做了一件愚蠢的事。（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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