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旧中国的花花大世界，冒险家的乐园，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笙歌艳舞，尔虞我诈，滋生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典型文化，也随之兴衰式微浮过一片片夺目之云。
.“贵族”是个外来词，在中土只有“世家”，“世族”。
贵族生活在城市，西洋化形态的城市在中国最早只有上海。
而上海是个典型的在中国殖民化过程中诞生发展起来的大城市。
因此，中国，中国人的—准确地说城市人贵族精神，以及对由来已久的贵族精神的崇尚，当然是随着城市都市化，近代殖民化而发展起来的。
也有人用另一种方式表达这种心向和品位。
虽不去贵族气息的旧上海中呼吸，却也在自家的搜罗扒抉的食色生活的嘬息中，呼吸着贵族的气息。
不唱风雅的咏歌，偏把宁馨的文字化为餐桌上手忙脚乱而又伶俐的吃相。
都虽然同样忆恋上海。
汪精卫一到上海，就用中文密电打到广州德政北路陈璧君的寓所，告知他已经返回上海。陈璧君也用密码回电给汪，要他千万别公开露面，必须改名换姓，住进上海虹桥医院，一切等待她到沪后安排。
汪精卫自幼父母双亡，所以长兄汪兆镛在他15岁时，为他选择了一个同事的女儿刘氏订了婚。
汪精卫在日本参加革命后，汪兆镛经常来信训斥汪精卫忘恩负义，拿了朝廷的公费出国，到国外却干背叛朝廷的反叛之事。
汪兆镛要汪精卫立即悬崖勒马，放弃革命回国为朝廷尽忠。
其实汪兆镛也并非坚决反对汪精卫搞革命，只是怕汪精卫成为朝廷的罪犯后连累他们整个家族。
汪精卫也明白长兄的用心，在清政府发出对他的通缉令后，汪精卫写信给汪兆镛，表示断绝与家庭的关系，解除婚约。
汪精卫既没有绝对效忠于自己的私家军，也没有掌握垄断国家财政的命脉企业。
他之所以能够在一无兵二无钱的情况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顶峰人物，唯一依靠的就是他的名望。
他是国民党的建党元老，文才口才过人，是孙中山最为信任的左右手，加之有曾经冒死刺杀满清摄政王的英雄壮举，这样的辉煌资历在国民党中无人可比。
更加重要的是他当时拥有近似于完璧无瑕的正派人品，不贪污，不赌博，不吸毒，不近女色，这在当时**的中国政界是绝无仅有的高洁人物，汪精卫走到哪里，哪里的空气就会变得清高起来。
二．
在一个天很蓝，云很白，阳光很灿烂的早晨，有江岸的水气，迷离，渺远，烟浪迷茫，那美丽的深处，都有一种静气，澄澈，无碍，无扰，一眼望去，暖的，冷的，各得其所。人们呢，便安身在这宁静的深处，享受着美丽，波澜不惊。
汪氏的演说，一向充满煽动性，生动而有力。
身为伪政权的“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长”。
时间一长，趋奉拍马加谄谀，放纵得他居大自尊，骄横跋扈。
他对居所开始讲究富丽堂皇，穿戴追求奇异超群，口胃刁钻，花样百出，光是随身厨师便有六名之多，什么做西餐，做南菜的，广帮，川帮，京帮几乎凑了个全。
有时想吃什么东西了，张口说出，必须马上做得。
汪精卫静静地坐在那里欣赏的是松鼠鱼，凤尾虾和美人肝。
这些菜足够精致高档的了，尤其是美人肝，这是马祥兴的独家绝活，马祥兴的招牌还是于右任题的字。
所谓美人肝，实际是用板鸭的鸭胰白，经开水汆，冷水浸，去臊筋，配鸡脯，鸭油爆等等繁杂手续之后做出来的白中透红，娇嫩鲜脆的美人肝！
为什么叫肝而不叫美人胰呢，这里面就蕴涵有中国饮食文化的丰富内容，中国人对菜名的讲究是有相当历史的，含蓄隐讳，雅俗共赏，寓意深刻，触类旁通，旁敲侧击，含沙射影等等，如果真的叫美人胰的话那可真的要令食客们匪夷莫思了。
此刻，所有的一切都烟消云散，可口的美食配上一杯纯正的法国葡萄酒。
汪精卫不抽烟，生活上相当严谨。
但他经常豪饮，酒量很大，频频举杯干杯。
借酒浇愁，愁更愁。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
汪精卫心知大势已去，败局已定，心力交瘁，坐卧不宁。
汪伪政府的命令根本没人听。
他左右为难，一筹莫展。
她们也曾亲眼目睹的种种怵目惊心的现象。
在马路上，那些巡捕耀武扬威地殴打黄包车夫，日本水手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侮辱中国妇女。
在上海最高的国际饭店旁派克路上，有无数外省逃亡来沪的灾民卖儿卖女的悲惨景象。
看见那一间间破陋的屋檐下，站着贫民窟里的小妓女，真是人间地狱啊！
那些被称为小瘪三们平日的谋生之道，最普遍的有“推桥头”，在苏州河桥上下两边，等候各种人力车辆上桥时，奔跑上前帮着推拉，一直送到桥顶。
伸手向乘客或车主索讨小钱。
“拾荒”也是小瘪三们的一种行业，他们背着竹篓，拿着长竹钳，穿流各条里弄，钻进拉圾筒，检拾废铜拦铁，破纸碎布，然后再卖给专收这些破烂的业主。
每天也能捡到几个钱．上海人叫他们为“垃圾瘪三”。
其中也有人借拾垃圾之机兼营偷窃的副业。
小瘪三的生活确实可怜，夜间露宿街头巷尾避风躲雨，身披麻袋．甚至以报纸当被褥，吃的是冷饭残肴。
主要靠“抢包饭”，旧上海上有不少的“包饭作”，送包饭的伙计有一条没有明文的规定，每当伙计从包饭户收拾残饭返店，在归途中允许小瘪三们前来抢取冷饭剩菜，不得稍加阻拦，待残肴一抢而光，才能顺利地挑担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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