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之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袁崇焕“十二宗罪”辩析
这是《袁崇焕之孤城》后记之二，作为正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列在第二部《孤忠》（第126章——第273章）之后。全文分为四部分：一，袁崇焕的“十二宗罪”；二，捕风捉影的“通虏”与“谋叛”；三，辽东形势大逆转：究竟是谁成全了皇太极？四，莫须有的“九宗罪”。
一袁崇焕的“十二宗罪”
明崇祯二年十二月一日，崇祯皇帝以“议饷”的名义召袁崇焕至平台，却“问以杀毛文龙，今反逗留，何也？”【1】袁崇焕感到满腹的冤枉，一时竟不能对。而皇上只有金口玉言，也只有皇上永远正确。于是，皇上一声令下，袁崇焕便只有束手就擒。这一天，距袁崇焕率领关宁援军在广渠门打败皇太极左翼二万金兵、迫使皇太极退兵南海子的时间只有十天【2】；距袁崇焕派五百兵将夜袭南海子、又迫使皇太极再次逃遁、而暂解京城之危的时间只有两天【3】。
八个半月之后，袁崇焕的“罪名”终于确定——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崇祯皇帝先是在乾清宫暖阁召见辅臣成基命等，而后又在平台召见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科道掌印官及锦衣卫堂上官等文武大臣，张张嘴就定了袁崇焕的所谓“铁案”，罪有九宗：“袁崇焕托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僧），坚请入城，种种罪恶。”【4】（此处之所以说“铁案”，取自有论者说：“袁崇焕身死之时，他一生的毁誉也该论定了。”章虽为一家之言，但既称‘论定’，貌似已成铁案、其他人再说什么便必然是不合时宜了。）
紧接着，崇祯皇帝又宣布其决定：“依律磔之！”并迫不及待地立命刑部侍郎涂国鼎前去监刑。
于是，袁崇焕立即被绑赴西市处以极刑——在外敌大军入犯且已兵临北京城下的非常时期，为巡关御史方大任上疏称“蓟兵无一可恃，惟有关、宁可用”“各路援兵止有袁崇焕一旅可恃”【5】的前蓟辽督师、关宁援军的统帅，就这样被崇祯皇帝草率地处死了。
与此同时，崇祯皇帝又有一旨，给袁崇焕加上了更大的罪名：“谋叛欺君，结奸蠹国。斩帅以践虏约，市米以资盗粮。既用束酋，阳导入犯，复散援师，明拟长驱，及戎马在效，顿兵观望，暗藏夷使，坚请入城，意欲何为？致庙社震惊，生灵涂炭，神人共忿，重辟何辞！”【6】
仅仅过去十七天，崇祯皇帝在戒谕廷臣时，更将袁崇焕的“罪名”进一步提到了“通虏谋叛”的地步：“袁崇焕通虏谋叛，罪不容诛。尔廷臣习为蒙蔽，未见指摘，今后有朋比行私、欺君罔上者，三尺具在。”【7】
从逮捕袁崇焕到处其极刑之前与之后，崇祯皇帝加在袁崇焕身上的“罪名”共有十二宗：
一，托付不效；
二，专恃欺隐；
三，以市米则资盗，既用束酋，阳导入犯；
四，以谋款则斩帅，斩帅以践虏约；
五，纵敌长驱；
六，顿兵（逗留）不战；
七，援兵四集尽行遣散；
八，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
九，坚请入城；
十，谋叛欺君；
十一，结奸蠹国；
十二，通虏谋叛。
通观这十二宗“罪名”，其中：“托付不效”与“专恃欺隐”似乎是在务虚；而“以市米则资盗，既用束酋，阳导入犯”与“以谋款则斩帅，斩帅以践虏约”又企图求实；“纵敌长驱”、“顿兵（逗留）不战”和“援兵四集尽行遣散”虽然锋芒毕露、意在让人对袁崇焕的动机产生丰富的想象，却显得不是那么理直气壮；紧紧连在一起的是“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和“坚请入城”，显然是要揭露袁崇焕欲图逼宫的罪恶目的；至于一步步拔高到吓人程度的“谋叛欺君”、“结奸蠹国”及“通虏谋叛”，其中的“欺君”自然可以并入“专恃欺隐”，“结奸蠹国”因在钱龙锡案中已明确指出“谋款”与“斩帅”是袁、钱二人合谋而为，所以也可以划归“以谋款则斩帅，斩帅以践虏约”，剩下的“罪名”就只是“通虏谋叛”了。
袁崇焕案真的是已经“论定”的铁案吗？十二宗“罪名”真的存在吗？
非也！非也！“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便是笔者的一孔之见：在本文的第二部分，笔者将谈谈所谓的“通虏谋叛”罪只是崇祯皇帝捕风捉影强加给袁崇焕的；而在第三和第四部分，则集中讨论上述一至九所列堪称莫须有的九宗罪。
注：
【1】《崇祯实录》卷二，崇祯二年十二月辛亥朔
【2】《崇祯实录》卷二，崇祯二年十一月庚子
【3】《明怀宗实录》卷二，崇祯二年十一月戊申
【4】《崇祯长编》卷三十七，崇祯三年八月癸亥；《国榷》卷九十一，崇祯三年八月癸亥
【5】《崇祯长编》卷二八，崇祯二年十一月庚寅
【6】《国榷》卷九十一，崇祯三年八月癸亥；《东莞县志》卷一二（袁崇焕传）
【7】《国榷》卷九十一，崇祯三年九月己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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