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三年那个炎热而漫长的夏季开始，父亲的病就愈发沉重了，感冒发烧不断。尤其令我们害怕的是：由于化疗次数过多，父亲体内的浆细胞已经产生了抗药性，化疗已经渐渐地失去了作用，浆细胞的数量居高不下。到了二○○三年国庆节前夕，父亲已经开始感觉到后背和两肋骨骼的剧烈疼痛。不过，父亲仍然是坚强的，二○○三年九月三十日，父亲和我们一起到汉口江滩公园观看了四川自贡灯展。
父亲也自感来日无多，就跟母亲说让我姐姐一家来武汉，趁自己还能行动的时候最后团聚一下。国庆节那天，姐姐、姐夫和外孙贝贝都来了。见到亲人，父亲很高兴，那几天家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姐姐走了以后，父亲的疼痛越来越剧烈。到了十月中旬那次化疗以后，我把父母接到自己家里住了一段时间，那时父亲还能自己行动，每天我下班回家，父亲和我都要谈很久。那时临近年底，我每天上班也很忙，都是母亲一个人照料着父亲。
到了十二月初，我又被单位派到外地出差了二十多天，回来时已经临近年底。回家那天父亲又在医院里化疗，我赶紧跑去照顾，发现父亲已经很难起床了。但父亲见了儿子，仍然相当高兴，凡是能起来的时候都和儿子一起抽一会儿烟，谈论着儿子的工作和生活。儿子总是问父亲一些以前的事情，因为儿子已经打算动笔为父亲写一本书，书名暂定为《生活的见证：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这次化疗效果不好。父亲回家以后，不但没有好转的迹象，而且每天起床都显得非常吃力，需要抱着母亲的肩膀，慢慢地找疼痛相对比较轻的姿势，一点一点地挪动着站起来。父亲的脊背已经不能起到支撑作用，站立时要拄着儿子为他买的拐杖，吃饭的时候要用一只胳膊支撑着桌子，才能勉强坐一会儿。一月份那些天，我每天都不回自己家，而是下班后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去父母家里住着。每天吃完晚饭，儿子就依偎着父亲，跟父亲交谈很久，逗父亲开心。
二○○四年的春节比较早。父亲说自己可能是过最后一个春节了，想到儿子家里，再把姐姐一家接过来，再享受一次天伦之乐。为了让父亲能高高兴兴地过节，我从单位放假那天起连续做了四天的卫生，把家里角角落落收拾得一尘不染。还跑到街上买了不少窗花、对联、年画，把家里布置得既温馨，又喜庆。
大年三十那天，父亲被120急救车抬到儿子的家里，一来就直接躺到床上。大年初三，姐姐一家在去了姐夫合肥老家过年之后，也来到武汉。小外孙贝贝是个活泼的孩子，每天在我家里跑来跑去的玩。每到这个时候父亲就拄着拐杖，来到客厅里，一边抽烟一边微笑地看着贝贝玩耍。那一些天，我的家里总是被一种快乐喜庆的氛围笼罩着。
其实父亲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脊背和肋骨时时刻刻地都在疼痛，需要口服曲马多或者贴芬太尼止痛。过年那几天除了有一天父亲强打起精神和我们坐着吃了一顿饭以后，其余时间都卧床由母亲喂着吃。由于见到亲人过于兴奋，父亲体力透支，姐姐他们走的那一天就因为喉咙发炎发起了高烧，呼吸困难。我急忙找了一个可以上门治疗的医院，为父亲打了几天针才算治好了病。病愈后，有一天下午父亲跟我谈话时说到自己可能活不了几天了，化疗已经不起作用，而且这个病实在太痛苦，治疗又太费钱，子女的负担也很重。因此父亲说自己打算放弃治疗，到医院里绝食几天，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
和父亲谈话以后我心里非常难受。以往我也知道父亲早晚要被病魔夺去生命，但是我实在不愿意面对这种情况，甚至想都不愿意去想。可父亲跟我谈了以后，我猛然警醒了。不，我不愿意父亲走，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父亲留住。哪怕是一个月，一年；哪怕是只有百分之一的机会，我都要尝试。那天我打开电脑，在“Ggle”中搜索“多发性骨髓瘤”这几个字，希冀着能否找到一种新的治疗方法。突然，一个“沙利度胺可以有效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消息映入我的眼帘。我的心跳猛然加快，认真地读完这个消息，又打开很多链接，证实了这个消息。就如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一根稻草一样，我奔到父亲的房间里，对躺在床上的父亲喊：“爸，你的病有救了，现在有了一种新药可以治好你的病！”
沙利度胺又名反应停片，原来是作为治疗孕妇孕期反应的药投放市场的。但很快发现，沙利度胺会导致严重的出生缺陷。在西方国家，有数千名婴儿因母亲服用了沙利度胺而先天性肢体残缺，造成了轰动一时的“海豹胎事件”。因此，沙利度胺成为禁药，被禁止销售达四十年之久。这几年才通过研究发现，沙利度胺在治疗多发性骨髓瘤方面具有良好疗效。由于被禁时间太长，目前全中国只有江苏常州制药厂一家生产沙利度胺。
刻不容缓，我立刻按照常州制药厂网页上留的电话号码与对方联系。但是拨打了很久都没有人接，这时我才想起这天是个星期六。但这是救活父亲的唯一的希望，早一分钟服药，就多一分希望。我立即穿好衣服到街上找药，从武昌问到汉口，大药店、小药店、新药特药店、医院药房，一家家问遍了，都没有这种药出售。那天晚上，当我迈着酸痛的双腿沮丧地回到家里，我跟母亲说要到常州去一趟，亲自到厂里买药。母亲也心疼儿子，说那没必要，等人家上班了联系也不迟。这时我突然想起在苏州的一个朋友，一看地图发现苏州与常州相隔不远，于是立即跟他取得了联系，拜托他立刻到常州为父亲买那救命的良药，再通过特快专递邮寄过来。沙利度胺，这个原本陌生的名字，此时竟然变得如此亲切，有了它，仿佛就有了希望。当我们跟父亲把情况一说，父亲也很高兴，说：这好啊，将来能等到抱孙子了。
虽有朋友帮忙，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星期一刚上班我就与常州制药厂取得了联系。当听到对方说可以邮购时，我激动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觉得那个接电话的人简直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放下电话，我又给母亲挂了个电话，母亲说她也给常州制药厂打了电话，人家跟她说武汉协和医院的药房里有少量这个药。我放下电话，立刻跟单位请了假，直奔协和医院药房，买回了这个药房所有的十七瓶“沙利度胺”中的十瓶。晚上我回到家里，全家人又兴奋又激动。父亲拿着这白色的药片，对我们说，我的命是儿子的孝心换回来的呀。
那一段时间，我的心里充满了希望。于是，我开始动笔写《生活的见证：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父亲听了我的想法，也很支持我，因此我们父子二人，一个写文章，一个审稿批改。父亲对儿子的文章看得如此细致，以至于不止是纠正儿子文章中的张冠李戴或者其他谬误，甚至连用辞不当和错别字都一一纠正。我每天上班时，父亲就躺在床上批改我的文章，累了，就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回忆自己经历的那些往事；儿子下班以后，父亲就给儿子讲述白天回忆起的那些事，因此我的文章越来越准确，内容也越来越丰富。那一段时间我每天都要在电脑前奋笔疾书到凌晨两、三点钟，父亲有时晚上睡不着觉，就经常拄着拐杖到书房看看儿子，跟我说要注意身体，早一点休息。我不断地将完稿的部分发表在网络上，获得了读者的好评，陆陆续续地有不少出版社跟我联系，想跟我签订出版合同。
儿子始终是父亲的骄傲。那天我从单位捧回了二○○三年度赢得的四个鲜艳的荣誉证书：先进工作者、最佳案例奖、目标管理先进个人、目标管理先进团队。父亲看了，高兴地点燃了一枝香烟，对母亲和儿子说：我的儿子，无论到哪里都是最优秀的！父亲躺在床上，微笑着看着儿子的证书，眼神里充满着对儿子的自豪和赞许。
父亲服用沙利度胺以后，有一段时间不知道是药的作用还是心理作用，显得有些好转的迹象。有几天父亲每天都等儿子下班回家一起吃饭，有时儿子加班回来晚了，父亲也不吃饭，而是等着儿子。等儿子回来后，父亲就拄着拐杖，慢慢地坐在儿子身边，和儿子一同吃饭。那饭，吃得津津有味。还有一天，父亲竟然整整一天没有吃止痛药，坐在沙发上看了一天影碟《春天的十七个瞬间》。这是几个月以来从没有过的情形，我和母亲还以为真的出现了奇迹，兴奋到了极点。
沙利度胺有很强的副作用，而且越来越强。父亲经常便秘，都是由母亲搀扶着到卫生间解手，但解不出来，一天往往要去十几次卫生间。到了后来，父亲连续十几天解不出手来。同时，由于连续服用吗啡类药物，导致父亲小便潴留，肚子憋得像一口大锅，腿也渐渐地不利索了，难以站立。恰好在此时，我的妻子查出来怀有身孕了。因为妻子以前有过一次自然流产史，因此这次我们格外重视，让我妻子住院保胎。我白天要上班，晚上要回家写作到凌晨；而母亲本来就有高血压，还要伺候两个病人，负担非常沉重。
母亲过元宵节期间抽空卖了一些灯笼给武汉的百步亭社区，因为父亲的病重一直没有结账。后来母亲打电话问结账的事情，谁知对方竟然耍起了无赖，说自己只用了一部分，另一部分没用上，要退货。灯笼这种东西，过元宵节挂那么两天，摘下来以后还是完好的，说自己没用上谁能看得出来？况且，我母亲是按照对方要求的数量送过去的，当时对方说都要用，只是当时太忙没功夫取钱，要母亲过完节以后再来结账。而过年以后家里始终离不了人，就这么一直拖到现在。母亲跟对方联系后，打算找个时间去跟对方结账，再把货物收拾一下，于是父母先回常青花园住几天办办事情，由我的岳父岳母来招呼一下我的妻子，事情办完了以后再回来。父亲仍然念念不忘我的那本书，对我说，回去以后想起什么来，就让我母亲用家用摄象机录下来，免得自己脑子不清楚给忘记了。
然而，父母回去的第二天，父亲的病突然急剧恶化，一天一个样子，全身剧痛难熬，吗啡已经丝毫不起作用，连话也说不好，下肢也完全瘫痪了。母亲见状急忙给姐姐打电话，姐姐回来了；我也跟单位请了假，回来照顾父亲。即便是这样，父亲见了我仍然忍着痛苦，向我讲述了几件新回忆起来的往事：一个是自己经历的日本投降，一个是解放前开封处决犯人的情形，第三是镇压反革命期间的见闻。姐姐回来的当天，父亲感觉自己可能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就对我们说：去医院吧，最好死在医院里，也好看看人家有没有什么办法止痛。
就这样，三月二十七日父亲住进了离我家比较近的一所医院。刚去那天在医生采取导尿措施后，父亲的精神稍微有些好转。我见了以后又开始心存侥幸，跟父亲说这是个小关口，挺过去就行了。父亲对自己的病体会得更清楚，就对我说，儿子，别抱太大希望了，这个病我看好不了了。几年了，咱们每次抱的希望都挺大，但结果都不好。我知道你跟你姐俩都孝顺，可是没办法，该分手的时候就得分手。你也别太难过，这个病太痛苦，死了也是一种解脱。你妈身体不好，照顾我这么长时间，也是一个解脱。你和你姐都成家了，你妈一辈子都很不容易，以后我不在了要知道疼你妈。
医院对父亲的病也束手无策，除了弄点麻醉药，就是打点葡萄糖。但是，即便是做手术用的麻醉棒，此时对父亲的疼痛也不起作用。父亲也知道自己不可能再走出医院大门了，也不想再忍受这种痛苦，就不让打葡萄糖。父亲对母亲说：知道你们都是一片好心，但是已经是这样了，扭转不了，就不要再费劲延长痛苦，也给子女造成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以前战场上的马受了重伤，骑兵虽然对马有感情，但见到马没救了，就会给它一枪，让它尽早解脱。你们就别在费劲延长我的痛苦，尽早让我解脱吧。看着母亲的泪眼，父亲又说，你的身体也不好，血压那么高，这些天你一天到晚吃不好睡不好，再拖几个月，我的病也好不了，你却要走在我前面了，还是让我利索一点走，别再拖累你们了。
看着父亲受罪的样子，母亲痛在心里，坐在父亲床前热泪连连。父亲看了，忍着痛，微笑着对母亲说：“唉，怎么那么俗气，坚强点啊，这几十年你一直照顾我，我很满足了，现在要分别也要高高兴兴地分别。”一开始我们还要医生给父亲打点葡萄糖补充营养，但父亲不让，对我们说：“现在别惹我生气了，怎么要亲人配合一下这么难啊。”说完，就挣扎着要拔针头。母亲见状和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就按父亲的意思办，不再采取积极的措施延长父亲的痛苦。父亲也知道儿女孝顺，就勉强吃了几口儿子买来的甲鱼汤，女儿买来的财鱼汤，之后就坚决拒绝进食，每天服用医院开的催眠药沉沉入睡以躲避疼痛。就这样，父亲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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