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年夏天那件事以后一段时间，我的处境非常被动：首先，很多以前的熟人因为我写了银行的一些内幕，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他们而对我另眼看待，处境相当孤立；第二是单位领导对我这个一贯惹祸上身、天天上班时间上网的人也不欣赏，扣掉了我当年全部奖金。那年我是全公司收入最低的人，比临时工收入还要低。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首先想到的是不让父母操心，于是对妻子交代：无论何时何地，你都不要跟我父母讲我的事情。可是有一天妻子忍不住跟我父母讲了。那年中秋节我回吴家山的父母家里，妻子先到了。一进门就看到父母脸色都很灰暗，然后问我是不是有这个事情。我一听知道坏事了，但仍然竭力掩盖，轻描淡写。父亲说，这件事情你有正义感是对的，但你不要忘了我当年的教训，不要逞嘴皮子上一时之快栽跟头。母亲则说：很高兴看到你没有随波逐流，但在这个社会上生存是第一位的，有些事情咱们老百姓管不了；家庭是第一位的，只要你自己站得正、行得端就成了，少管闲事。你爸当年不就是因为看不惯当官的一些作为倒霉了一辈子？他自己体会最深刻，我们说这些不是要你学坏，而是让你学会保护自己。我一看觉得已经没法隐藏了，只好跟他们说了自己打算到北京谋发展的事情。父母听了，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也只得如此了，鼓励我好男儿志在四方，出去闯闯也不错。
那天从父母家出来，我为妻子泄露了机密气急败坏。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父母年事已高，害怕他们担惊受怕。于是我跟妻子大吵一架，妻子却争辩道：我是想让你父母劝劝你，让你别多管闲事；你以为你是谁，管得了那些当官的？我一听更加生气了，一下子失去了理智，抽了她一个耳光。车上的人还以为我是那种粗鲁之辈呢，纷纷谴责我没有教养。事后想想，自己当时实在是不够冷静，更不该动粗，老婆也是为我好，只是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
在国庆节前夕我又去看望了当年的系主任，跟他讲了这件事情。系主任听了，对我说：“我很高兴自己的学生里能有你这样的人，真的很难得，但你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我支持你去北京发展，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就跟我说一声。在北京我也有很多同学，到时候都能帮上你的忙。”听了这位正直而善良的老师的话，我更确信了自己的道路是正确的。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我的老师，以及很多原本素不相识的网友，他们在我处境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给了我最可贵勇气和鼓励。
当最初的激愤过去，从北京回来以后，我又认认真真地考虑了个人的前途，觉得还是留下来更好。因为我是在这里摔的跤，我必须从这里站起来以表明自己不是一个弱者。同时我也认真地反思了自己的作为，觉得自己以前犯了几个毛病：一是浮躁，下车伊始就喜欢呜哩哇啦地放炮，认真深入、经得起推敲的思索很少。二是行文风格幼稚，不注意保护自己，本想揭示社会现实，却变成了几乎指名道姓的人身攻击，也难怪人家勃然大怒要报复。三是喜欢炫耀自己，把自己的照片挂在网上，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这个人；其实人的价值并不在于自己一定要捞取什么名声，而在于自己为社会究竟贡献了什么。四是没有处理好开发表政见与工作的关系，占用了工作时间写文章上网。
通过上述反思，我重新确定了自己的位置，从二○○○年十月份以后开始很少上网了，多半在读书与思考中度过，养精蓄锐；同时，我以一种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手中的工作，每日加班加点，要把工作做到最好。二○○三年我们公司做了一个大的业务，进行了前后十次的谈判，光形成的业务报告就有四十万字，而且任务紧，要两、三个月之内完成。为了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我日夜加班，困了就躺下就睡，饿了就三下两下扒拉几口饭。终于，我的报告及时通过了上级审核，该业务一锤定音。整个二○○三年，我写的各种报告合计超过了一百万字，还要经常出差到各省的国有企业去调查、研究和谈判。因为连续作战，长期伏案写报告，我累出了颈心综合症和暂时性高血压，浑身上下整日酸痛，每分钟心跳达一百二十多次，只得*服用倍他乐克降低心跳次数。
我的工作自然得到了上级和同事们的肯定。本来二○○一年我就被所在的部门全体工作人员一致评为“先进工作者”，但上报到领导那里，领导虽然也觉得我工作不错，但上一年出了那样大的事情受了处分，今年又一下子评个“先进工作者”，有些大起大落，于是没有批准，只好做了我的思想工作以后压了下来；二○○二年我再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领导又压了下来；到了二○○三年我再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这次领导放水了，一下子领回四个鲜艳的荣誉证书：先进工作者、最佳工作报告奖、目标管理先进个人、目标管理先进集体。
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我又在深入读书思考的同时开始写文章。这些年里，我先后写了一大批思考比较深入全面、理论联系实际的文章，分为几大类：一是针砭时弊、为中下层民众呼号的文章，如《教育产业化，丧钟为你而鸣》、《反击医疗产业化——医院黑幕》（在一些网站被转载时改名为《中国最肮脏的产业》）、《著名主流经济学家毕B·A访谈录》、《这样的生活，我们还要忍受多久》、《一个歹徒和一个富翁的诞生》等；二是抨击独裁，呼吁民主的文章，如《朝鲜，一个冬天的童话》、《极权主义：过去、现在和未来》等；三是对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进行分析总结的文章，如《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时代》、《红星陨落之谜——论苏联改革失败的历史教训和对中国改革的借鉴意义》、《要么生存、要么灭亡——论俄罗斯联邦的困境和出路》；四是理论探讨文章，如《阶级属性、阶级斗争与民主》、《论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答香港青年者》、《走向更加民主、更加文明的社会主义》等等。
我写的这些文章，多是动辄几万字的长篇。本来工作就繁忙，写作只好见缝插针，通常一篇从构思到完成需要一个月甚至几个月时间，最长的达到三四年。恰在二○○一年以后，我父亲查出来患了多发性骨髓瘤，我经常还要回家照料父亲。面对繁重的工作，多病的老人，我只好牺牲了一切能剩下的时间用以写文章。没有时间休息，没有时间娱乐，没有时间看电视。每天中午我不午休，而是写文章；下班或者去医院看望父亲回来，吃两口饭就进书房写东西看书。这就是我现在的日常生活。
不过，我并不觉得自己很辛苦。每当我看到自己的文章被人们转载传诵一时，我心里就感到一种舒畅。不是快乐，是舒畅，因为面对中国的现实，我难以说自己还有真正的快乐；而这些话我如鲠在喉，不说不行，说出来自己就舒畅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既然我已经选择了这条道路，就要义无返顾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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