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上闹旱，五里铺乡亲们的麦子收成大都不好。
可是，铁柱桂花两家那十亩菜地因为打了井有水浇，所以夏菜长势不错，卖菜的收入也不错，租地借的钱早还了，麦子欠收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桂花那箱子里总算又积攒了几十两银子——不象去年卖菜卖红薯，好不容易攒了六十四两银子吧，交了“辽饷”剩下的还不够还杨老五的债，更不说还想有个压箱底的钱了——何况二十亩地的栽子红薯都已经栽上，长势也还不错，秋收之后陆续卖出去，就又有了不少的银子了。
铁柱的唢呐又吹响了，两家人都乐呵呵地舒展开了紧皱的眉头，每到吃中饭的时候，铁柱爹和桂花爹还都凑到一块端起酒盅喝上几口小酒呢。
可这好景还是不长——两位老人的小酒还没有喝上几天呢，良乡县衙收缴夏税的公文就又贴在了祠堂的大门上，里长杨老五那催缴夏税的锣声也紧随着响了起来。（明之赋税法规定：丁有役，田有租。租曰夏税，曰秋糧，夏税无过八月，秋糧无过明年二月。）
“哐——哐——哐！”
“县太爷有令——交夏税喽——限期在七月初十！”
往年夏税八月交，今年为啥要这么早？
杨老五嘴一撇，说话结巴，可答的轻巧：“往年？往年县太……太爷是谁？今年县太……太爷是谁？不是党……党老爷了吗？再说年……年号，往年是万……万历天……天启，今年不就改崇……崇祯啦？”
那今年为啥又这么多？
杨老五那口气变了：“多？多少都是县……县太爷的事，是皇……皇上的事，关你……你屁事，未必还要……要你给……给定多少不成？”
二月刚交过秋糧，五月又催逼着交“辽饷”，五里铺各家各户大都倾其所有，有的已经砸锅卖铁、卖房卖屋了呢。这夏季收成又不好，谁家还能交得起？就连铁柱桂花两家，虽说卖菜的收入还不错，可杨老五那派单上写着的税银数目也多得让他们大吃一惊——良乡县衙的新老爷党还醇，明摆着是要把老百姓们往死里逼呀！
六月底，良乡县大大小小的乡里镇里村里，到处都有手提铜锣的县衙衙役和里长、甲长，一边敲锣，一边喊叫——
“哐——哐——哐！”
“县太爷有令——交夏税喽——限期在七月初十！”
交不起？
党老爷自有办法让你交得起——封门卖屋，看你交不交？抢你家的大姑娘小媳妇，看你交不交？还不交，那就抓你上锁收监；稍有不满的，更是棍棒拷打，甚至重枷遊街示众。为此，已经送掉了十几条人命了。
听着这催人魂魄的喊声和锣声，良乡的老百姓都惶恐不安。不少人已在悄悄收拾家当，准备偷偷地远走他乡了；拖家带口一时走不了的，也都怒在心头；许多血气方刚的人，则暗暗互相鼓气，道：“操他奶奶的，抗得过去就抗，抗不过去嘛——要钱没有，要命就这一条！陕西那边，不就有人造了反么？”
七月初十是催缴夏税的最后期限。
这天上午，五里铺里长杨老五还在敲锣还在喊，和往常不同的是，他身后又跟了县衙的一名书吏和几个拿着刀的衙役。他们敲着喊着，在村子里转悠了两圈，很快就来到了住在村南头紧挨着驿道边的一家农户门前。
这家农户和杨老五还是同宗本家，户主去年因病过世，留下孤苦零丁母女二人相依为命——母亲杨张氏，姑娘杨玉环才刚刚过十七岁。
那书吏和衙役就是那个上任还只有几个月的县太爷党还醇专门派来的——还在五月间催交“辽饷”时，党还醇出巡路过五里铺，看上了这个杨姑娘。他当时没动手，是听了杨老五的姐夫给他出的鬼主意：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还有夏税呐。趁收夏税的机会，再“明正言顺”地抢了人去，岂不更好？
一个衙役一脚踹开了杨玉环家的柴门，杨老五赶忙上前喊道：“杨张氏，快交夏税吧，今个可是最后一天啦！”
杨张氏这时候却不在家，她出去借银子去了。只有愁眉苦脸的杨玉环在堂屋里坐着，还有青莲和兰花两个年轻姑娘在旁边小声地劝慰——她们和玉环是好朋友、常来往，今天两个姑娘正好来玉环家串门，不巧就碰上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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