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江运青红帮虽然携带长短武器，然而他们却小心谨慎，尽量不与当时的缉私部队发生武装冲突。
为了安全起见，避免正面接触哨卡，他们多沿原商路左右穿插而行，按土客马帮的行话是“走路不舍路，舍路不离路”。
如在途经有缉私部队的哨卡以南面方向地带时，青红帮众昼伏夜出，看东北方向的亮星走，不至于迷路。
青红帮则给他们一点好处，就可以安全通过。
万一同缉私队发生枪战，青红帮也不愿与他们结下深仇，只打马不打人，或枪打指挥军官，便于乘乱逃跑。
青红帮与保安巡逻队遭遇，他们开枪打死了保安巡逻队队长后，乘混乱之际逃走。
鸦片贩运毕竟是一种不光彩的事业，因此，外国一些洋行的老板们发财以后，往往携带大量财富回国，购置田产，开办工商企业，企图使自己变成绅士。
一些洋行则扭转经营重点，通过经营合法而体面的产业，遮盖其邪恶的生意，以树立新的形象。
这一切似乎说明，鸦片经营者在致富时不顾道德，良心，通过销售害人的鸦片发不义之财，但他们的灵魂也遭受着正义之剑的审判，难于心安理得。
然而，道德之审判究竟是虚无缥缈的事儿，大鸦片贩子有钱以后，才幻想打扮一下自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他们在贩卖鸦片之时，却一心一意、想方设法多销售，多让人们吸食。
正因如此，有些鸦片贩子竟然胡说什么鸦片无害。
像饮酒一样，只是个人的小爱好。
鸦片比较适合东方人的性格与口味。
与大麻类、可卡类毒品的兴奋作用截然不同，鸦片类毒品的特征是使激动得到镇定，让紧张变得放松。
把分散加以集中，使人的心智达到无烦恼，无忧虑的解脱，宁静和平衡，仿佛可以远离人世的喧嚣，竞争，厮杀与骚动，进入一种无忧无虑的超脱境界。
鸦片的这一特性与中国人的哲学与性格较为合拍。
自古以来，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消极避世的思想可谓深入人心，庄周的梦蝶与鸦片所造成的意境。
在社会功能上是十分吻合的。
因此，许多中国人把鸦片当作了不可缺少的消遣物，可以不吃白粮吃黑粮，除了它的成瘾性外，是因为鸦片能最大程度上满足避世，安静，**的心理。
二．
在鸦片烟毒走私贩卖活动中，大多有黑社会组织和地霸恶势力介入。
当时沪西环境相当复杂，成为各种犯罪分子的孳生场所。
在旧中国，大多数黑社会组织和封建地霸势力都靠贩卖鸦片烟毒攫取钱财，他们共同结成团伙，称霸一方，手段狡猾，并且与政府官方相勾结，走私贩卖鸦片烟土等活动很难受到惩治。
所以他们肆无忌惮，公开买卖毒品。
日本军方曾断言：“中国只要有40％的吸毒者，那它必将永远是日本的附属国。”
面对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日本鬼子的对华贩卖毒品活动不但没有丝毫收敛，反而更加变本加厉。
有组织的军事贩毒活动，使日军很快赚足了发动东南亚战争的军费。
大特务桥本太郎曾说，他在上海的成功只靠三件武器：女人，子弹和鸦片。
日军强迫民众在敌我交界地带广种罂粟，一方面将烟毒伺机运入根据地，另一方面在两区之间划出一条无粮地带及毒化地带，以贯彻对大后方的经济封锁，使大后方的物资抢购工作不易奏效。
强迫改种的地域，类皆敌我势力接触的游击区，不许种粮，沦陷区又大闹粮荒，且严厉取缔粮食搬运，该无粮地区的居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到根据地来抢购粮食，由此加重大后方的粮食供应紧张的状况，也正遂了日伪的心愿。
为了把毒品打入根据地，日本还采取廉价出售毒品的方法。
在日军的“让利”售毒政策下，贩卖烟毒的利润有时高达成本的6倍以上。
引得奸商们趋之若骛，把许多地方搞得乌烟瘴气。
旧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其中有着两重意思，一是说从事商业贸易，这里有的是机遇，只要你能耐够大。二是说从事刑事犯罪活动，这里同样是宽松的天堂。
盗匪丛生，又无法有效整治，于是，在繁华鲜亮的背后，盗窃，抢劫，诈骗，贩毒等犯罪活动一刻不停地在上海滩发生着。
旧上海最不缺的就是流氓，恶霸，他们混迹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在各种犯罪活动中，成本最小，收益最大，风险较低又危害最剧的，就是曾经风行上海的贩毒。
夜色笼罩了黄浦江畔的码头，这里堆集着无计其数的各种货物，游荡着无以计数的黑社会一员，因为他们是游民，无业，任何能让他们生存的机会他们从不放过。
但他们的个人生命和财产同样没有保障，这里面没有一个有钱人，即便是有也是黑社会的大佬。
李士群通过日方关系，获得日本东亚商社的内河轮船分社的许可，在黄浦江畔的码头开起了大福运输公司，代客装运上海，无锡，常州之间的货物运输，自任董事长，经理为江震涛，业务由陆光烈主持。
由贺玉书介绍，与李的内侄钱阿泰先和岳鸿举等同进大福。
在几个月后，他们将大福结束，改归陆鸿泰负责，更名为大福驳运公司，每月盈余，仍然送至李处。
他们有日本宪兵队作后台，别人投鼠忌器，奈何不得，虽然上海警察当局经常把红色警备车停在一些主要路口，无非掩人耳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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