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道路，往往一念之差，结局天壤之别，玉芳已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这些天来，她一直心事事忡忡，郁郁寡欢，总是深圳——随文，随文—深圳，比来比去，心理很不是个滋味。她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对自己这种心态也有过短暂的自省：离开深圳，离开他到底是对还是错？和朝旭接触过程中察觉到，朝旭深爱着他的妻子孩子和家庭，无论在什么场合，每当提到他的家庭，他都表现出那种令人妒忌的兴奋与激动。相处一年多，朝旭的言行举止，总是严格地把握着应有的尺度，他从不与其他女孩子来往，看得出，他很喜欢自己，却又始终保持不即不离的距离。这证明：他人品好；素质高；更重要的是对妻子的感情无可替代。既然如此，那么我离开他是明智的，道德的，没有结果又岂可长久相依呢！然而，玉芳的心病终难寻到良医，因为感情这东西，哪怕是单相思的感情，足以让人苦死。人都在理性中生活，世界就没有迷茫、苦脑和犯罪了。玉芳理智的思绪在脑海里一纵即逝，接踵而来的又是剪不断的情思，理不清的忧郁。她想再去深圳，既使不回华宇公司，自己另外找个地方，心情也许会好些，可是，我去深圳的目的是啥呀？再去华宇公司，朝旭他不会拒绝我，她想肯定不会，可我自己多没面子啊！他还会那看待我吗？公司、程总、员工又会怎样看他唷？玉芳感觉朝旭很喜欢她、关爱她，虽说不是她所希望的那种爱，但她很理解他，尊重他。她在朝旭身边工作时，曾时刻的醒自己，不要为了爱他而去干扰他的事业，影响他天才的发挥，甚至影响到他的家庭，那是对真爱的伤害，是不可铙恕的罪过。如今远离他了，她宁可残酷地折磨自己，也绝不去稍许伤害别人。她一连串的顾虑、反复、犹豫、退缩、冥思苦想，完全没了自信，没了主意，更没有那种敢于从别人手中抢回自己所爱的人，双双私奔到天涯海角；或把情敌杀死，哪怕是上断头台、进坟墓、身败名裂的胆量和勇气。她也曾埋怨过自己，干吗会这样懦弱，这样没出息，总感到自己什么都不是呢？她得不出答案。过去的执著、孤傲，智慧，甚至连灵魂，都好象被深圳那地、那人一齐给摄了去。只剩下悲观、隐忍、空虚、啜泣、一片茫然，最后，只有听天由命了。
陈婕是和玉芳一块儿去深圳的高中同学，也是印刷厂的同事，她不久也回到随文。这天，陈婕来玉芳家玩，问她为啥回来？还去不去深圳？回来以后打算干点啥？玉芳只是摇头不语。陈婕告诉玉芳，她在深圳赚了些钱，准备在随文开个美容美发店，问她有没有兴趣？玉芳回绝了。陈婕笑了笑说：“那我就趁现在有点钱，找个老公嫁了。”陈婕说得眉飞色舞，并问玉芳：“你的条件应该比我好，原先那位朝先生对你那么好，你想做点什么，我看他肯定会帮你的。”玉芳对此一说，倒是提起了她的一些兴趣，不过，她的回答却让陈婕大感意外，玉芳说：“我想是的，其实，朝总早就支持我独做点事，也表示愿意帮我，可我当时连想都没想过要离开他，哦，不！要离开那儿。”陈婕说：“嗨！你真傻到家了，我问你，你到深圳干吗呢！不就是为了找钱么！”玉芳沉默不语，陈婕又说：“那你要是现在找他要钱，他还会给你吗？”玉芳轻轻地点了下头，说：“我想会的，我了解他的为人。”陈婕催促说：“那赶紧啦！还磨几啥呢？快，快找他要钱。”玉芳为难地说：“不行啊！朝总对我很好，我非常感谢他，可我从来就没想到过找他要什么钱啦！”陈婕又说：“过去没找他要钱，是你没想到，你傻蛋！现在想到了还不迟嘛！来！你告诉我电话，你不好开口我帮你要。”玉芳笑道：“别那样，我并不是不好开口，我根本就不会找他开口要钱的！”陈婕傻乎乎地看着玉芳，诧异地说：“嘿——！你这人才怪哩！放着的钱你不要，你要干吗呢你——！难道说对你自己的以后，就全然没有一点儿划算？”玉芳看着眼前这位颇能随波逐流，也能随遇而安的同伴儿，不知是羡慕她的单纯，还是感叹她的现实，抑或因自己的多愁善感而被她看得幼稚，总觉着相互间存一种无从弥合的差异。她苦涩地笑了笑，摇摇头，又陷入了属于她的沉思王国。
不过，自打陈婕和玉芳交谈过那一次后，她虽对陈婕的人生观念不着边际，但也试着想从痛苦的回忆中解脱出来，面对现实，强制自己适用已经改变了的环境。她想，自己的归宿倒在其次，都这么大的人了，不想再让父母为自己操心。于是，她没事就强迫自己坚持看书、练字，想分散一下沉缅于过去的情思。她还曾应聘到一家房地产公司作文员，因她原来在深圳也是在房地产公司工作，熟门熟路，可上班不到两天就辞职不干了。母亲问她是咋回事，她没好气地冲母亲说：“别问，说了你也不懂。”老实巴交的父亲更是不敢说什么，只希望女儿好好儿的。
原来，她上班的第一天，岂止出乎她的意料，简直大失所望。这是一家什么鬼房地产公司啊！既无固定资产，也看不到任何工程设备，连三间办公室是临时租用的，摆在旧桌子上的一台电脑还不能用。老板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青人，为让外界看得他老诚，故意留着日本式小胡须，一把长长的头发扎在后面，显现出土气的新潮。更有甚者，言语粗秽，举止轻浮，给人以厌恶之感。所谓的业务，完全靠凭着县政协副主席父亲，偶尔从某处揽下一个建筑工程，再提给人家，弄个三五几万，敷衍三月五月。嗨！这也叫房地产公司？见过大世面的玉芳目睹这些，简直从心里凉透了。公司只有三个人，她去了以后正好凑合一桌牌——四人。上班的第一天，任何工作都不给她交待，她刚进办公室，手提包还没放下，总经理就叫她玩朴克。玉芳一听，头都懵了，怎么，上班打牌？她赶紧说：“总经理我不会打牌，还是安排我点事做吧！”总经理笑道：“没事没事，我也是刚学会的，‘炒地皮’，搞房地产嘛！免不了就是要炒地皮咯！再说，打打牌，认识认识人，联络联络感情，以后也方便工作呀！”他是领导，玉芳无法拒绝，只好勉强答应再说，陪他们学着打牌。总经理对她显得特别关心，凑到她胸前，掰着她的手教她，一双眼睛滴溜乱转，玉芳敢怒而不敢言，憋得一脸悱红，硬着头皮陪他们玩了半天牌。回家的路上，想起上午的情景，自然联想在华宇工作的那些日子，办公环境、人员素质、工作作风、特别是他……。再看眼前，残酷的现实，强烈的对比。她感到一种揪心的痛，眼泪也止不住流下来，她不禁又自我埋怨起来“我为什么要回来，我为什么要回来唷！”
下午，她便辞职，回到家里，扒在床上失声哭起来。
连日来，玉芳一直在忧郁、苦闷中徘徊，她似乎是从人生的顶峰摔落到人生的最低谷，她后悔、茫然、埋怨自己任性，不会处理事。玉芳并不是向往大城市的优越条件，从小家境就不宽裕，生活俭朴，没有至尊至贵的体验，她并不追求豪华奢侈的享受，更谈不上会有上流社会的意识。然而，自从在深圳工作一段时间后，所见所闻和亲身体验，使她对人生价值、乃至对人世间的看法，产生了一个无法自控的质的飞跃。尤其是朝旭，他的层次，简直就代表了当今社会最先进、最优秀的一面。
两个一辈子都在随文没出过门的老人，又怎么能够理解女儿此时此刻的心思呢！
西北民间的生活是很俭朴的，尤其是老百姓，多少年来一直默守着顺垅沟找豆包吃的陈规。既是改革开放的今天，别说农村，就是县城关镇的普通平民家庭，每天生活能够保持馒头包子就很不错了。早餐一般都是传统的粭饹、苦粒，也就是用简单的工具挤压而成，形同米粉（粭饹），或大麦面粉调制成颗粒状炒熟了吃的（苦粒）。餐餐有馒头、包子、烙饼或油条，就是上好的人家了，南方各大中城市普遍流行的北方饺子，实际上当地只是在过年的时候吃。玉芳从深圳回来，父母怕她吃不好，连日来一直给她做好的吃，当然只是北方风味。
早餐又摆上了炕桌，弟弟早拿着几张烙饼，边吃边往学校上学去了。父亲盘着腿坐在炕上抽烟，玉芳晚上有些失眠，还在睡觉，母亲几次向那边房间探头，看看玉芳醒来没有，俩个老人耐心地等着女儿醒来一起吃早餐。玉芳起来得比较晚，看到父母亲坐在饭桌前等她，说：“你们吃嘛！我随便吃点东西就行了。”母亲笑了笑，说：“鄂（我）们不鄂（饿）一块儿吃。”父亲没开腔。一家三口围在炕桌旁默默地吃着饭，开始谁也不说话，父亲有些憋不住了，脸上没有一点表情，瞥了女儿一眼，说：“鄂（我）说玉芳啦！爹妈年岁大了，家里条件又不咋的，鄂（我）想，你还是要打算打算才好。比方说，找个工作，找个对象……。”玉芳本来心情就不好，没想到今天吃这顿早饭，父亲又给她说起工作和个人婚姻的事，她一听，饭没吃完，把饭碗往桌上一扔，跑到对面自己的房间，扒到坑上伤心地抽泣起来。母亲瞪了老头子一眼，放下碗筷，紧张地走跟进房去依坐在她的身边，轻轻抚摸着女儿的背，颤声问道：“咋啦芳芳？是咋回事呢！这几天不好好儿的吗？咋会这样呢？你爸也真是，刚回家，说这些干啥呢！”玉芳哭得更厉害了。母亲不知就里，仍劝道：“鄂（我）说芳芳，鄂……。”玉芳心烦地说：“别说了、别说了。”她回来的前些日子，听着母亲和乡亲们带“鄂”音的“我”，地道的西北语音，她感到非常亲切，现在、现在听了怎么、怎么那么剌耳唷！母亲越是劝慰她，玉芳越觉得烦躁、伤心，如今没有一人能理解她的心事，也没有倾诉的知心人。母亲翻来倒去就那么几句话，令玉芳心烦得不能自己，胸闷得要呕吐，头胀得要暴裂，她已经感觉不到任何亲情所在了。她的心中又只有朝旭潇潇洒洒的身影，耳边也只有他那款款而谈，幽默风趣的一口京腔。她痛苦，母亲也痛苦，两种绝然不同，互不理解的痛苦无法调和。母亲默默看着痛苦万状的女儿，从她回话的态度也意识到，她已经不是一年多前绕膝而转的芳芳了，女大十八变啊！面对不可名状的女儿，老人措手无策，不知怎样才能使她安定下来，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深感力不从心，甚至连站在她的面前都觉得自惭形秽。
父亲吃完饭，仍旧一个人默默地坐在桌子边上抽着烟。
“妈！您也别恼心啦！爸说的也没错，都是我不好。是我自己的事，你们帮不了我，我自己也帮不了自己。”玉芳到底是个通情达理的女孩，她知道自己的变化已经从感情上伤害到了亲人，也深知父母亲对自己的疼爱，虽然，自己再也恢复不了以前那种心态，但她不想使父母亲为难。她从床上爬起来，擦拭着眼泪想对母亲说什么。可还没开口又哭了起来，还哭着责骂自己说：“我神经病！前世造的孽啊！我咋会这样子呢！他现在咋样了啊？”母亲惊异地问：“你在说啥呢？他到底是谁呀？”玉芳不再哭泣，含着泪水摇摇头。母亲也不好再问，默默地陪她坐了一会儿，擦拭眼泪走到饭桌边，拿起筷子无心地嚼了起来，脑子里在想女儿刚才的话，老头儿并不知道女儿的心事，只是一个劲地抽着闷烟，望着一声不吱老伴，不时又看看房里。
母亲离开房间后，玉芳心里倒有些过意不去，自怨自艾地叹了一会儿气，又侧身躺在炕上，眼泪默默地往下流。她辗转反恻，寻思父母亲也不容易，自己是老大，一个弟弟还在念书，不能叫老人太操心了，唉！还是什么也别说了，认命吧！
从那以后，父亲“找个工作，找个对象”的话，总在玉芳耳边响着，她打算想另外再找份工作，可每次一出门看到县城这模样，想起上次那家房地产公司，她心里就直打颤，“啊！这一辈子就呆在这里了吗？一辈子就和那样的人打交道吗？他，我还能见到他吗？难道、难道……。”她不敢往下想了，几次走出家门又返回。后来，她不再出门了，父母也不再强求。她平时沉默寡言，总喜欢独自一人待在房里闷着，有时拿起书翻几页，眼睛却呆呆地看着南方，食欲也渐渐减少了。玉芳身体本来就比较瘦羸弱，加上心事茫然，又不想倾诉也无处倾诉，人显得更加瘦了。从那天早晨，父亲和她说起工作与婚姻的事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她终于病倒了，而且还发现左手腋窝里有一块硬肿，隐隐着痛。父母发现她得了这样一个怪病，这心里好不着急，赶忙把她送到县医院诊治。经切片检查。医生告诉她父母，可能是癌症，这下可把两个老人吓坏了。心急火燎地当时就叫她住进医院，县人民医院条件不好，老俩口又想将她转到省城大医院治疗，可手头又没有足够的钱，父母不知如何是好。
随文县城不大，消息传得也快。何玉芳患了癌症，在县城关镇熟悉她的人群中传得沸沸扬扬，尤其是在她原工作过的印刷厂，女工们毫无遮掩，几乎成了这一时期的热门话题，厂长蒋炳文当然也知道了这件事。他回想起何玉芳离开印刷厂的当时，心里冷笑道：“还美吧？不听我的安排，那就听死神的安排，去死吧！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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