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莫须有的“九宗罪”（十一）
八辨“潜携喇嘛（僧）”，“暗藏夷使”——
喇嘛，指的是锁南木座，又称李锁南、李喇嘛，就是宁远大战之后带使团去沈阳吊丧的那位高僧。此僧万历时自请到关外效命，万历皇帝曾赐其敇书法衣。还有一位叫桑吉八藏，又称王三吉、王喇嘛，孙承宗曾用其招抚蒙古各部。
李喇嘛通晓女真语、王喇嘛通晓蒙古语，在军中相当于通译、使臣、参谋。二人及其随从自万历年间随军，在宣大和辽东军中多次立功，多次受赏【158】。宁远大战后，在蓟辽总督王之臣所奏“复叙宁远功次”、兵部尚书王永光“议奏”以及天启皇帝的批复中，便有“西夷不抚，奴势不孤，王牧民与朱梅、祖大寿、孙怀忠、王世忠、王喇嘛、李喇嘛，此抚夷有功者也。”和“王喇嘛给副总兵，廪给增其徒从。余俱依拟。”的记载【159】——他们的这些情况，万历皇帝清楚、天启皇帝清楚，崇祯皇帝也应该清楚，这三届朝廷大员更不可能糊涂到一问三不知的地步，除非装糊涂！
皇太极破口时，王喇嘛尚在宣大，随袁崇焕和关宁军勤王应援的是李喇嘛及其部下。既然自万历年间以来，喇嘛随军办差乃常事而且立功、受赏，从未受到过质疑，为什么己巳之变后就成了袁崇焕的大罪？而且又是“潜携”，又是“暗藏”，罪莫大焉！然则，朝堂上下数十年来人人都清清楚楚的事实，到这个时候突然之间都不清楚了？都装起糊涂了？再说，“潜”字何解？“暗”字何来？遣词用句都要生拉硬套到欲致人于大罪、死罪上来，甚而至于连随军办差的喇嘛也要故意说成是敌方“夷使”，这不是构陷是什么！
九辨“坚请入城”——
关宁援兵从蓟州间道到京，人困马乏，既饿又冻。袁崇焕不能眼睁睁看着不管吧，因以“士马疲敝”向皇上请求入外城休整【160】。
应当说，这请求合情合理：又冰又饿的关宁将士们“露宿城壕者半月”，更有“阵亡者暴露无棺，带伤者呻吟冰地”【161】，给他们一个遮风挡雨、疗伤慰藉之所，既是人情常理，也是当政者该给他们的爱护吧。他们是来保卫京师、保卫皇上的呀，至少广渠门大捷、南海子夜袭迫使皇太极一退再退而终于暂解京师之危，他们的“请求”应该不会错吧？可是，崇祯皇帝说错了，有论者给出的理由大概就是：边军不可入城。想想也不对头，比如满桂满将军的大同兵，皇上不是允准他们进德胜门瓮城休整了【162】？同样都是边军、同样都是来京应援，大同兵可以入城休整，偏偏关宁兵就不行。为什么？不仅不行，甚至连“请求”也成了大罪、死罪！又是为什么？
原来，这都是流言在作怪：有人说，袁崇焕坚请入城就一定是要逼宫、要胁迫皇上签什么城下之盟【163】。看来，和前述所谓的罪名一样，在认定了袁崇焕“通虏”“谋叛”的前提下，一切都有可能！哪怕又是流言，崇祯皇帝也是宁可信其有、铁了心又要拿来当事实了。
五结语：身中清白人谁信，世上功名鬼不知
综上所述，崇祯皇帝加在袁崇焕身上的所谓“通虏”“谋叛”罪，纯粹是捕风捉影、根本就站不住脚的；而在认定袁崇焕“通虏”“谋叛”的前提下，又先入为主地死抱着“一切都有可能”的理念，靠分析和推测而得出的袁崇焕九宗大罪，无疑凭空捏造——正如当时为袁崇焕辨冤的一位朝臣钱家修所说：“总欲杀一崇焕，故不惜互为陷阱”【164】，这是继南宋岳飞冤案之后、又一起皇帝钦定的“莫须有”的大冤案。
但事情并没有完结，笔者说袁崇焕无罪，却有人说他罪大恶极——他是一个一直以来都颇有争议的人物：当有人说到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加在袁崇焕身上的罪名成立时，就有人说明廷审判他八个多月，已经“盖棺论定”；又有人又说袁崇焕行刑时北京人“争食其肉”，这足以说明他罪大恶极罪有应得了；还有人说明崇祯时期的史料记载大都谴责袁崇焕，已成公论。
笔者不禁想起袁崇焕在狱中的一首诗，名曰“题壁”【165】：
狱中苦况历多时，法在朝廷罪自宜。
心悸易招声伯梦，才疏难集杜陵诗。
身中清白人谁信，世上功名鬼不知。
得句偶然题土壁，一回读罢一回悲。
这首诗不仅写出了袁崇焕在狱中的痛苦经历和孤寂愁寞的境况，更主要地突出了他坚信自己清白和对朝廷昏愦的无比愤慨的情感。
在这样的情况下，袁崇焕决然不会认“罪”伏“法”，崇祯皇帝又能拿出什么像样的证据来给袁崇焕定“罪”？难道就是从锦衣卫一“走”了之的刘文瑞等七名“奸细”以及不“如此说”就要“当时夹死”的山西木匠的口供？难道就这样“审判”袁崇焕八个多月、并由此就可以给他定下了“磔”刑？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盖棺论定”吗？
说到北京人“争食其肉”，就没有想到“闻公已已下诏狱”“辽东将士放声大哭”【166】？就没有想到“自焕下狱，关外将士吏民，日诣督辅孙承宗，号哭代雪”？就没有想到祖大寿上疏陈情、并却敌立功以救袁督师？就没有想到朝臣钱家修、余大成等为袁崇焕鸣冤？就没有想到御史罗万爵为袁崇焕申辩、被削官？布衣程更生上“白冤疏”被下狱论死？甚至御史毛羽健曾和袁崇焕讨论过五年方略、也被罢官充军？【167】
至于所谓崇祯时期“已成公论”，有两点足以发人深省：
一是一位名“汤子”的作者在其“从袁崇焕的诗辨疑史实”一文中的一段话：“由于视听的垄断，不论是谁，只要是明代人写的关于袁崇焕的文章，必定没有什么好词汇。这让我想起文革时说**是‘工贼、内奸’的口号来，由于当权者的宣扬和鼓动，当时所有的书、报纸、杂志等出版物凡是涉及到**的都是带有污蔑性和贬斥的。难道数百年之后有历史学家会把这些当作判定**的史料吗？当主流媒体都说他卖国的时候，老百姓怎能不相信呢？”
二是本文在“四辨”中所特别指出的：就袁崇焕与皇太极有“前约”杀毛文龙一事，《明季北略》《国榷》《崇祯实录》《石匮书后集》《明史纪事本末补遗》等“史书”大概都是从一本捏造事实的小说《镇海春秋》里抄来的！而从小说演变出来的这种“史料”，竟然有人相信、甚至当作宝贝引用在自己的文章里硬要让人也相信，岂非咄咄怪事？
往事已矣！无论当时人为袁崇焕怎样地辨冤、或者千方百计置他于死地，也无论后人为他的忠与奸、功与罪、是与非怎样地争论，在三百多年前的一个中秋节的次日，袁崇焕还是背着十二宗大罪走了，他是去了天堂、还是下了地狱，当时人和后人都不知道。
尽管都不知道，但三百多年来总还有人怀念他、希望他去了天堂——那里，没有陷阱，没有“莫须有”，没有永远英明正确的皇帝，那是一个人人平等、也知道爱护和崇敬英雄的地方；自然也有人记恨他、诅咒他下了地狱——因为他“通敌谋叛”，因为他“误国害民”，因为“大明”就亡在了他的手里，他就应该去那个龌龊罪恶、永远也翻不了身的阴暗之所。
南宋之岳飞，在落入秦桧等奸人的圈套被逮入狱时，曾经痛心长叹道：“吾为国忠心，一旦都休”【168】，自此一直到他临刑前，也只写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字，再无对高宗抱什么幻想的一句话——因为他早已经看透了高宗欲置他于死地的决绝态度和那颗丑陋的心。
笔者从袁崇焕狱中“题壁”诗里也看到了同样的情景。
身中清白人谁信，世上功名鬼不知——这，就是自入狱到临刑前的袁崇焕！
谨取小说《袁崇焕之孤城》中的一段，稍作增删，作为本文的结尾，虽然在一篇关于辨析的文章中加上一段小说里的文字似乎有点不伦不类，权且抒情而已：
“吓人的十二宗罪，阴险的‘莫须有’……”在狱中，袁崇焕自言自语道，他面无表情，脑海里却思绪翻涌，他仿佛看到了十二宗大罪背后的一条条绳索正狞笑着向他走来。
他很快就被带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殿堂里，一个声音从远处传来，虽然不见其人，但他也听得出来那是皇上的声音：“袁崇焕，你知罪吗？”
“说！”随即便是众多呼应的吼声。
“臣——不知所犯何罪。”他只是笑笑。
“托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逗留）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还有谋叛欺君，结奸蠹国，通虏谋叛……十二宗大罪，圣旨里说得明明白白。你还装什么糊涂！”四周的吼声又起。
“哦，十二宗大罪？不少，也不小。可证据呢？该把证据摆在当面了。也让世人和后来人见识鉴别一番，是真是假，谁是谁非，总该有个公断吧。”他还像在狱中受审时那样从容不迫、言辞犀利、不卑不亢。
殿堂眨眼之间就不见了，皇上的声音没有了，其他的一切也随之踪影全无——他知道这是他意识中的又一次幻觉，这些日子以来经常出现的。
他就这样呆呆地看着窗外，有雨的时候看雨，天晴的时候看天；他就这样呆呆地想，想了很久，想了很多，想了很远。也就在这不知不觉的看与想之中，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注：
【15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八，天启二年壬午四月；《明清史料》甲
编第一本
【159】《明熹宗实录》卷七十，天启六年辛卯
【160】《国榷》卷九十，崇祯二年十一月甲辰；《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
焕传
【161】《崇祯长编》卷二十九，崇祯二年十二月甲戌
【162】《崇祯实录》卷二，崇祯二年十一月庚子
【163】叶廷琯：《鸥陂渔话》温体仁家书
【164】钱家修《白冤疏》
【165】梁章钜辑：《三管英灵集•袁崇焕诗》
【166】周文郁：《边事小纪》辽师入卫纪事
【167】余大成：《剖肝录》
【168】詹子庆田泽滨（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第二百一十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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