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八日上午，我丈夫在我的坚持和我侄儿的劝说下，返回我们居住的县城，找到县人民医院的领导人，要了一万元。加上自己准备的一万五千元，手术的费用凑齐了。
下午，丈夫还没赶来。我只得自己进行术前签字，决定于三月九日上午第一台做手术。处理这事的是我的经管医生，一位还在中南大学读研究生的年轻小伙子。他告诉我，要教授做手术的话，须出点名费七百元，否则，是副教授为我做手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虽然没有多少钱，但还是毫不犹豫地点了名。据说，麻醉也可点名的，秀对我说过，麻醉没有多大问题的，就不要点名了，我照她说的做了，省了几百元。我害怕上次钢板断裂是由于钢板质量造成的，所以提出要用进口钢板APOPIX,当时说价格五千元左右。事后清单显示是五千三百一十七元。
晚上十一点以后，我就连水都不能喝了。
第二天清早，我饥肠辘辘，医务人员把我从十五楼推到了三楼的手术室。推入手术室后，医务人员告诉我，还要等，因为教授先要查房，然后才能为我做手术。说完，他们走了，我一个人躺在手术台上静静地等。
不久，有人在手术室里搞卫生，我问悬在我上方的象两口锅子一样的东西是不是无影灯，她说是的；我又问他们医院有多少间手术室，她说有三十七间吧。
接着为我打针的护士小姐来了，旁边还有一个实习的。护士小姐看了我青筋暴绽的手对旁边的实习生说：“这很好打的。”说完，她便为我打针。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她居然没能打进去。并且她还说干了十多年，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迟疑了一会儿，她左钻右戳的，终于还是打好了针。不过，我的情绪早被她破坏了。
又过了一阵，打麻醉的来了，也有两位。一位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士，一位是五十多岁的有许多皱纹的男人。我一眼就知道那男人才是打麻药的行家，他在旁边指点几句就到另一间手术室去了，剩下那位女士在我的左颈部摸来摸去的，说是打麻醉前先要找准**位。我因第一次手术时给我麻醉的医生技术非常熟练，一步到位了，她却这个样子，所以感到非常惊慌，忙问她怎么样，要不然，就换一位。她说：“你没有点名啦！你要不要点名？”接着又安慰我说：“你不要着急，我是在这里进修的，不过在来这里之前已经在娄底地区医院打了九年麻醉了。再说，指导医生没说可以的话，我不会动手打的。”说的时候，她仍旧在摸来摸去的。那男人进来后，她又跟他说我想换人。但那男麻醉师毫不动心，因为我没点名啦。我提出术后要用镇痛棒，他们说我事先没有讲，但还是接受了，要我当场签字。我躺在手术台上怎么签？最后没签字用了镇痛棒。正式打麻醉了，旁边的人在逐渐增多，不知什么原因，我的嗓子突然哑了，旁边的男麻醉师说是麻醉反应，急忙亲自上场。我这时侯已接近精神崩溃了，旁边的人又在说只是酒精过敏，在采取处理措施。第一次手术的时候根本没出现这种现象呀！我感到很茫然也很无奈。
麻醉药虽然打了，但我还清醒的很，我的手术台旁围满了人，有人在为我动手术了，只听得皮肉嘶嘶的响。但凭感觉，我知道为我动刀的并不是N教授，我感到极为惶恐，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叫喊：”怎么不是N教授给我做手术，我要他给我做！”我在担心，他们认为我的手术很简单，虽然我点了名，他们却根本没引起重视，还是让实习医生在给我动刀。我一个劲的叫痛，并说要我点名的教授给我做手术。他们只得停下手术，并说教授来了。我看到站在手术台旁那位胖胖的个子因而显矮的教授在说：“给她加麻药！”，我才安静了一些，而且医生也在给我加麻药呢。不过，我的口里还在喊痛，似乎整个手术过程中都在喊。颈丛麻醉变成了全身麻醉，事后得知，麻醉这一项就接近两千元，这就是我麻醉师没有点名导致的恶果。
麻醉开始起作用了，迷迷糊糊中有人在说“拿钢板来”，又有人在说“她要求用APO”，先前那个声音说“那种钢板不好用。”我听了有点着急，又怕他们由于不习惯用我要求用的钢板而出现新的问题，但这时我已毫无办法，只能听之任之了。麻醉的作用更大了。我对手术的以后情况一无所知，只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长长的、黑暗的隧道里，正竭尽全力朝前面有着光明的隧道口跑去，口里在喊着秀和N教授的名字，求他们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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