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皇帝而仍然鼓动老百姓当造反派的，大概朱元璋是第一个（倒未必是最后一个）：
“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滑顽民，专一起灭词讼，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间者，许城市乡村贤民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患者，合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滑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敢有邀截阻当者枭令。赴京之时，关津渡口毋得阻当。”（大诰乡民除患第四十九）
之所以说这是鼓动老百姓当造反派，因为它明显违反了大明会典第一一三的规定：“若军民出百里之外不给引者，军以逃军论，民以私渡关津论。”
这里所谓的“引”，乃是指地方官府发给的路引。“凡无文引私渡关津者杖八十。”
明太祖建立了一套非常类似于今天户籍管理的里甲制度。这个制度除了规定老百姓互相检举的义务（不免令人想起几十年前的“革委会”），还规定地方军民无路引不得出境百里之外，忌讳老百姓自由流动，自古如此。（此事不见于以明朝为背景的武侠小说，大概侠客们都是翻山越岭不走通关大路的）[笑，本文的作者大概是不看武侠小说的吧，这里露怯了。哈哈。]
朱元璋的大诰，等于在国法上开了个口子。
若说古往今来最高统治者痛恨贪官污吏之最，当非太祖皇帝莫数。他是急得不行，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
他觉得光靠自己、靠政府监察系统杀不过来，就要求老百姓帮他扭送京师。如果朱元璋动员能力再强一点，组织系统再严密一点，宣传机器再高效一点，上述大诰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群众运动并非不可想象。
作为最高统治者，却对自己的官僚机器如此不满意，必欲杀灭而后快，朱元璋大概是千古第一人（倒未必是最后一人）。明初四大案，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郭桓案，前两案株连被杀者四万人，后两案合计诛杀七八万人，所杀者从开国元勋到一般行政官吏，包括普通富户或者读书人，几乎摧毁了帝国赖以运行的整个官僚系统。一般来说，平头百姓哪有不愿做官的，但太祖朝因其嗜杀，竟往往招不满公务员队伍。郭桓案后，被迫从国子监生中破格提拔千人之多，盖因许多办公室只剩下空荡荡办公桌，官员们都绑赴刑场了。官僚体系如此，民间亦如此。朱元璋当政三十多年，几乎把浙江的故家世族扫荡殆尽。其它地方大略相类。
黄仁宇多次论及中国传统社会的“扁平化”问题。我看朱元璋的杀戮政策是造成这种扁平化的最主要原因。把官僚、世家大族基本上都杀光，皇帝之下，整个社会只剩下标准平民，缺乏介于皇帝和平民之间的有声望、有传统、有组织能力的社会力量，国家一旦有事，特别是一旦皇帝本人出了问题，局势顷刻崩溃而一发不可收拾。这在满清入关时表现得非常明显。
中央集权到极致，整个社会都会失去弹性。
中国古代皇权和相权的斗争，到朱元璋一朝画上句号。随着胡惟庸“谋逆”被诛、牵连数万众，太祖顺理成章地废除中书省，宰相的名号就此断绝，皇帝直辖六部。据《太祖实录》，朱元璋曾在八天之内收到各种奏章1660件，陈3391事，日均要看或听两百多个报告，处理四百多件事。这时候，也许他会怀念有个宰相该多好。但是他宁可自己受累，也决不肯恢复宰相了。他本能地仇恨任何官吏，官越大恨越大。明朝初期的宰相，李善长、汪广洋、杨宪、胡惟庸，皆不得善终。
这种心理，是典型的愤青心理。第一、不论何时何地，他总要抱着一种二元的眼光去看问题。在他的眼里，不是朋友就是敌人。他觉得自己有义务替自己这一方把一切敌人都消灭光。第二、你不消灭别人，别人就要来消灭你，因此就是生命不息杀戮不止。这种心理，放在民间还无所谓，一则在民间总归是朋友多些，二则有政府和法律管着，也就嚷嚷闹闹而已。如果把这种心理带入现实政治当中，特别是带入政治生活的最高层，那就是整个国家的灾难了。值得庆幸的是，尽管愤青心理相当普遍，好在它只是一种年龄病，到时候不需医治即可自动痊愈；而国家的政治生活，又似乎特别为此设置了年龄上的门槛，不到岁数不可能升到最高层（很多国家都对最高领导人任职规定了年龄下限）。也就是说，虽然愤青嗓门高，但他们和真正政治生活之间是存在一道防火墙的。愤青所起的作用，也只能如愤青这个词的发明者、英国剧评人彼特?泰南所说：“挑动情绪，刺痛伤害，制造旋风。”泰南本人供职于伦敦小报的经历，正说明了前述防火墙的存在，主流媒体决不会允许自己被愤青思维所主导。
但是有两种情况可能使愤青突破防火墙杀进高层政治。第一种，对于极少数人来说，愤青的年龄限制对他们无效，完全可以活到老愤到老，一愤到底，这就不排除他们按照资历进入高层政治的可能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民主社会，选民不会投他们的票；**社会，也存在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制衡，不大可能把一个老愤青推上高位，从而危及他们的既得利益。我们知道，愤青根本上是一种底层情绪，极端的就是仇视一切当权者，仇视一切财富占有者，无条件痛恨人间一切不平事，追求绝对公平。这是愤青思维能够有市场的群众基础。第二种情况，那便是天下大乱，群雄之中到底什么人最后获胜，就难说得很了。历史经验证明，这种情况下愤青成功的机会要比平常大得多。朱元璋就是一个例子，当然他绝不是惟一成功的例子，否则我写这篇文章也就没什么意思了。
现在愤青们很有市场，而我写这篇文章，就是要告诉他们愤青（老愤青）治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朱元璋这个人其实颇有个人魅力，民间就流传着许多他微服私访的故事。他特别喜欢跟人对对子。比如有一次在重庆，有个重庆士子给他出了一个上联：千里为重，重山重水重庆府。朱元璋当即答道：一人为大，大邦大国大明君。当然也有不那么风雅的时候。另一次微服私访，有个老太太屡屡称呼今上为“老头儿”，当时不便发作，回宫就派兵把那一带老百姓全包了饺子。不过朱元璋的确有才，他写的诏书，对开创白话公文文体功不可没，晓畅明白，琅琅上口，估计叫花子理解都没问题。他写给老同事田兴的一封信，我觉得完全不在唐宋八大家之下，将于文尾收录，各位可以好好欣赏。奇怪的是，老愤青似乎都比较文才出众，如果不看人光看文，佩服得五体投地也未可知呢。朱元璋基本上是文盲出身，但闹革命后变得非常好学，喜欢往知识分子堆里混，渐渐把历朝历代的历史读遍，而且读通了。朱元璋最佩服汉高祖。这就难怪，刘邦杀功臣，他杀得更凶；刘邦分封子弟，他分封得更多；刘邦对父老乡亲不错，他不错得更厉害（凤阳一直免税到明朝灭亡）。朱元璋不忘本，几乎在每封诏书里，你都可以找到“淮右布衣”、“江左布衣”、“起自田亩”、“出身微寒”一类的字眼。表面看不忘本，其实自有深层心理因素。
史家基本达成共识，朱元璋有着极强的自卑心理。他可以自称“布衣”，但要是谁真敢称他布衣，估计连姥姥家都不能活。
这涉及一个历史经验：高层政治家，特别是最高领导人，如果出身太低，恐怕不是国民的福分。这样的人，固然能使大多数平民感到亲近，但自己本身的心理垃圾太多，特别是早年的种种人生经验，可能造成执政上的偏执，从而给整个国家带来灾祸。朱元璋就是这样。他出身农民，就特别想讨好农民，他总是说：“四民之中，农民最劳最苦。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下秧子，得除草，得施肥，大太阳里晒得汗直流，劳碌得不**样。好容易巴到收割，完租纳税之外，剩不下一丁点儿。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荒，全家着急，毫无办法。可是国家的赋税全是农民出的，当差作工也是农民的事……”（明太祖实录）尽管想讨好农民，但赋税是一分不能少的，因此就努力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杀官吏杀豪强，甚至出现本文开头鼓励农民扭送贪官污吏赴京的诏书。
换句话说，出身极低而登上最高位的人，似乎很容易采取鼓动一部分人斗另部分人的策略，很容易采取“仇恨治国”的方针，把自己的统治完全建立在血腥内斗的基础上。根本上这是一种报复心理，很容易理解，但问题在于，一个国家要想兴旺发达，不论是非如何，这么杀来杀去是不可取的。统治者必须努力调和方方面面的利益，而不是故意激化矛盾。有人说明朝像一个老人，明朝人的智慧是老年的智慧。依我看，这完全是朱元璋杀出来的。试想当日赶走蒙元，汉族士气大振，如果不是朱元璋活到老杀到老，每一大案动辄数万人头落地，整个国家的风气完全应该是另外一个面貌。
朱元璋的私德无可挑剔。他有一个好老婆，大概是历史上最好的皇后，抱着菩萨心肠一直劝他劝到死。两人是患难夫妻，朱元璋被郭子兴关禁闭的时候，马氏怀里藏了炊饼偷偷去看他，由于饼太烫，导致胸口三度烧伤。马氏是郭子兴养女。朱元璋做皇帝后，一切生活起居不改农民本色，非常节俭，也知道爱惜民力。马氏总穿打补丁的衣服。曾经多次商议迁都，都因为考虑到劳民伤财而作罢。对子女管教极严，家庭教师打皇子们的板子，老朱气得要死，但还是忍了。也就是说，朱元璋这个人非常尊重一般社会规范。他不好的地方，完全在于太在乎自己的出身了，以至于做了皇帝都无法完成角色的转换。可能很多人觉得，统治者的位子本身就是一种原罪，因此希望得到这个位子的人不忘本，能够亲民。这个想法是不错的，但也要有分寸。如果统治者太固执于自己原来的出身，倒未必是好事。
朱元璋早年的经历，从寄食二哥家，到出家当和尚，到庙里和尚都跑光自己也只好跑路，数年间盲流于两淮之间，无法不使他成为一个标准愤青。至少，他自认为深知百姓疾苦。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深知百姓疾苦，并不等于懂得如何解除百姓疾苦。政治本身不过是各阶层利益的博弈过程，如果单单为了解除一个阶层的疾苦而施行政治，好心也难免把事情办糟。空印案就是一例。
按规定，每年地方都需要派计吏去到户部核算账目。数目有分毫不合，整个报销册就要被打回地方重做。国家这么大，来回往往好几个月，可能把下年度的事情都耽误了。为了方便，地方计吏一般都携有空印文书，遇有部驳随时填用。计吏使用的空印文书都是骑缝章，不可能挪作他用。此一点吏部很清楚，因此默认为一条不成文的法律。但朱元璋完全不懂这个（他自以为他懂，但实在是他只懂得老百姓的苦，而早年经历并不能教给他政府是如何行政的），于是认为发生了全国性的舞弊，于是一路追查下去，户部固然不能幸免，连全国的地方计吏都几乎杀光。大臣们是懂得的，但没一个人敢出来解释（估计也解释不通，就像你没法跟一个一门心思认定自己草根身份的人讲调和鼎镬的道理一样）。于是杀了几万人，杀得整个行政系统几乎崩溃，只好提拔国子监生充数。其实这帮监生除了读经（还没经过正式考试），除了定期打**（偶尔“剐”一两个），懂得个屁行政。官僚体系因此更加效率低下，社会就愈加“扁平化”。
草根的出身，使得朱元璋对于知识分子的作用产生较大误解。他认识不到知识分子是自己统治的同盟军，应该给予礼遇和尊崇，相当程度上把“士”跟“吏”混为一谈，动辄打**或者当廷“掼死”。廷杖固然不是朱元璋的发明（蒙古以武人的粗鲁发明了廷杖），但他却把这种刑罚发挥到极点，以至于后来士大夫人格扭曲到以遭受廷杖为荣（意味着你具有了挨打的资格）。知识分子夺气，整个社会进一步“扁平化”，一盘散沙；政府如聚沙造塔，说完就完。这个教训，似乎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反思和吸取。特别是在社会动荡或者突发灾难的时候，弱点就会完全显露出来。
愤青统治的国家，很可能是一个人人都没有尊严感的国家。由于愤青心理上的不成熟（老愤青是永远不成熟），他无法（或者说无意）调和各种矛盾，因此放任人们从最基本的出身角度看问题，而不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寻求解决问题。由于他的统治地位，自以为能够扮演惟一裁判者的角色，实际上又由于双重身份（出身和现今地位的不可调和）而什么也不是。最主要的，他抱着复仇心理，把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又几乎亲手打碎。终于，他陷入不知道应该依靠谁的孤独。于是他只能依靠自己，把国家牢牢抓在自己一个人手里，陷入他自己都未必喜欢的绝对**。他是真正意义上的西绪福斯。
以上史事皆取自吴晗《朱元璋传》。吴晗本人的命运，大家都知道。
附：洪武三年朱元璋致田兴信
元璋见弃于兄长，不下十年，地角天涯，未知云游之处，何尝暂时忘也。近闻打虎留江北，为之喜不可仰。两次诏请，更不得以勉强相屈。文臣好弄笔墨，所拟词意，不能尽人心中所欲言，特自作书，略表一二，愿兄长听之：昔者龙凤之僭，兄长劝我自为计，又复辛苦跋涉，参谋行军。一旦金陵下，告遇春曰：大业已定，天下有生，从此浪迹江湖，安享太平之福，不复再来多事矣。我故以为戏言，不意真绝迹也。皇天厌乱，使我灭南盗，驱北贼，无才无德，岂敢妄自尊大，天下遽推戴之，陈友谅有知，徒为所笑耳。三年在此位，访求山林贤人，日不暇给。兄长移家南来，离京甚近，非但避我，且又拒我。昨由去使传信，令人闻之汗下。虽然，人之相知，莫如兄弟，我二人者不同父母，甚于手足，昔之忧患，与今之安乐，所处各当其事，而生平交谊，不为时势变也。世未有兄因弟贵，惟是闭门逾垣以为得计者也。皇帝自是皇帝，元璋自是元璋，元璋不过偶然作皇帝，并非作皇帝便改头换面，不是朱元璋也。本来我有兄长，并非作皇帝便视兄长如臣民也。愿念兄弟之情，莫问君臣之礼。至于明朝事业，兄长能助则助之；否则，听其自便，只叙兄弟之情，断不谈国家之事。美不美，江中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再不过江，不是脚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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