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虎”字，《说文解字》上的解释是“虎，山兽之君。”可见，在古人眼里，老虎是山里野兽的君主！反过来，君主也可以被比拟为老虎。《资治通鉴》有云：“曹公，豺虎也。”这是把曹操比作了豺与虎。而千百年来，最能体现古人对君主的认识的莫过于“伴君如伴虎”这句谚语。
为虎作伥这一成语则来自于我国古代民间传说——据说被老虎咬死的人变成鬼后死心塌地地听从老虎的指使，去引诱别人让老虎来吃。老虎出行，伥鬼在前面引路，帮助老虎逃避陷阱，如发现人，伥鬼就上去抓住那人，脱掉他的衣服让老虎来吃，老虎吃后，新的伥鬼产生，旧的伥鬼可以自由。最早见于明文的记录似乎出于宋朝孙光宪的《北梦琐言逸文》里：“凡死于虎，溺于水之鬼号为伥，须得一人代之。”——当然，本文标题引用为虎作伥这一成语只是借喻，一如佛家《百喻经》那样来借题发挥。
那么，被门下弟子吹捧为“当代维摩诘”的南怀瑾又是如何为“虎”作伥的呢？且让我们仔细审视老南那本被张中行斥为垃圾著作的《论语别裁》，这本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
“我们过去的君主，是真正的民主精神。”
老南说这句话的时候正在台湾蒋岛主治下，从时间上看距离推倒君主**的辛亥革命大致为半个世纪！大家要知道，老蒋那个时候为了修复其**思想体系，严密控制社会思想和台湾人的精神生活，大力鼓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维八德”，把孙大炮、国民党以及他自己说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极力向岛民灌输顺从**的儒家思想，可是他也决计说不出这种**裸的为封建**君权唱赞歌的论调！
由此可见，所谓的“学界楷模，一代宗师”，实质上，只不过是“一代伥鬼”！这个“伥鬼”，是被封建**文化之虎“吃掉”的人变的，“它”唯有死心塌地地听从封建**文化之虎的指使，去引诱别人让封建**文化之虎来吃！
想当年，也就辛亥革命之后的第七个年头，鲁迅在《狂人日记》里曾借狂人之口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而老南既然身为被封建**文化之虎“吃掉”的人变的“伥鬼”，自然不能把历史上满纸的“仁义道德”字缝里的“吃人”两个字泄漏给人看。他为了给“我们过去的君主，是真正的民主精神”这句弥天大谎来圆谎，居然从明朝帝王的“家谱”里找来了以下的证据——
“譬如在明末崇祯时期，骆养性任大金吾之职。所谓大金吾是沿用汉朝的官名，近似于现代的首都卫戍司令，清朝的九门提督，权很大。当时熊鱼山、姜如农两位言官——近似现代的监察委员，在历史上称作言官。皇帝在政治上的错误，言官都要提出来指摘的，这是中国过去监察御史的精神。纵然是皇帝错了，他照样提出来，错了就是错了。这两位御史很了不起，当时对皇帝有所批评。朝中的太监权臣，因为党派的关系，把他们关在刑部大牢——清朝所谓天牢里。到了半夜里，皇帝亲笔下了一个条子，命令大金吾连夜把这两个监察御史提出去杀掉。这位大金吾接到了皇帝这个条子，并不执行，坐下来写一篇奏章。大意说天下言官犯了罪，如果要杀他，因为他是代表全国老百姓讲话的，所以应该明告天下，公布他的罪状，使全国老百姓都知道，然后再规定时间杀他。现在凭你这张条子，而且偷偷摸摸地半夜里叫小太监送来，要我夜里去杀他，我是不敢执行的。换言之，无形中是说皇帝没有经过行政程序，是错误的，不可以这样做的。第二天他就把皇帝下的条子同奏本，一并送给皇帝，结果皇帝看了他的奏本反而笑了，这件事也就算了，这两个人命也保住了。”
先要指出来的是，老南用崇祯跟骆养性这两人来为“真正的民主精神”树立“典范”，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崇祯是怎样一个人呢？
金庸在《袁崇焕评传》里告诉我们：“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十四个兵部尚书（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十四个兵部尚书中，王洽下狱死，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杨嗣昌自缢死，陈新甲斩首，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王在晋、熊明遇革职查办。可见处死大臣，在他原不当是一件大事。”
崇祯临迟处死袁崇焕在金庸看来“并不只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那么简单”，最根本原因是“崇祯不肯认错，不肯承认当时误中反间计的愚蠢。杀袁崇焕，并不是心中真的怀疑他叛逆，只不过要隐瞒自己的愚蠢。以永远的卑鄙来掩饰一时的愚蠢！”
金庸对崇祯的评价是“他拥有绝对的权力，却将中兴之臣、治国平天下之臣杀的杀、罢的罢，将一批亡国之臣走马灯般换来换去，那便构成了亡国之君的条件。”而且在《袁崇焕评传》里还尖锐地指出“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最**、统治者最残暴的朝代，到明末更成为中国数千年中最黑暗的时期之一。”
就这样的一个“拥有绝对的权力”的亡国之君，一时高抬贵手放过两条小命，在老南眼里却是“真正的民主精神”了！真可谓是以点代面，以偏概全，只抓一点，不计其余，“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
至于骆养性为两位囚犯说话又是怎么回事呢？
《明史.刑法三》里有这么一段文字——帝谕掌卫骆养性潜杀之。养性泄上语，且言：“二臣当死，宜付所司，书其罪，使天下明知。若阴使臣杀之，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
显然，老南为给“我们过去的君主，是真正的民主精神”找来的所谓佐证就是从这里来的。
然而我不知道老南到底读没读过《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六》，里面也有这么一段文字——帝怒两人（熊、姜二人）甚，密旨下卫帅骆养性，令潜毙之狱。养性惧，以语同官。同官曰：“不见田尔耕、许显纯事乎？”养性乃不敢奉命。
由此可见，骆养性为两位囚犯说话并非出于“真正的民主精神”，而是为自己打算，害怕落个田尔耕、许显纯一样的下场。田尔耕、许显纯是“九千岁”魏忠贤在锦衣卫里的忠实爪牙，曾在魏忠贤密令之下杀了不少大臣，后来魏忠贤倒台，这两人就被崇祯处死抄家了。
老南如果没读过《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六》，那只能说明老南读史不专心，粗枝大叶，挂一漏万，根本谈不上一点作学问的精神，他在《论语别裁》里一本正经告诫青年们“我们作学问要踏实”那句话只是个大笑话。如果老南确实读过这段史实，只是故意漏过不提，那恰好能说明老南为虎作伥的确是非常卖力了。
澄清了历史史实后，我们可以再退一步来思考问题。假如，崇祯是个虚心纳谏堪比唐太宗的好皇帝，骆养性是个忠心进谏堪比魏征的好臣子。那么，老南的这句话“我们过去的君主，是真正的民主精神”还能不能成立？
历史给出的答案依然是否定的！
伟大的思想家、学者顾准曾经说过：“西周奠基的礼，经过儒墨法术各家的深化，形成了绝对君权的中央集权的**主义的一整套上层建筑——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
同时顾准还告诉我们：“民主政治与礼治政治，两者是格格不入的。试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臣不臣，都是行为规则。礼治政治而能选举，而能民主，那是扯淡。礼治，是维持**主义的秩序，决不是养成多数人之政治能力，尤其不是养成民主政治的政治能力。”
可见，无论君主与臣子个人道德品质如何，他们是绝对无法脱离“绝对君权的中央集权的**主义的一整套上层建筑——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来体现“真正的民主精神”！
老南为虎作伥，想把君主**说成“真正的民主精神”，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不过，我们倒也不能轻视了老南为虎作伥的能力，事实上，老南为虎作伥的各种言论还是极富欺骗性和隐蔽性的！
老南在《论语别裁》里以古中国的政治哲学是建立在伦常文化的基础上这一理由来吹捧孔子所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还“引人入胜”地指点说：“现代的青年看起来，会认为这种书落后到极点，实在应该烧掉。如果我们真了解了，就觉得非常深刻，非常有味道。”
味道是怎样的味道呢？老南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做出了旧瓶装新酒的阐释——君是君，领导人就是一个领导人。臣是臣，作干部的有干部的立场，规规矩矩是个好干部，好的宰相，好的辅助人。这个话连起来讲，如果君不君，领导人不是一个领导人，违反了领导人应有的道德，这时臣也不臣了。“父父、子子。”做父亲的是一个父亲，如果父亲作得不合一个父亲的标准，但是却要儿女孝顺，尽儿女的本分，怎么可能呢？所以父母是父母，子女就是子女，这才是所谓的父慈子孝。
老南煞费苦心阐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实质上却是要宣传人治——“尤其说到政治哲学，还是我们中国文化中儒家、道家的这许多原则是对的。为政到底在人，并不一定在法。立法、制度固然重要，但执法的还是在人，立法的也是人，所以还是人政重要。”
老南的高明就在于此——摆明是在为虎作伥，可是偏偏还可以自圆其说，用看似有理的言论混淆视听。^_^
他在《药师经的济世观》里把“君臣制度就是社会秩序”这一套为虎作伥理论圆谎圆到了令人咂舌的程度——君臣，我们看似非常落伍，认为是帝王思想。错了！君臣二字，在中国固有文化，不是帝王思想。君是年高有德，足以教诲人，足以领导人都称君。因此我们文化里称君子，子就是先生的意思。臣是听年高有德的人所领导的，所以上古文化君臣两个字的意思，以现代话来讲就是社会秩序。
为了揭穿老南的为虎作伥理论，我特意去考证了一下君臣二字。
君是什么？上面的“尹”，表示治事；下面的“口”，表示发布命令。合起来的意思是:发号施令，治理国家。《左传》告诉我们：赏庆刑威曰君。那么对于中国古代来说，君意味着对大夫以上据有土地的各级统治者的通称。老南说什么君是年高有德，足以教诲人，纯粹是胡扯。
臣是什么？臣在甲骨文里的字形，象一只竖立的眼睛形。人在低头时，眼睛即处于竖立的位置，字形正表示了俯首屈从之意。臣的本义是男性奴隶。后来演变为国君所统属的众民及君主制时的官吏的指称。所谓臣是听年高有德的人所领导的云云也是信口开河。
君臣二字在儒家学说里，所体现的是“教化政治”，就是为君权寻找伦理的基础和统治的方法，这是一种否定个人权利，以君主统治为获致“大同”的手段。
实际上，儒家高调理想与现实社会之间是存在着不小的差距的。“教化政治”欲使“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永远是空想。
大陆的思想家顾准与台湾的思想家李敖都看到这一点，两人的历史观是惊人的一致。顾准在历史笔记中写到：“事实上，中国是法家和儒家分工合作。法家拘束行为，儒家统一思想，造成了千年来的死气沉沉。”李敖在《为中国思想趋向寻求答案》一文中说：“我们的老祖宗就曾在白天挂“儒家”的羊头而卖“法家”的狗肉，到了晚上，又行“道家”的房中术。”
这两位思想家隔着一个台湾海峡，素未谋面，却同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发出了震人心魄的呐喊声，这难道是历史的巧合吗？
也许，借用古人一句俗语可以说明——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而他们所见略同的不止于此。
顾准说过：“迄至现代，中国还留下了周秦以来历经递嬗的古代残余。这个‘残余’可以上溯至周秦，这个传统，是周秦以来的传统。这个传统必须打倒，必须彻底肃清，才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否则的话，中国永远将受这个曾经起过历史进步作用，然而已经僵化，已经长期成为中国停滞不前的传统的祸害。”而李敖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已经陷于一种文化的僵化（petri－faction）。僵化的原因之一是要想抱祖宗的大腿。我们民族是最重视祖宗意见的民族。祖宗的意见并非不能解决问题。 至少在祖宗的时代里，在‘蛮夷率服’的时代里，那是行得通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已进入一个‘蛮夷不服’的时代，于是问题就来了。”
为虎作伥的老南自然不明白这样的问题，或许明白一点也要装糊涂，他在《原本大学微言》里为明朝作了个假设——“假如当时一反过去历史上压制‘奇技淫巧’的政策，加以提倡奖励，恐伯中国的科技，就早早领先世界各国了。”我们从老南的这一假设里可以看出来他根本无视西方自然科学是以实验科学逐渐发展，符号体系逐渐成熟的结果，更是文艺复兴之后资本主义新兴，商业带动工业，经济发展的结果，一厢情愿臆以为只要加以提倡奖励，就能如何早早领先世界各国云云，完全是忽视中国当时所处宗法农业社会的严酷现实环境所发的梦呓！
还是顾准说得好：“东方**主义到明代已经穷途末路，什么道路，在儒法道佛杂糅的理教控制下是摸索不出来的。只有‘大炮’才轰得开这个铁幕！”（老南经纶三大教，宣传君臣制度就是社会秩序，他能为东方**主义摸索出什么道？^_^）
明代以后，清朝“以夷变夏”，把东方**主义的破马车修补了一番又驾了起来，尽管清朝统治者曾利用东方**主义这辆破马车开疆拓土为中国扩大了版图，然而那对于病入膏肓的**中国来说却只是回光返照。马克思很快就以诗歌一般的语言记录了那个时代“大炮轰开铁幕”的历史：“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孤立于世界体系之外，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的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等到辛亥革命的来临，终于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制度。
皇帝虽然下台，**文化之虎却还屡屡出没，大小伥鬼们不时粉墨登场。五四运动便是自由灵魂与伥鬼们交锋的战场。经此一役，德先生与赛先生广为人知，**文化之虎的伥鬼们便渐渐失势。
老南对于五四运动的评价是耐人寻味的，他认为五四运动“对于中国文化，却从此一刀斩断了。”并为之哀叹：“眼见我们历史传统的文化思想快要灭绝了，那才是值得震惊和悲哀的事！”
也许，老南为之震惊和悲哀的历史传统的文化思想的确有一些值得震惊和悲哀！
但他所说的“我们过去的君主，是真正的民主精神”、“君臣制度就是社会秩序”这样的文化思想如果快要灭绝了，是不是值得震惊和悲哀呢？
别人如何我不管，反正，我是既不会震惊，也不会悲哀的！我会欣然一笑！^_^
笑过之后，我基本上可以断定：老南绝不是最后一个伥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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