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芸说：记忆是从何时开始的，我想人生的记忆并非完整的，因为我不记得我生时的哭，照百岁像时的笑，我只记得那旧旧的楼房，是我的姥姥家。那是一排临街的日式楼房，二层高，抗战结束时原来住在这里的日本人都跑光了，房租也很便宜，大家就搬了进来，其中包括我的姥姥家。
楼房正门的上方镶着五彩的拱形玻璃，楼下大厅里的地板是大理石的，黑白相间，煞是好看。一楼住着一位神经质的女人，她总是拖着长长的声音喊她的女儿“大莉哎——”，整条街都可以听得到她的喊声。
连接楼上和楼下的，是吱吱作响的木楼梯，窄窄的，旁边贴着一幅发旧的粉色的画，依稀记得画着一个穿旗袍的女子坐在梅花旁，烫着时髦的头发，是当时的我看不懂的。我经常沿着这木楼梯，爬上爬下，我虽然连楼梯还没爬利索，但好奇心可不小，所以总要到附近的楼里去探探究竟。
好在那个时候，社会治安还算好，小孩也不很值钱，爬得好还可以爬到对过楼的阳台上去，一次我在楼顶的阳台上看到妈妈远远地走过来，脖子上还围着条白纱。有时一不小心还会滚了楼梯，不仅在本楼滚，还在其他楼里滚过，我天天在那里费劲的爬楼梯，上来下去，这是赶得好，赶不好，就会滚了楼梯，有一次我一梯一梯地轱辘下来，清晰地记得滚落到地上后一群年长些的孩子围着我冲我发笑，我顿时难为情起来，虽然很小，但已懂得了这种感觉，真是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
楼房旁是高高的铁质电线杆旁立着一块形状奇怪的石头，石头上坑坑洼洼有许多洞，外表和形状就像一块巨型的搓脚石，也不知它放在那里有多长时间，没有人理会它，只有我们小孩子喜欢在上面爬上爬下，爸爸也喜欢它，因为在它靠近地面的潮湿的小洞**里能发现他可爱的鱼饵——蚯蚓。
爸爸经常出差，但只要一回来，就到河边去钓鱼，姥姥家住二楼，共有两间屋，褪色的木地板虽然吱吱作响，但总被擦得干干净净，房间一头是双人床，床的上方悬着一个十五瓦的灯泡，房间的另一头是一只日式五斗柜，是原来住在这里的人留下来的，上层是双拉门的，里面常放些好吃的，下层是抽屉，放些衣物。
有一次，我要吃饼干，姥姥就去拉五斗柜的拉门，这时我发现一只很小的小马从五斗柜里跑过，我喊：“有小马跑过去了。”非让姥姥拉开柜门仔仔细细地找寻，当然是没找到，但又确信当时有一个比老鼠大得多的灰色的小东西跑了过去。
五斗柜的上方垂着一支二十瓦的日光灯，屋有两扇门，门旁放着盆架，有两扇窗，两窗之间放着一张黄色的写字台，写字台上放着一张玻璃板，板上常铺满晾晒的相纸，那是爱好摄影的舅舅的物件，也幸亏有个照像机才给生活留下些倩影。
姥姥家应该算是比较富裕的，不知是留有的家底，还是妈妈工资比较高，家里不仅有照相机，还有一架收音机和一台飞人牌的缝纫机，自行车也有一辆，是女士的，为了方便妈妈骑，而这些都是当时富裕家庭的象征。
幼时的生活是美好的，只有玩。我就是在这间屋中开始用我的双眼观察这个世界。我注意到大姨穿鞋时喜欢一只脚蹬在凳子上系鞋带，我注视着姥姥站在写字台前一下一下地梳头，然后用头油把头抹得光洁平整。
姥姥年轻时是个大美人，长得像电影明星王晓棠，大大的眼睛，弯弯的眉毛，至今家里还保留着一张姥姥和一岁时的妈妈的合影，姥姥穿着花色旗袍，亭亭玉立，长长的、圆润的玉腕上戴着手镯，烫的头发很时髦，穿着高跟鞋，据后来妈妈讲，妈妈的爷爷曾是国民党省部委员，离职后在北京的郊县的老家置下了一大片宅院。
姥爷是名水利工程师，但四十多岁就离开了人世，得的是胰腺癌。留下姥姥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好在那时妈妈很快就大学毕业，上班了，挑起了养家的重担。我只见过姥爷的相片，细眉细眼，文文静静的，面目很和善。
现在姥姥虽然上了年纪，但眉宇间还能搜寻出昔日的美丽，并把这份美丽遗传给自己的三个孩子，尤其是大姨生的最为美丽，身材也好，出落得如同玉人一般，举手投足都透着股妩媚，初中毕业就被一家文工团选中，并被一位曾为富家子弟后来成为我姨夫的帅哥所追求。
我这位姨夫可谓是当时的钻石王老五，人不仅长的漂亮，而且才华横溢，是名门之后，追溯起来，是清朝一位总督的后代，世代为官宦、书香门第。姨父的父亲是滨海市知名的化学家，娶了两个妻子，生有十几个儿女，现在和二夫人生活在一起，住在离河不远的一座洋楼里，家里有厨师、司机和用人。
姨父就是二夫人的大儿子，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姨父的一位姑夫曾是北京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归国学者，姑姑也是一位化学家，两个人的事迹曾被报道过，姑姑还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姨父的同父异母的大哥，是中科院的学部委员。
姨父当时为了追求身为文工团团员的姨姨，放弃考入国家一流高等学府的清华的机会，宁可到外地去上大学。真是痴心可鉴，精神可嘉！这种花痴真乃世间罕物。不过姨姨、姨父的爱情倒也是可歌可泣。
姨父爱好广泛，而且几乎是样样精通，绘画、摄影、乒乓球甚至厨艺都堪称一流，于是假山旁、滨河边、水上湖畔留下了两个金童玉女永久的倩影，其中有一张姨姨在姨父的家里弹钢琴，简直就像一幅黑白艺术照，飘逸的头发，黑色的长裙，纤细的手指，我觉得比后来结了婚的姨姨美上一百倍。
后来，文革开始了，姨父的父母被化分成了黑五类，被剃成了阴阳头到处游街批斗，而批斗他们最起劲的恰恰是平日曾多次受过他们家接济和帮助过的人，全家受到了迁连，佣人、厨师、司机也都回了家，红卫兵小将不仅抄了他们的家，还把他们从洋楼里赶了出去，赶到了附近的平房居住区。
文革不仅使姨父家的生活仿佛一下子从天堂坠入了地狱，也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只有姨姨的爱情没有变，反而提出了结婚，而姥姥也不是个市侩之人，只要女儿乐意，自己就乐意。于是两个人匆匆结了婚，也正是姨这份珍贵的爱情，支撑着姨父走出了生活的低谷。
姥姥家的楼房里有一个很大的天井，长廊环绕一周。正对着我们住着的邻居似乎和我们不太和睦，有一次竟然因为公厕的问题和我们打了起来，姥姥、妈妈、姨姨和舅舅齐上阵，大家吵得满头的汗，我只是觉得很有趣。
我时常透过房门口向那家张望，里面经常有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在家，白天无人看管，原来还能看到那个老太太扶着家具在屋内慢慢移动，后来就躺在床上了，再后来有一天老太太侧躺在一张担架上，被抬走了，抬上了一辆很大的封闭的车里，后面一个女人，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也跟着上了车，大罐子车载着人们伴着哭声慢慢开出了围观的人群，老太太再也没回来。
但生活还在继续，舅舅依旧经常惹姥姥生气，要么把姥姥的衬衣不小心撕个大口子，要么偷偷抽烟，要么就不听姥姥的话非得跟伙伴们下滨河游泳，于是姥姥把看我的任务交给了舅舅，舅舅摆弄我就跟摆弄小猫小狗一般。即使乘凉，也不例外。
他经常把我放在小木桌上，从二楼端到楼上的大街上，那时大街没有现在这么乱，连自行车都很少，舅舅喜欢把我举得高高的。有时舅舅瞒着姥姥去游泳，只能把我像包袱似地带在身边，我经常坐在河的岸边一堆衣服中，眼巴巴地望着他们戴着水镜，穿着脚蹼在水中嬉戏打闹，一会儿他们潜入水中摸些河蚌、蛤蚧之类的东西上岸，但都从来没有摸到过鱼，阳光照在水面上，闪闪发光，波光涟漪，溅起的浪花犹如串串的珍珠，时而飞起时而洒落在水中，我虽很小，但也着实很喜欢做个观众，很少哭闹，我成了小小的跟屁虫，甚至舅舅和伙伴们从大到小蹲成一排的留影中，也有我小小的影子，只是半蹲半趴地穿着小饭单特别可爱。
我那时脸长长的，脑袋大大的，是个奔头，既有前邦子，也有后勺子，眼睛不小，头发有点卷，我长大后问妈妈我的脸为什么这么长，妈妈说是生我时让产钳夹的，也不知是真是假，只是觉得后怕，心想以后我生孩子时一定好好努力，决不让大夫用产钳夹，事实上这方面总算如愿以偿，这是后话。
人说有奔头的孩子聪明，不知是真是假，我的模仿能力强，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剧场里正上映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我看完回来，只有两岁的我就立在家中的大立柜前学着吴清华受刑的样子，立着脚尖，扬起胳膊，嘴里还哼着红色娘子军的主旋律，嚷着让妈妈瞧。
那时候爸爸妈妈是单位的文艺活动积极分子，总是在单位的舞台上又唱又跳的，爸爸是男低音，妈妈跳舞，所以平时喜欢拿个新歌在家里演练，而我很快就把他们的台词背熟了，歌也很快就会唱了。
我很早就开始记事了，我至今仍记得小时做过的一个梦，穿着姥姥的大鞋，在大街上一步一步地拖着走，嘴里很咸，嚼了满口的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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