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罪的人多得很，那个时代，有个“罪人”叫徐祥。这个人是侯平发过去的战友，解放前当过两天土匪，后被解放军俘虏，参加了革命队伍，五零年，随部抗美援朝，荣立过战功。转业后，他跟妻子一起，当了乡村小学教师。仅仅因为和同校的一个教师闹矛盾，那教师就吓唬他，说：“你当过土匪，有历史问题，县里要逮你。”恰恰县里是有人来这所小学搞运动，找他调查。徐祥自认为要抓他，绝望了，两口子商量共生死。他们洗了澡，把门窗关上，赤身**做了爱，吃了安眠药，静静地躺在床上等死，许久死不了。徐祥只好拿起菜刀，把自己的老婆砍死，然后躺在血浆浸泡的老婆身边，用刀把自己手腕上的动脉割破，血流了一大滩，还是死不了。血人的他挣扎着去触电，电灯头“噗——”地把他弹到墙边，“天啊，咋个连死都这么难、难啊！生生死死造孽呀！”他哭喊着一头栽到墙角的水缸里，终于在血水中极度恐惧，窒息而死，留下三个无依无靠的儿女，受尽欺凌。
受欺凌的还有一个姓郭的12岁小姑娘，她家住在侯明明家坎下的顺河城墙上。白天，侯明明还和她一起到水文站上的大崖边捡柴，边捡边哼“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下午哼着歌儿回家，她见自己的爸爸虑妈妈被造反派毒打，五花大绑抓走，恐惧已极。不一会儿，正在厨房给病中的奶奶烧火做饭的她，见造反派气势汹汹地又闯进来抄家，没有承受能力的她害怕了，端了根高板凳，爬上去站在板凳上，挂了一根捆柴的绳子在梁上，头伸进绳圈，蹬掉板凳，悬梁自尽了。她高龄的奶奶见状，悲愤不已，一头撞在墙上，头破血流，跟着去了。
世界是个万花筒，变化无常，一切乱了套，黑白颠倒。人们分不清你我了，人们在激动，在疯狂。你只要戴一个红套套，扯丈红布，做杆旗子，大声呼喊:我来了！喝令三山五岳开道，老子是革命者，就可以造反，冲冲杀杀。你对哪个人不满意，随便给他安个罪名，贴上他的大字报，就可以斗他、斗死他。男人、女人、年轻人、老年人，你斗我，我斗你，大家斗一窝。昨天你是座上宾，今天，你就是阶下囚。学生娃娃，读什么书哟。你只要不高兴，书不念，还可以打老师，打校长；学校里呆厌烦了，外出散心大串联，坐车赶船不买票，吃喝玩乐不要钱；逢县吃县，逢州吃州，犹如孙猴子降临，想啥有啥，要啥有啥。运动运动，妙哉妙哉。
小小的屏山，花样百出。这边响起呐喊声，那边又响起枪炮声。造反派2月份被镇压了后，5月份在**中央、中央文革的“红十条”支持下，咸鱼翻身，得势起来。高超一伙手拿“红十条”的令牌，向由区县机关众多党团员组成的红色派展开了反击。他们采用攻心战，照样用辩论的方式，把红色派的头头脑脑全部弄来街上和走资派一起站高板凳亮相，强制“消毒”，触及灵魂，**羞辱，瓦解其斗争意志，压服其反抗心理。直至其整个组织土崩瓦解。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红总”组织烟消云散。头头脑脑一律被关进牛棚，骨干人员“硬骨头”等逃之夭夭，不见踪迹。为了斩草除根，造反派多次搜捕未得手。高超要报一脚之仇，不抓获“硬骨头”决不罢休。他在“硬骨头”家周围布下眼线，半年后，终于将潜回家的“硬骨头”抓获，当即押送县广场开“消毒”大会。这个会“消毒”不成，开成了欢喜大会。当高超亲自把“硬骨头”五花大绑押上台时，坐在大会主席台上应邀观斗的嘉宾——乐山造反派的头头立马上前去松绑，口呼司令受惊，一再要高超放人，说是自己人抓了自己人。原来，“硬骨头`”逃离屏山后，跑到乐山亲戚家避难，正遇乐山两派武斗。无所事事的他，看到激烈的打斗场面，红派久攻黄派指挥部不下，他很着急，牛脾气一发，也不问双方是什么派、什么观点，拣起一根钢钎，呼啦啦就往前冲。冲进黄派指挥部东拼西杀，为红派消灭黄派，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当即火线加入红派组织，随后因其数次作战勇敢，成了该派头头之一。半年后，他认为家乡的祸事已过去，带着随员探家，哪晓得还是中了高超的埋伏。不过，乐山红派是川内响当当的造反派组织，高超也奈何不得，加之胡川从中打圆场，只好放人了事。双方握手言欢，皆大欢喜。后来，“硬骨头”也留在了屏山，被胡川拉拢，成了难兄难弟。
至此，造反派在屏山的牌桌上成了清一色。为了瓜分胜利果实和获取更大的利益，造反派内部又分裂出造反派，你争我斗，互相倾轧。双方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小小的干部侯平发因有扛过枪的经历，自然成了造反派拉拢的对象。县里造反派头头、原本单位职工高超带着一个军人模样的人来了，来到了侯平发在屏中对面的家。
高超是个65年的军队转业干部。分在市管会，跟着侯平发管理市场。小伙子头脑灵活，虚心好学，工作肯干，深得侯平发欣赏。第二年的除夕之夜，侯平发到单位值班，见他在办公室聚精会神学习毛著，大受感动，积极向上级部门推荐，作为典型来培养。不久，文革开始，高超看准风向，率先举旗造反，大闹县委，当上了县红司勤务组1号勤务员，由一个小干部变成了一个“高超”的造反司令。此时，身披军大衣的他，介绍带来的人，“姓胡，胡川，武装支泸集训队队长，跟我一样，当兵出身，我们是一个连队的战友，好兄弟，转业不久的部队干部。听胡队长说，你们早就是老相识啦，他在中都读小学，姚老师教过他。2月份我遭的时候，胡队长挺身救我受牵连，躲到你家里，你救了他，大家都晓得，说你老侯对头，讲义气。”
“高帽子就不要戴了，小高，不，高司令，有啥子话直说。”侯平发直言直语，“有啥子事情要办？”
“这次来，跟前两次一样，就是要请你老侯出山。”高超拍着侯平发的肩，诚恳地说：“老侯哇，我们都是革命同志，你过去又是我的老领导，老关系了。现在，阶级斗争这样激烈，泸州局势非常紧张，全宜宾地区18个县、市，都在声援泸州，消灭“红联站”。象你这样有战斗经验的同志，不能优哉游哉了。要站出来，站到**革命路线上来，拿起枪，保卫**，保卫中央文革。机关勤务组的同志们都这样认为，你这样做，你这个市管会主任就不会受到群众的冲击。不然，我们就不好向群众交待，不好为你说话。那打倒你的标语、大字报就会贴出来，牛棚的门也是敞开的......要知道，眼下整倒一个人容易得很，帽子有的是。制定宪法的国家主席**、开国元勋贺龙、彭德怀不是一个个说倒就倒了吗？”
侯平发自知不能与那些看国元勋相比，但他清楚不合作的结果，为了自己，为了全家老少，他答应参加武装支泸集训队。胡队长拉着他的手，高兴地说：“集训队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思想革命化，领导一元化。老侯，你打过仗，来队上就可以当机枪手，打机枪过瘾。”
多年没摸枪了，枪触动了侯平发的神经，说起枪他就兴奋。但是，他参加武装支泸集训队，遭到了妻子的坚决反对，“动刀动枪，子弹不认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妻子的话是有道理的。侯平发的父亲侯献成就是被乱枪打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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