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莫须有的“九宗罪”（五）
二说“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
这是袁崇焕为人诟病的第二句“大话”，却是取自蒙古人因荒旱缺粮难以度日而求高台堡通市活命时、向袁崇焕所作的保证，见于《明清史料》兵部行《督师袁崇焕题》稿【86】：
查得哈喇慎三十六家原在蓟、辽抚赏，仇于虎而未与奴通。自去年虎酋攻伯彥黄台吉，据其故**，彦死之而我不能为各夷之依，夷遂依奴以自固。且夷地荒旱，粒食无资，人俱相食，且将为变。夫辽已能抗奴，夷即变奚为？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臣以是招之来，许其关外高台堡通市度命，但只许布米易换柴薪，如违禁之物，俱肃法严禁。业责其无与奴通。各夷共谓：室如悬罄，不市卖一二布帛于东，何由藉其利而糊口？宁愿以妻子为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哀求备至，各置妻子于高台堡边外，历历也。臣亲出谕之，见其穷迫所为，若绝其活命之方，则立毙之也。夷肯坐以待毙乎？即饥之窘之，可空其类乎？不可空则不必府怨而驱其与奴合。况我天启二年败回，关内外告饥，督臣王象乾行臣赏三十六家，令其驮米粮来市卖，每日百车数十车，军民利之。我歉曾因其食，彼歉我屯其膏，于义未惬。不如因而树德，存数种于外，他夷入犯，我得藉作藩篱。总在驾驭有法，若能戢其暴而柔其心，彼将为我用之不暇，宁有他心？今诸夷指天说誓，必不忘中国。此夷受抚多年，一向相信，即今一冬以来，未尝生事。此时兵马盔甲未备，只合笼络，俟修饬即周，且驱诸夷而用之，如不为我用，另有法以处，何敢以虏遗君父而贻衅封疆也？事属军情，不敢发抄，再三计度，合词奏闻等因。
显然，对喀喇慎三十六家首领来说，以妻、子为质指天说誓，是在其族群饥窘之际的“穷迫所为”，所作的保证未必骗人，何况又是袁崇焕的亲历亲见；对袁崇焕而言，在已知喀喇慎三十六家“遂依奴以自固”之后，为力挽已经逆转的形势，他不想放过这个最后拉一把的机会。而对袁崇焕提出“此时兵马盔甲未备，只合笼络”的主张，崇祯皇帝虽同意“计口量许换米”，但仍然严辞斥责，先后的两道旨意并无不同之处。
可见，对一脚踏两船的喀喇慎三十六家的态度，袁崇焕只是想拉其一把而为己所用，崇祯皇帝则因其“依奴”而干脆将其划到了“东夷”一边——他们并没有因为蒙古人一句“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的保证就忘掉了其“依奴”的现实，更没有因此而改变各自的做法，也就是说这一句话并不能左右他们的决策：一个依旧在坚持“抚西以拒东”，一个则认定“非友即敌”而从不考虑辽东形势逆转的原由及其后果。
袁崇焕拉一把的做法最终还是失败了，但并不能说明“抚西以拒东”的主张错误，且与崇祯皇帝“非友即敌”一推再推的做法不无关系。当然，促成失败的原因不会只是单方面的。而由此借蒙古人的一句话给袁崇焕加上“专恃欺隐”的罪名，却又说明崇祯皇帝既不愿正视已经逆转了的辽东形势，又不愿亡羊补牢积极推行“抚西以拒东”的正确主张，以至于任由皇太极得寸进尺一步步地控制了漠南蒙古诸部落，甚至只能眼看着丢失自蓟、辽至宣、大数千里屏藩而无所作为。
孰重孰轻，谁对谁错，不是给袁崇焕加一条“专恃欺隐”的罪名所能混淆的：后金兵先后五次的破口入关已经给了人们明确的答案了。
三说“必不令（敌）越蓟西一步”。
“必不令（敌）越蓟西一步”【87】，是袁崇焕为人诟病的第三句“大话”，也是三句“大话”当中似乎惟一能被抓住把柄的——笔者在前面说崇祯皇帝加给袁崇焕“托付不效”“专恃欺隐”两大“罪名”似在务虚，就是指它们总显得空而无形，是长是短、是方是圆，都全凭皇上一张嘴去说道。比如，“五年复辽”毕竟有一个期限未到的问题，“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又是蒙古人说出来的，唯独“必不令（敌）越蓟西一步”这一句，因为袁崇焕没能在蓟州堵住皇太极，甚或皇太极大军长驱又到了北京城下——这不是吹牛皮说大话欺骗皇上吗？
相信在八个半月对袁崇焕的审讯中，审判官一定问过袁崇焕许多遍，但袁崇焕的回答也一定是“不是”这两个字。
这不是在狡赖吗？
不！袁崇焕并没有狡赖，而是审判官没有搞清问题的关键。
那问题的关键在哪？
笔者认为：关键就在“蓟州之战”。
很明显，袁崇焕想在蓟州背城与皇太极一战，从而拖住他、緾住他，再等待援军四集围歼他。而且已经作了充分的准备：在“辽卒哨至马伸桥，与奴遇，大败之，斩获酋长，军声大振”之后，部将建议敌“‘大队定在后，我当速为之计’公遂同诸镇将宿城东楼以待。”“十三日，侵晨，报奴全军过石门驿，公令马步兵尽出城列营。”【88】
兵部也急欲袁崇焕“以一枝劲兵，间道趋蓟，为各路援兵之倡，冀可收夹击之功。”在关宁援兵抵蓟门后，又道：“第东向邀截之策，尚有大商略，愿督师与诸将，更深计而慎行之也。”【89】兵部在这里所说的“邀截之策”“大商略”及“可收夹击之功”，与袁崇焕在蓟州一战而拖住、緾住皇太极进而待援军四集围歼之的想法，应该也是一致的。
崇祯皇帝更抱着极大的期望等待袁崇焕的“全胜”捷报：“卿……分兵戌蓟，早见周防。既统兵前来，其一意调度，务收全胜”【90】。
（在网上论坛里，不少朋友在谈到袁崇焕进驻蓟州、以及皇太极兵锋直向蓟州时，大都冠以“蓟州之战”“蓟州保卫战”“蓟州防御战”“蓟西保卫战”等等，可见对此“战”的关注与重视程度之高）
然而，“蓟州之战”并没有发生！
袁崇焕失望了，兵部失望了，崇祯皇帝也失望了。（从网上的讨论看，许多网友也都失望了。不过，有的从失望中看到了袁崇焕的失误、看到了可惜，有的则从失望中搜寻到了袁崇焕的“大话误国”甚至“通敌卖国”）而崇祯皇帝的失望终于化成了最后的愤怒，就因为袁崇焕的一句“必不令（敌）越蓟西一步”话，给他加上了“专恃欺隐”的“罪名”。
表面上看，这“罪名”不大不小合情合理，其实却大有商榷之处：明廷上下期待着袁崇焕在蓟州一战，袁崇焕也判断与皇太极在蓟州必有一战，“必不令（敌）越蓟西一步”也只是袁崇焕在蓟州临战前向皇上表示的决心——战之能胜，这一句必然作为豪言壮语留在畿东战史上；打了败仗，它自然要被看成吹牛皮说大话而遗羞于世。可是，大战根本就没有发生，这句话是该看作豪言壮语呢？还是该视为吹牛皮说大话的标志呢？因为评判的参照物并不存在，显然二者都不是，而毫无根据的“专恃欺隐”就只能是妄加的罪名而已！
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它的另一面，也许就是有人要问的：“蓟州之战”为什么没有发生——是袁崇焕因为怯战而避战？还是他与皇太极有什么“密约”【91】而拱手相送后金大军长驱西去？再对照“必不令（敌）越蓟西一步”这一句，如果是前者，袁崇焕自然跑不掉“专恃欺隐”之嫌；如果是后者，那袁崇焕又岂止是“专恃欺隐”一罪？
正是因为有问题的这一面，所以笔者将“‘蓟州之战’为什么没有发生？”放在“五辨‘纵敌长驱’”一节里具体讨论。
四说袁崇焕的所谓隐瞒行为。
有论者说，袁崇焕在谋款、斩帅以及喀喇慎三十六家依附后金等问题上，对明廷和崇祯皇帝都有隐瞒。
这都不值一驳。笔者将它们分别放在“三辨‘以市米则资盗’”和“四辨‘以谋款则斩帅’”中分析。
注：
【71】《明清史料》兵部行《督师袁崇焕题》稿（甲编第八本第七零七页）
【72】《崇祯长编》卷二十八，崇祯二年十一月丙申
【73】《国榷》卷九十，崇祯二年六月壬申
【74】《内阁大库史料》卷十五，七六九页—七七零页
【75】《明熹宗实录》卷八十四，天启七年五月甲申
【76】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七，天启七年六月
【77】周文郁：《边事小纪》辽西复守纪事
【78】樊树志：《崇祯传》第八十八页
【79】《内阁大库史料》卷十五，七六九页—七七零页
【80】王鸿绪：《明史稿》卷二百三十五《钱龙锡传》
【81】《明史》卷一百三十四，列传第二十二《叶旺马云传》
【82】《崇祯长编》卷二十五，崇祯二年八月庚午
【83】《国榷》卷一百一十，崇祯十七年壬申
【84】杨士聪：《甲申核真略》
【85】晁中辰：《景山游魂——崇祯帝》三百七十页
【86】《明清史料》兵部行《督师袁崇焕题》稿
【87】《崇祯长编》卷二十八，崇祯二年十一月丙申
【88】周文郁：《边事小纪》辽师入卫纪事
【89】《崇祯长编》卷二十八，崇祯二年十一月丙申
【90】《崇祯长编》卷二十八，崇祯二年十一月戊戌
【91】《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六，东兵入口；《国榷》卷九十，崇祯二年
十一月丙申；樊树志：《崇祯传》九十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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