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过一边倾听着家臣们的高论，一边暗暗用心记下他们的姓名。
平冈圆四郎、原士之进、梅汁孙太郎、涩泽荣一……好像都不是太有名，在史书上没见到过……慢！涩泽荣一？他是涩泽荣一？
徐过心头一怔，双眼放光。
涩泽荣一这个名字倒不是徐过读明治维新史看来的，而是此公实在是太有名了，经常被挂在那些日本商人的嘴上。
徐过曾经听到过一个日本商人的感叹：我等商人能有今天，可以说是托了涩泽荣一公的福啊！
据史书记载，涩泽荣一在30多岁就成为明治新政府中的大藏少辅。但是，涩泽荣一却做出了一件在当时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他递交了辞呈，要弃官从商。辞官后的涩泽荣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公司银行，并由此开始了自己极具传奇色彩的企业家生涯。业务遍及金融、铁道、海运、矿山、纺织、钢铁、造船、机电、保险、建筑等众多领域，一生创办了５００多家企业，被誊为“日本企业之父”、“日本近代经济的最高指导者”、“日本现代文明的创始者”，对日本现代化进程作出了卓越贡献。
但此人在徐过看来最厉害的一点是会立牌坊。
日本的传统观念受中国影响，都认为工商是民之末而加以鄙视。涩泽荣一作为贵族出生而弃官下海经商，在当时是遭人诟病的。但既然你想发财，或者说好听点是认准了工商兴邦的道路，那又何怕旁人说三道四？但他却不，非要找理由，找依据来证明自己“求利”其实并不违背“至圣先师”的古训，尽可以放手追求“阳光下的利益”，而不必以为与道德有亏。。于是扯虎皮当大旗，写了一本《〈论语〉与算盘》，大肆曲解论语，说什么孔子并不反对富贵，孔子所反对的只是不仁不义的富贵；如果是仁而义的富觉，孔子自己都会去追求。还引用了孔子的许多话，如：“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自行束请以上，吾未尝无诲矣”来加以印证。
还提出了“士魂商才”的儒商人格理想。说什么既要为儒，追求“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又要为商，追求企业经营的最佳效果而具有工商贸之才。又提出了“义利合一”的经营理念。一是以公益为利，义利不分。只要是对国家公众有益的事业，就应该出于“义”去做，即使有所亏损也在所不惜；而有损于国家公众的投机事业，必须舍弃。二是不应否认工商谋利活动有其正当价值，但必须用伦理道德对其进行规范指导。还用《论谋》中“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而得之，不处也”作为他这一观念的证据。
应该说他的这些理论不错，破除了日本人耻言富贵的传统观念，为工商人士树立了追求利润的合理动机。但把这些都硬生生地与二千多年前的孔圣人联系到一块，就有点搞笑了。
如果圣人真的如他所论，对经商如此精通和推崇，那受他影响至今的中国还会是这般的模样？还会受你小日本的欺负？
其实，儒家思想首先是强调人的修养，像“诚”、“信”、“礼”、“孝”等都是放置于四海而准的做人原则，不但是对经商而是对整个社会，做工的、行医的等等，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正如北宋赵朴说的那样：“半部《论语》知天下”。
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个传奇人物。
“如此人物竟然成了我的家臣？”徐过有点半信半疑，又细细打量了他一番。
涩泽荣一也就是那个最年轻的家臣，脸上稚气未脱，相貌平常。真难想像他在数十年后会有那么大的作为，可谓“人不可貌相”。
家臣们所发表的论调没什么差别，几乎都主张要攘夷锁国。唯有那个叫平冈圆四郎的提出在攘夷的基础上开国，但说得迟迟疑疑的，并不坚决，而且一经出口，便遭到众人的齐声谴责。
是否开国这个问题对徐过这个来自于二十一世纪的人来说，那就成不了问题的。他随口就能说出一大堆开国的理由和锁国的弊端。但他能说吗？说了，他们能理解吗？再说了，就徐过目前的处境来讲，开国与否，日本的进步与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哪种形式更有利于他实现心中的目标。
见众家臣说得差不多了，徐过清清嗓子,开口了：“诸君说的大多相同，都主张要攘夷。这当然是第一位的，否则岂不有损于我神国的国体。至于开国与否，非我等所能决断，将军府自有主张。”说着，面向中根：“就请中根君以攘夷为先决条件，在辅以诸君所议的加强海防、购建轮船、炮台等细务，拟个回文。”
根应道。
“那今天就到这吧。”徐过站起身来。
家臣们纷纷起身告退，唯有中根呆立在那里，望着徐过，脸上洋溢着欣慰的笑容。
“中根君，还有事吗？”徐过有些奇怪。
“主公，您真是……真是长大了。”中根答非所问地说了一句，施礼后转身离开。
“看来自己今天的表现让中根刮目相看了。不过此人真是一桥家的忠臣！是一个能为我而不惜生命的人物。”望着中根离去的背影，徐过脸上露出了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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