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文已提到徐老弟，他是三月七日傍晚被三个男人搬进来的，他们是随车一起从南县来的，其中两个是他的朋友，另一个是他的妹夫。和他同来的还有他的妻子——一个高高的瘦瘦的性格极温和的女人。当时，我丈夫还未赶来，病房里只有我一个女病人啦，我感到有点不高兴。不过，没有多久，我的担忧便烟消云散，我丈夫打电话说，他和我嫂子一起赶来了。于是我急忙搭电梯下楼，和他们一起到院外的小餐馆吃晚饭。饭后，我们从车里拿出日常用品一起上楼。这晚上，病房里够拥挤的，小小的病房里挤着七个人，他们那两对以及我和我嫂子都是两两挤在病床上，只有我丈夫睡在租来的沙发床上。
晚上，只听得徐老弟对他妻子说：“怎么得了哟？”他妻子幽幽地说：“不得了也没办法呀，反正来了，不想这么多了。”我不知他们为什么这么说，直到第二天，才慢慢弄清楚：他是南县一个收购农副产品的生意人。去年，他收购了好多棉花，因为价格不好，囤积在家里。正月初八，他把堆放在家的棉花送到临湘的厂家去，自己坐在装运棉花的后车厢里。半路上另一辆车子和他乘坐的汽车相撞，他被摔下车来，在地上打了几个滚，捡回了一条命，但右腿不仅摔断了当面骨，而且踝关节处是粉碎性骨折。据他自己说，他的命大，当时打120，临湘县的急救车由于跑得太快，连续撞翻了六七个骑摩托车的，他的妹妹妹夫骑摩托车赶来看出事的他，车子跑快了，摔倒在地，妹妹的膝盖摔破了，被缝了四针，最后是南县人民医院的救护车救的他。他在南县人民医院，打了绑，住了一个多月，用掉了一万多元，不见一点起色，才私自从那里出来，租车来长沙的。他来长沙时，还不知交警队是怎样处理的，该由哪一方负主要责任，对方只出了南县医院的那点钱，这里的医疗费暂时全得自己出呢，所以晚上忧心忡忡的。
三月十日，在我做完手术的第二天，他也做了手术。术前签字，由他自己授意，他妻子执笔。医生说，他要用两块钢板，为了省钱，他们决定用国产的，价格为四千元左右，也如我一样，需要植骨，因为耽误的时间太长了，一包骨头二千七百元八十二点五元。据估计，手术费用一万三千元应该可以了吧。手术做的时间较长，他回病房时已是下午一两点啦，进来时脸色苍白，对我们的问候置之不理，呻吟着叫痛，原来他未生病时，每天至少喝八两高浓度白酒，所以麻药对他不起多大作用，做手术时只得由五大三高的汉子坐在他的身上，用力抓着他的四肢，才做完手术。进病房后，他一个劲地叫痛，医生没办法，叫家属在他喊痛时按压镇痛棒，减轻痛苦。痛苦稍微减轻了，但那一晚他不是要这就是要那的，害得我也陪着他基本上没睡。他术后第二天，镇痛棒撤了，按理他该好些了吧，然而他又象喝醉了酒的人一样，不能吃东西，呕吐不停，我就睡在他旁边，动弹不得，只得陪着干呕。
他身体稍微舒服的时候，医院的帐单来了，他植骨的材料费高达八千多元，他又急得眼前发黑，忙要他妻子找护士长，又打电话找骨科主任，他们解释说，弄错了，原计划用一包骨头，做手术时发现少了，又拿了两包骨头，一共只用了两包，但帐上记了三包。于是，减去了两千七百八十二点五元。我们以为这下没问题了。但事情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在小邓他们回去两三天后，徐老弟的帐单上又追加了一笔六千多元的材料费，最后院方的解释是，他用了两块进口钢板，而不是术前签字时讲定的国产钢板，而且用了两包骨头，所以医院的帐单并没有错。我至今也弄不明白这笔糊涂帐，难道医院需要改用材料，家属就在手术室的门外，院方不该通知一下吗？法律上不是规定患者和家属有知情权吗？另外，后来我去我们县人民医院复查，我们县人民医院的医生说，我用的钢板并不是我要求用的进口钢板，而是我第一次手术时用的那种重建钢板，我现在都是将信将疑的，毕竟我不是内行，我该信谁的呢？我出的可是进口钢板的钱呀！但愿如后来秀打电话告诉我的那样，我的第一次手术只是钢板放的位置不当而导致的失败，而钢板没有问题。要是那种钢板有问题，而我用的又是原来那种钢板的话，我可真是惨透了！
徐老弟因为只带了三万元，而医疗费用远远超出了他的估算，他只得找长沙的朋友借钱，并要南县的朋友为他送钱来，最后还是用不起高级的抗生素，另外因医生手术时一块碎皮没有处理好，出院的时候伤口没有愈合，手术个多月后，他的伤口仍然没有愈合，反而露出了骨头，连我都替他着急呢。幸运的是，现在他的伤口终于愈合了，感谢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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