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31日，夏天的家里来了不速之客。这人是刚从省纪委接受协助调查谈话后来到深圳的樊波。他是夏天的爱人樊婷的胞兄。
看官听说，樊波为什么会到省纪委接受协助调查的谈话呢？这事还得从他所从事的工作说起。
樊波是广东一个县级市的市委委员，当了一个高税利企业的总经理，因为没有董事长的设置，因此，樊波就是该企业说一不二的一把手。他这个企业是国家没有放开的行业企业，除了有经营权之外，还有行政管理权，当他的公司行使管理权的时候，他的身份就不是总经理了，而是局长。像这种官不官、企不企、民不民的体制，也许随着国家的进步，到了下一代人管事的时候，人们便不知为何物了——就像现在的年青人对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粮票、食油票、猪肉票、布票、自行车票一样，感到不好理解，但在当今社会，人们还是看得懂的。在这种垄断企业里，要做出成绩是不难的。樊波的前任就是因为自己的工作业绩成就了当时市里税利收入的半壁江山，而被提拔为副市长，一年之后，又成了主管政法战线的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此君在局长任上仍是风风火火、大刀阔斧地开展整治工作。不料，就是因为这些举措，不但与社会上的黑恶势力结下了梁子，还得罪了一批既得利益者，于是，黑白两道寻衅的事情便接踵而至。
开始的时候，对立面的动作还是小的。譬如，经常有一些“小偷”常常光顾这位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的家，并顺手牵羊地“偷走”他家里的一双新鞋中的其中一只，或者拿走他家切菜用的菜刀，又或者拿走他小孩子喜欢的玩具。久而久之，这局长知道有人在跟他过不去，但却声张不得。因为张扬出去，公安局长家里经常来小偷，不就是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吗？他想，工作还是要做的。于是，照样在政法岗位上我行我素地干起事业来。
后来，个别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高人越发猖狂起来，有一回竟光顾了他的家庭保险柜，发现了他在原来总经理任上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便大喜过望，做起更大的动作来。于是，一封封检举信不断往上级机关发送，而信中所述之事也不见得都是空**来风，有些还说得有鼻子有眼睛。从信的文采来说，也是经过高人点拨的。这样，人事主管部门和纪检机关不能不重视。后来了解到这局长还是一个颇有魄力，上任之初得到人民拥护的干部，为了不伤害干部，对他的调查便不得不隐蔽进行。于是，省纪检部门组织精干人等，直接到了这个市，开始了秘密调查。调查进行了一段时间，把问题集中在他原来工作的企业方面。后来，调查人员对他的继任人樊波也做了一番了解，便回省里去了。
一天深夜，樊波家里的电话响个不婷。樊波想：是哪个不知道深浅的家伙这什么晚了还打电话来骚扰？便有点不高兴地拿起电话问道：“你好！你是哪位？”
电话那头说：“请问樊波同志在吗？”
樊波说：“我就是，你是哪位？”
对方回答说：“我是省纪委的，我今天跟你通电话，首先我要向你明确纪律：你要以**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我今天跟你讲的，不会跟任何人透露。”
樊波说：“好的，我保证。请问有什么事呢？”
省纪委的同志说：“我们请你明天下午五时前到省纪委接受问话。你能做到吗？”
樊波当官也当了一些年头了，但是，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忙说：“能，能，能！”
这同志又在电话里说了：“你到了省纪委找接待室，报给他们这个电话号码，有人会安排你谈话。”
樊波忙说：“好的，谢谢你！”放下电话后，他十分紧张，因为自己一直从事黄灯与红灯之间的生意，有些业务可能会在客户端出问题，而受到不同区域的不同部门的查处，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差错。这人哪，心里一急，就会六神无主，而省里的同志又要求不能告诉别人，听他的口气，好像有点党内“双规”的味道：在规定的时间到规定的地点谈指定的问题。你想想，为企业的利益忙成这样，也为市里贡献了不少税收了。现在倒好，忙到去省纪委了，而且明天就要在规定的时间赶到广州。
话说樊波的父亲是一名老**员，为官一生，处事谨慎，现在离休后享受厅级待遇。听到樊波接了一个电话后就像热锅上的蚂蚁般心神不宁，觉得总是有什么意外之事在他身上发生。便左哄右问，终于问出了他要去省里谈话，但到现在还是像丈二金刚般，摸不着脑袋，不知为什么要到省里。他父亲是一个细心之人，详细要他回忆接听电话的细节。如：称樊波为同志，打电话到家里，而不是打到单位，要求保密，等等。只听他的老父亲说：“你暂时时还是可以安心的，可能省里把你当作知情人了解情况，不像是以你为主做的业务有什么大的关联，你可以放心地去。”樊波听完老父亲的话，稍稍安了点心，但还是一个晚上都没有入睡。
第二天上午，在一家老小目送之下，樊波心里好像打破了一个五味瓶般，喉咙里涌上一股酸意，泪水已经在眼睛打转，但他强忍了回去，随即上了轿车，往广州开去。
到了广州，他与省纪委的同志接上头，当天晚上便开始了第一场谈话，随着谈话的开展，樊波还是觉得父亲见多识广，他的判断是对的。但是，接下来的问题还是有，樊波在这个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当公司总经理的时候，也当了不短时间的副职，难道一点敏感的工作都没有在一起干过？这晚的谈话结束后，省纪委留着樊波在招待所过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又接着交谈了一个上午，便结束了这次省纪委之行。
樊波走出省纪委的大门，做了两件事：一是立即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向家人报平安；二是迅速坐上轿车上了广深高速公路，一个小时后，来到妹妹樊婷夫妇家里。人甫坐定，谈起了他的两日惊魂。夏天看他的神色，确实是受惊不小。于是，一场安排压惊的活动就此展开。
第二天是星期六，夏天夫妇带着樊波上了仙湖散心，观摩了邓小平手植树后，来到弘法寺进香祈福。
下了山，回到家里，樊波说道：“你翻翻书，看我经历的事，书上对我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吗？”
夏天沉吟了片刻，笑着说：“我说说你今年的流年看怎么样啊？”
樊波期盼着说：“你尽管说。”
夏天拿出老通书，边翻边说：“你是1960年出生，庚子年，肖鼠。今年是戊寅年，虎年。书上说：‘鼠人见虎年，跃马沿途，应作他乡之客；孤单影只，丧门星见。’看来，确实有点流年不利。但是，明年是兔年了，‘其年有喜盈门，添人进口……’。对了，你是哪月出生的？”
樊波答道：“二月。”
夏天又念道：“你看：‘鼠人生于二月，惊蛰之时，生就胆小，一生聪敏，令人可爱，文雅温柔；只是自己晦气，可得贵人；虽不能挂帅任将，但文印可保，……风吹草动，细雨暗丝，了如指掌。在千辛万苦、大惊大吓之下，乐登彼岸。’哈哈，好像是为你写的。”
樊波问道：“书上真的是这样写的？”
夏天笑着说：“不骗你。我的结论是：再经过四个月，也就是过了十二月，保你无事。”
樊波笑着说：“应该感谢‘夏大师’指点迷津。”
这时，樊婷说：“你不要信他那一套，他自己都是整天为那些老贷款伤透了脑筋，别人说什么的都有。”
夏天正色道：“古人说：‘不被人忌是庸才，’你看看，古今中外哪个做事业的人没有人说的？”说完又转而对樊波说：“问题是：你跟原来的老总一起那么久，做那些敏感的工作，是各走一道呢，还是一起做？”
樊涛说：“基本上都是各走一道，互不沾边。我们公司的问题是：要完成那么多的税利，不论谁当头都要走走黄灯区甚至红灯区，说开了也是转手倒卖。要不然，我们市那么小的地方，就能消费我们公司几个亿的东西？但是，任务完成后，这事若被查起来，尤其是被系统外的人查起来，就是不折不扣的问题。”
夏天说：“你生意上的那一套我不懂，可能市里面财政也靠你的公司吃饭。这样，你更加成了人们盯着的目标，你与原来的老总和未来的老总们设好防火墙是必要的。这点要警惕。”
樊波默然以应。
……
话说宝安区政法部门组织的安延问题专案组，在由洪虎牵头的公安干警调查清楚了贷款问题的来龙去脉后，组织了法律专家与专案组成员共同研究应对之策。研究来研究去，对这个案子的基本结论是有了，问题是：这些民事案件是以公司的名义经多方在深圳中院调解而达成一致，由法院送达民事调解书而结案的，是生效的法律文书。那么，要终止这种法律文书的执行，用一纸申诉状写到深圳中院要求再审，便显得力度不够，还得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角度和法律的层面上达到更高的层次，请出尚方宝剑敦促法院撤销生效的民事调解书。
会议最后决定，组织写作班子协助洪虎写成一个专案报告直呈中央政法委员会，报告国家最高执法机关批示该案的后续工作。于是，专案组上下又忙开了在案头咬笔头的活儿。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篇《专案报告》也在不断的增加篇幅，只见上面写着：
关于查处安延公司诈骗问题的专案报告
中央政法委员会：
今年二月，我区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收到人大代表和村民的尖锐投诉与议案称：不法人员朱赤儿以建设安延汽车城为名，诈骗我区岸尾村大量财产用于银行抵押贷款，贷款到期后，他又伙同银行诱骗该村的集体公司，签订调解法律文书，致使该村村民蒙受不白之冤，上亿元村民集体财产即将流失。我区人大、政府和政法部门接到人民群众的投诉后，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为了维护公平正义，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迅速组织查处安延公司问题专案组。经过半年多艰苦卓绝的努力，揭开了该案神秘的面纱。现报告并请示如下：
一、该案主犯是一个社会影响极坏，在全国诈骗数额超过二十亿元人民币的惯犯，现已被拘押。
……
二、该犯伙同村委原主要干部，与深圳市民银行湖贝支行原领导相互勾结，各取所需，狼狈为奸，形成了千古奇案……
三、我们的建议和处理意见：
……
四、相关证据附后。
……
在相关证据的附件中，洪虎他们几经推敲，认为在报告中附上如下最核心的八大证据就可以了：
1、湖贝服务社1994年6月10日的抵押合同书和1994年7月11日的担保合同书及从犯罪嫌疑人朱赤儿处取回的1994年4月13日至6月10日湖贝金融服务社发放的共1.69亿元的借据共18张，证实原借据的真实情况，说明后来的贷款借据和合同是徐东海经手办理的虚假手续。
2、湖贝服务社有关安延公司在该社的帐务记录，证实安延汽车城有限公司于1994年4月13日、4月27日、4月30日、5月4日、5月9日、5月16日、5月17日、6月4日共贷款8100万元，这些款项均是该公司目前在帐的4650万元抵押贷款之外的。
3、1998年7月20日，湖贝支行出具的关于庄宇任职湖贝服务社总经理期间的证明，证实庄宇在任职期间所作的承诺是公司经营活动，应由其继承者湖贝支行承担民事责任。与此相适应，1998年7月4日庄宇到宝安分局监视居住期间，所作的证明材料，证实不应由岸尾经济发展公司承担7500万元本金及其利息的责任。
4、1998年6月7日，朱赤儿在看守所的供词：岸尾公司没有理由承担7500万元的还款责任。
5、1998年6月11日，原湖贝服务社信贷一部经理徐东海的证言：真正贷款的是朱赤儿的安延公司，及银行与朱赤儿合谋，以岸尾经济发展公司名义办理的贷款手续是虚假的。1998年6月16日，原湖贝服务社信贷二部经理夏天证言：证实真正贷款的是朱赤儿的安延公司及银行与朱赤儿合谋。1998年6月23日，原湖贝服务社会计吴冬梅证言：证实湖贝服务社改三帐，原帐上没有岸尾经济发展公司贷款记录，服务社与朱赤儿合谋。
6、1998年7月1日、2日，岸尾村委会原负责人沈棉，岸尾经济发展公司原经理刘森林分别证言：村委是在朱赤儿及湖贝服务社哄骗之下，同意办理虚假的贷款手续。
7、1998年6月23日，原湖贝服务社副总经理秦现虹证言：证实真正贷款人是安延公司，及银行与朱赤儿合谋，岸尾经济发展公司名义办理的贷款手续是虚假的。
8、安延公司法律代理人肖明律师证言：证实在诉讼过程中，岸尾村干部继续受朱赤儿哄骗，而达成（1997）深中法经字1558－1560、1269、1561、1562号调解协议。
洪虎协助法律界的秀才们把专案成果变成了文字资料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又把它缓缓的吐出来。对他来说，算是基本上完成了一件工作，就剩下由领导审定后，亲赴北京一趟，向上级汇报了。当然，到了那时，自己是跟着领导出门，任务就轻松得多了。后来，他想到这几年在深圳一步一个脚印走过的路，由于自己作风严谨、工作认真，还算达到自己的预期，不由得舒心的笑了起来。
话分两头，各叙一方。
却说湖贝支行王显耀和陈作业他们处在多事之秋，心里头就像一个在天亮前走山路的人，两脚像踩在沼泽地上一样，一下深、一下浅，心里头没有底，好像自己随时都有可能沉下去。怎么办呢？
这天上午，王显耀找到陈作业，在商量要尽快把支行中层干部的任命问题解决，以安抚人心。陈作业对王显耀这时的用意还是颇有悟性，一方面把前期有争议的许爱群任命下来，就多少堵住了这多嘴婆娘的嘴，对安定团结有利，免得她在刚来的行长助理高丽平面前不断的说事；另一方面，通过提上徐东海、谭飞燕的正职，也许有利于他们对行长的支持。于是，十分赞成王显耀行长的意见。后来，他俩说干就干，马上打电话叫来行长助理高丽平，三人便开起了行长办公会议，研究起任命中层干部的事情来。会后，王显耀亲自写了一个请示，上报总行。
第三天，总行人事教育部总经理许光亲自带队前来考察，结果，在上报的预案当中，就数谭飞燕没有过关。1998年8月4日，深圳市民银行以深市银人字（1998）第A021号行文批复湖贝支行的人事任命。文曰：
关于夏天等同志职务任免的批复
湖贝支行：
你行深市银湖字（1998）第031号文收悉。经考察同意聘任：
夏天同志为湖贝支行资金信贷部主任；
徐东海同志为湖贝支行产品开发部主任；
许爱群同志为湖贝支行办公室主任；
谭飞燕同志为湖贝支行营业部副主任（主持工作）；
吴冬梅同志为湖贝支行营业部副主任；
申亚琼同志为湖贝支行笋岗办事处副主任。
免去：
秦现虹同志原人事保卫科副科长职务。
话说王显耀对这个人事任免案的人名排序也是花了心思的，比他第一次任命中层干部时是有区别的，这次既表达了行长目前对中层干部的使用情况，又表明了在群众中的看法。夏天因为上报行长助理没有被总行核准，自然排在中层干部的前头了，而把徐东海排在许爱群的前头，表明许爱群在竞争上岗过程中输给秦现虹，没有群众基础，也算是对她的一个警示。而对于秦现虹来说，在民主测评中领先而被免职，当然是有气了。好在几天后，他那保留副部级待遇的哥哥秦现彩又一次来到深圳检查工作，住在五州宾馆。市民银行行长黄鹿约他共进晚餐，这位爷没有拒绝，反而叫他的弟弟秦现虹前来五州宾馆作陪。在吃饭的时候，秦现虹将上一任领导古丁力在他哥哥面前讲过的话重述了一遍，要求调动工作。嘴快鼻快的黄鹿马上答应了秦现虹的要求。第二天，市民银行要求各支行统计秦现虹哥哥当董事长的中央企业派驻深圳的分支机构在市民银行的存款总量。几天后，秦现虹便调到另一家支行的办事处当了主持工作的副主任，离开了他为之伤心的、在四年中曾经让他两上两下的湖贝支行。
一天上午，夏天刚刚来到办公室没有多久，门口站着几个人，为首的是一个中年人，年龄大约三十来岁，看着夏天，敲了敲门，问道：“你是夏主任？”
夏天说：“我是。请问你们是？”
这中年人见找对了人，招呼他后面的几人走进了办公室。夏天一看，好家伙，有一个老的大约已近六十了，从一楼上到三楼，起码已经呆了五、六分钟了还喘着粗气。也有一个比这领头的更年轻的，好像刚从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另一个是女青年，一副腼腆神态。夏天端详完这四人，为头的边说边掏出了经深圳市纪委负责同志批过示，并盖了市纪委公章的北京市纪委的介绍信，递给夏天。他说：“我们几个是中纪委和北京市纪委的联合调查组的处级调查员。我姓黄，这次到你们行里来，是想调查你们行一个客户与北京市原来的头儿有关联的案子。”
夏天一听，心里想：来头不小，而且在他的介绍信上确实由深圳市纪委书记亲自签批了意见。但是他们到了我们行里，不应该由我接待呀！便问道：“黄处长，你们从纪委出来后，跟我们行长说过没有？”
这位黄处长说：“我不但与你们支行的行长见过面，还到了你们的总行了解这事。他们要我们来找你。”
夏天顿时觉得王行长不可思议，有这档子事也不跟我先打个招呼。便试探着问道：“你想了解的是哪家企业？”
黄处长说：“是深圳安延汽车城有限公司，它曾经与我们北京的中汽公司搞了个联营合同，要走了中汽公司的不少汽车配件，但是没有给钱，只提供了中山一家公司的存单抵押，你看，这就是存在你们这间银行的存单的复印件。”
夏天接过他给的复印件，看那存单正是安延公司提供给湖贝支行原已抵押，后来由安延公司提前支取的户名为中山公司的1400万元那笔。当时支取后，一部份还贷款，另有800万元作为组织存款的利差资金，由陈作业操作补充了支行的存款。夏天不由得暗暗叫苦：“原来这又是朱赤儿下的一个连环套：一张存单作了两个承诺，难怪朱赤儿在海南出事的时候，这张存单的中山公司法人代表章先生要私下找我，问：‘这个钱还在吗？’想来就是这个原因。那么，朱赤儿明知道这张存单有过对他人的承诺，而特意支出来作为补利差资金，就意味着，一旦政法机关追查起来，马上就把湖贝支行的问题暴露在明处，而经办人员，尤其是行长就将面临灭顶之灾。而现在中纪委来人了，两个行长都不愿意接这个烫手的山芋，是想躲着，还是担心说漏了嘴，难以收拾局面，让我先在前头应付着，探听虚实？”
这几人看到夏天好像在思考着问题，不太愿意配合，那位像大学生的年青人说道：“我们也就查查这家公司有没有给费用呀、好处呀什么的给北京方面，你不要有什么顾虑。”
夏天说：“我没有什么顾虑，你放心。问题是，我们已经起诉这家公司了，这张存单是质押在我们行的，早就被我们拿来还贷款了。”
这时，那位上了年纪的老同志已经喘匀了气，插话说：“你最好带我们到营业部现场核实一下。”
夏天说：“好的，我现在就带你们去找营业部主任。”说完，带着黄处长和另外一个青年人下了楼，到了营业部跟谭飞燕说明情况，便由谭飞燕接待了。夏天随即往自己的办公室回走，这时，黄处长显然担心夏天溜走，马上跟在夏天的后面，而留那年青人与谭飞燕协调办事。
夏天回到办公室后继续与他们聊着。到了十点多钟，夏天走出办公室要上洗手间，黄处长也是跟着夏天来到洗手间的门口站着。夏天一边拉尿一边想：“我还真的被他们粘上了？连上洗手间都有处长陪着！”
接近下班的时候，那位年青人对营业部的事情办得差不多了，知道这1400万元确实是没有了。于是，他们准备回去。黄处长对夏天说：“我们下午再回来。”
夏天说：“好吧！”
下午，这些处长们又来到夏天办公室，要求复印存单质押贷款的相关资料，夏天按照他们的要求办好给他们，然后，他们离开湖贝支行，做他们的研究去了。
后来，夏天看到王显耀到了支行，便来到行长室，对王显耀说：“王行长，你见了中纪委来人也不事先跟我打个招呼，让我好应对。来人好像很严谨，我连上洗手间都被他们跟着。”
王显耀表现出不好意思地解释说：“昨天，我正在总行沈书记那儿，他们一行正好来了，找沈书记和找我连在一起了，今天上午我在总行有个会，就忘了把这事告诉你了。对了，他们问得怎么样？”
夏天说：“这事还是很复杂的。就看他们查这个资金情况用在什么地方，后续怎么样查。”
王显耀较起了真，着急地说：“你详细说。”
夏天说：“据我的印象，他们要查的事情集中在当初提前支取的中山公司1400万元存单上，这张存单被老朱又算作抵押给北京中汽公司的联营项目，并拿走了不少货，没有给钱。现在北京的专案组怀疑老朱是否私下里给了什么人钱。如果就是这一个目的来说，这事还算简单；但是，如果认真的追究起来，事情可能变得很复杂。就这张存单，老朱一个劲的要求提前支取，好在当初不是直接划到我们银行帐上，也不是银行动的手，但存单毕竟是从银行拿出来变现的，而且用来支付了利差。要由这个专案组查起来，我们湖贝支行便很难脱身了。”
王显耀听后，迟疑了片刻，很显然，他思想上经过一番琢磨，然后才对夏天说：“尽量让他们少拿资料，这钱有100万元划到球馆帐户，用于解决支行当初发动存款大户、防范经营风险问题的开支，实际上除了借帐户的支出，也就是93万元。”王显耀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着重说道：“这事要尽量避开。”
夏天说：“好的，我注意把握。”
王显耀又说：“总行党委想组织党员分期开展革命传统教育，黄鹿行长不是讲过多次井冈山精神吗？这回就组织一批党员到井冈山去看一看。我们行第一批去四个，安排你、陈行长、申平、周天真先去见识见识，看看**、朱老总这些老革命是在什么环境下闹革命的。”
夏天觉得王行长安排这四人都是有根由的，自己和陈行长不用说了，周天真是王行长的外甥，申平是何人友副行长的关系。便笑着说：“好吧，上了井冈山，坚定革命斗志，应该去。”说完，看了王显耀一眼，说：“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夏天回到办公室思考道：“看来，王行长在内心还是对我放得下心。像应对中纪委与北京市纪委调查组这事，只要我的嘴巴稍损，说出几句不三不四的话来，他就会吃不了兜着走。说不定还会丢了乌纱帽。但是，他就是敢放手让我去折腾。”
第二天上午，黄处长带领调查组一行又来到夏天办公室，从谈话看，调查组在昨天晚上肯定对拿回去的资料做了研究。因此，今天一来到，就要求复印安延公司帐页和划款的传票。夏天根据他们的要求写了一个协办清单，拿到行长室，请王行长签批，然后，来到营业部交办吴冬梅复印，并叮嘱她：“复印好后，不要直接送到我的办公室来，而是叫我一声，我出来先看一下，再考虑给他们。”吴冬梅应承着办去了。
夏天回到办公室，还没有坐下，那位年青的大学生对夏天说：“夏主任，我是刚从中国人民大学财会专业毕业的，我想同你探讨一下帐务的理论问题。”
夏天说：“不巧得很，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四人帮’刚刚开展批判小平同志的右倾翻案风运动，把我们应届毕业生考大学的梦想给批掉了。后来劳动了几年，恢复高考了，我挤在不限年龄的僧多粥少的所谓的77届接受祖国挑选，勉为其难在广州混了一张文凭。不敢跟你过招。”
大学生说：“那么，我请教你：会计理论讲的都是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为什么你们行的传票只有一个方向的会计分录呢？这帐是怎么平衡的？”
夏天听了他的说法，估计他是拿银行的进帐单说事，总是觉得与书本上的记帐凭证不太相同。但是，夏天记住了王行长的叮嘱，不应该让他太明白资金的来龙去脉。于是故意把话题扯开，说道：“就会计的实践来说，我当过农村生产队会计，这种会计把人的存在的价值、人的劳动的价值和猪、马、牛、羊、鸡、鸭、鹅在**上拉屎的价值折算为同一种价值，然后去瓜分生产队一年累积下来的总价值，当时它的平衡关系是：总价值=人口分60%＋劳动分30%＋肥料分10%，简称为人6劳3肥1；在六十年代末期以后，可能你们这位老同志清楚，国家有一些会计权威有点故弄玄虚，搞了一个增减记帐法，我当初学的还是这个。说什么：有增必有减，增减必相等。后来，银行的老会计也不甘人后，来了个理论创新，美其名曰：资金收付记帐法。这玩艺运用在银行的现金方面，就不好表述了。因为，谁能说清楚，银行的现金究竟放在收方好，还是付方好？或者两方都放一个现金科目？也就应了一句‘约定俗成’的话，后来统一在付方科目反映现金，银行把现金增加时在付方用红字表示才能把帐扎平。也就是说，譬如一个在银行开户的企业存了20万，银行帐的付方科目在这个企业的帐上有20万的增加，但为了平衡同样是付方科目的现金，则必须在增加项下以红字记录20万元。我这一说，听起来是不是很别扭？但是，再别扭也不会在平衡原理上别扭，它的平衡原理是：有收必有付，收付必相等。你看，银行的创意不错吧？后来大约到了1982年的时候吧，国家又开始用借贷记帐法记录经营活动了，在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国家干部了。没有上什么培训班，拿来借贷记帐法的教材自学起来，才发现，这个当年被人们认为借就是贷，贷就是借，让人不知所云的记帐法，就是我们不同记帐法的来源。除了农村的记帐法无论从人权的角度，还是纯记帐角度，都还有它的创意以外，应该说，其它记帐法都涉嫌抄袭。当然，这是我的一孔之见。”
夏天洋洋洒洒地说了一大通，根本与他们查帐的问题没有任何关联。黄处长不便多言，而那老同志显然对夏天讲的有同感，觉得遇到的不仅是一个懂行的人，而且他也精通国家财会制度变革的历史，脸上表现出善意的微笑。
这时，那位大学生稍为虚心地问道：“那么，你们行这样的传票，根本做不到平衡。你解释、解释？”
夏天估计触及到敏感问题，泛泛说道：“我们行的帐我没有记过。不过，我相信，应该可以平衡的，不会那么离谱的。”言下之意，你再多问这一范畴的问题，就丢人现眼了。
这时，吴冬梅打开夏天办公室的门，对夏天说：“夏经理，你来一下。”夏天随即对他们说：“请你们稍等一下。”
说完，来到机要室，从吴冬梅手中拿了那些复印材料看了一下，对吴冬梅说：“这张帐页中那100万元的记录就不要表现出了，相应的传票也不要反映。他们万一问了，就说数额小，没有必要反映。等一下由你送进来。”夏天说完，重新回到办公室坐下。
吴冬梅按照吩咐，用技术方法重新复印了相关帐页，随即拿到夏天办公室，夏天说：“谢谢你帮忙。”
黄处长一行看了复印材料，没有再谈他们原来想谈的话题。几个人对看了一眼，便与夏天打招呼，说了声：“谢谢你了！”然后握手告别，离开了湖贝支行。
在应对中纪委联合调查组的整个过程中，两个行长自始至终都在二线运作。好在这个调查组没有做什么询问笔录，也没有在湖贝支行深入挖掘下去。要不然，夏天的问话笔录也就上达到了中央纪委的专案卷宗里了。
人们看这夏天忙里忙外，真是：
官当得不大，处理的问题不小；
领的钱不多，管理的事情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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