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看到一条广告：有思想的人都是寂寞的，幸好还有好书可读。人类的高级智慧是间断性流传并且跨时代沟通的，伟大心智的超时代沟通形成了高级文化的历史继承渠道。因此，宗师收的弟子往往难以成大气候，以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文坛为例，鲁迅是旗手，众望所归，他关心、提携、督促追随的青年作家，那些人境况好了些，却没见有多大出息。树大遮住草，在伟人的荫庇下，极易成为长不大的孩子。他们未必没有才华，但由依附而产生的卑微心态和安全感，使才华难以发挥和发展，而与鲁迅论战过的郁达夫、梁实秋、沈从文等，都在中国文坛排在前列。
奥地利物理学家、气体分子运动论的奠基人之一，波耳兹曼说：“一位音乐家在听到几个节拍后，能辩认出莫扎特、贝多芬或舒伯特的音乐。同样，一个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也能在读了数页文字后辩认出柯西、高斯、雅可比、亥母霍兹或克尔斯豪夫的工作。”
获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海森伯这样比喻自己的构思：“爬山时，你想爬某个山峰，但往往到处是雾……你有地图，或别的索引之类的东西，知道你的目的地，但是仍堕入雾中，然后……忽然你模糊地，只在数秒钟的功夫，自雾中看到一些形象，你说，‘哦，这就是我要找的大石。’但一瞬间你又说，‘我现在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了。我必须爬近那块大石，然后就知道该如何前进了。’”
早期量子力学从普朗克提出量子假说开始，以爱因斯坦、玻尔、索米菲的工作为标志，而以“测不准原理”和“泡利不相容原理”宣告结束。“测不准原理”告诉人们：如果物理学的基本定理无法使科学家在最理想条件下取得他试图调查的体系有关的精确知识，那么，这一体系未来发生的变化也就无从预测。推论，对测量器具所作的任何改进都无法克服这一困难，涉及小体系时人们被迫放弃严格的物理因果关系，这是科学哲学的大地震，竟使爱因斯坦也不愿承认它：“我不相信上帝在同宇宙一起掷骰子。”
量子物理的实际用途有电子显微镜、激光、晶体管等，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说：“海森伯的学生很多，有195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创建核磁共振机制的布洛赫和特勒（氢弹之父，我的博士学位导师）等，海氏所有文章都朦胧、不清楚，读后惊叹于独创力，觉得没有做完，没有做干净，还要发展下去。”
“狄拉克的最高成就是写下狄拉克方程，没有它，就没有今天医院的核磁共振成像技术，不过此技术只是它的一项极小的应用。狄氏用数学来理解和构架微观粒子内部世界，读他的论文有一种直观美，很通顺，直达深处，‘秋水文章不染尘’，读后同样惊叹于独创力，却觉得他似乎已把一切都发展到了尽头，没有什么再可以做下去了。”
可以设想，在日常生活领域发生争辩，海森伯肯定辩不过狄拉克，进入各自领域，发生变化，真理不以言语多少而论，时间自有公正的评述。
发现真理，需要智慧，跟随真理，则需要勇气。真理在大多数时候，并不是一轮光芒四射的红日。更多的时候，它可能只是黑暗中的一道闪电，甚至是遥远前方的一缕若明若暗的微光……
今天，人们公认海森伯比狄拉克略高一筹，就是当时，人们也这样认为，1933年，狄拉克与薛定谔共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每人得二分之一，而海森伯是独享。
简单的说，确定的人认为已经是最高的了，精确力透射而出；模糊的人背靠一种浩大的力量，总是认为做得不够，怀疑自己，永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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