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六年九月，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
收到沈阳“悦来酒楼”送来关于“沈阳城中盛传奴酋已死、四子与诸子争继未定”的消息已经好几天了，升任辽东巡抚的袁崇焕也已将此消息上报朝廷，可他心里却一直不踏实——登上宁远东门城楼，袁崇焕凭高远眺，远山、近水、村落、行人俱已尽收眼底，可是远在五六百里之外的沈阳城，却不是目力所能及，而其中的情势，更是难得弄清楚。
“悦来酒楼能够接触到的只是一些小人物，要想打听得一清二楚，也实在是太难了！指望那个神秘的‘送信人’吧——可他这几个月却一直没有再露面——看来也不是那么容易送出信来……”袁崇焕心里这样想着，不由紧皱了眉头，轻轻一跺脚，又长叹一口气，对身边的中军何可纲道：“那一炮到底还是打伤了他——可已经过了这几个月，听说伤早治好了，这可信；后来说积郁成疾，长了痈疽，这也可信；可这突然又说死掉了？这怕倒未必可信了：一个曾经身经百战的人，何至于此？也许这老儿败得不甘心，才使出的诈死之计？赚我防备松懈，再突然杀一回马枪，好报他那一败之仇。”
“是真是假一时还说不大准，不过——”何可纲略一思索，回答道，“抚台大人，卑职想：上次给悦来酒楼送信的那个人，虽说在宁远战后至今没有再露过面，可眼下出了这么大的事，他总该有一点消息了吧？”
“这一层我也想过，那人是该露面了。”袁崇焕道，“可既然没有消息，很可能是出了什么变故。说实在话，这些日子里我还常常为他担着心。倘若真是这样，也是我们的一大损失呢！”
“大人说的也是，卑职也很担心——”何可纲道，想了片刻又向袁崇焕提出建议：“大人，是不是派人去沈阳再行查访？”
“我也这样考虑过，但这样查访，效果未必很好——”袁崇焕摇摇头，稍停又说出了自己的打算：“倒不如明暗一起来：先派人去暗里查；明里就借吊丧之名派一使团，直接去沈阳，到努酋老儿他那个老窝里去看一看。是真是假，一看便知端底。岂不更好？”
“派人去吊丧？”何可纲惊讶道。
“是啊！学一学诸葛老先生的柴桑口吊孝，有何不可？”
“这不太抬举他了？”
“抬举他？不——”袁崇焕舒展开紧皱的眉头，笑道：“至少在鞑子那边，他们不会作如此之想。我们这边呢，固然有些复杂，但也说不到抬举二字——此事，我已考虑了两天，一直没有决断。可除此之外，又别无它法，只有一试！再说这一去，一来可以探探他们的虚实：看一看努酋之死的真假；如果努酋真的死了，那么也好打听一下大汗的继任人；进一步说，如果努酋‘四子与诸子争继’真的闹起了内乱，不又是我们收复河东的好时机么！第二，借机离间努酋诸子及其上下。这第三么，且谕其毋前叛逆而束手归命，听候朝廷处分……”
“大人想法不错，可是——”何可纲却顾虑重重，“朝廷同意吗？弄不好，大人可就要背上‘通敌’黑锅的呀……”
“通敌？不至于吧！”袁崇焕却不以为然。
“不得不防啊，大人——”何可纲迟疑了一下，但很快又说下去：“如今，朝中已是魏忠贤和他的那些人独揽了权柄，他们什么事干不出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去年的杨涟、左光斗等六君子和今年的周顺昌、周宗建等七君子……哪一个不是死在他们的手里？那罪名又有几条不是捏造的？”
“这些我也都想过。可是——”袁崇焕静静地想一阵，这才说话，声音很是低沉：“只要我在宁远一日，就当尽一日职守——为辽东为辽民为朝廷，我只能全力以赴，责无旁贷……”
“大人心迹，卑职明白——”何可纲还坚持他的看法，“也因此而劝大人千万不要做可能授人以话柄的事情——”
何可纲的话提醒了袁崇焕：要做好这件事，一定要征得朝廷的同意；还必须谋划周详，防止授人以口实——袁崇焕反复考虑了整整一天，也终于找到了一条可行的捷径：利用监军太监！
袁崇焕满怀着自信去了监军太监刘应坤和纪用的住处，也的确没有花多少工夫就说服了这两个人。他们拍着胸脯说：“这么好的事，咋不干？请袁大人放心上报吧。我们也一定在魏爷面前竭力说项促成此事。只是……只是到了功成之日，袁大人可不要忘了我们哟！”
也就在这两个监军太监的住处，袁崇焕挥笔写就上报朝廷的奏折。朝廷的批复很快就送到了宁远，而且赋于袁崇焕“便宜行事”的权利。
就在这时，恰好有五台山一位喇嘛僧锁南木座——其汉名则为李锁南者来到了宁远。袁崇焕不禁大喜过望：他知道女真人笃信佛教、尊崇喇嘛，所以他正好请这位李喇嘛作为居间的使者前往沈阳吊丧。入冬之后的十月十七日，吊丧使团离开了宁远。
而在他们出发之前，化装成客商的宋世英已经先走了两日了——他的任务很特别：就是要在“悦来酒楼”住下来，以便暗地里查访几个月来一直未能露面的那个“送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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