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丰富了西方的“天使”
围绕着“天道”思想，知识界的争端一直没有停止，现代精神的学者们大多把“天道”理解为封建帝王统治合法化的一种工具，用以来愚昧百姓，而另一些学者则力争维护中国传统中的“天道”思想，在他们的眼中，天道事实上就是“天时”、“天理”的代名词，天道思想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堡垒，就如同道统与政统的思想一样。
时间、空间观念，成为两个阵营争夺的关键阵地。
时间是匀速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流逝着，如同“逝者如斯夫”一样地湍流不息地前行——还是多元化的、神秘的、自然万物都有着不同的时间节律？空间，是被阳光照耀着，普天之下莫非真理的光芒——还是凭着人的主观感受，各种空间（包括万物的表象）有着不同的呈现与不同的运动状态？
按照一些现象学家的看法，西方哲学不同于东方的分歧在于，西方在二分（本质与现象、主体与客体、上帝与尘世）的二元思维下，重形式分析，重“构成性”研究，而东方则一直没有走出主客相分的境界，在阴阳与五行学说的整体观下，重具体的“发生性”感受，重“境域构成、源域构成”。
按照这样的说法，东西方的分歧根源仍旧在于上帝观念，有了上帝的光芒普照，时间与空间就是如自然规律一样可以被实证的，是客观的、可以被观察、被分析的、形式的；而一旦没有了上帝，那么所有的时间与空间就成为了可以“缘域发生”的东西，阴阳之间相互交感、对立、融合、互补，等等“相参、相合……”，时间与空间也就因此而诞生，人类生存着，就不再需要去面对一个“素朴”的时空，而可以去面对一个个不同的、不断发生着的世界。
这样来分析，确实能够看出一些东西方的不同，尤其在艺术层面。比如西方的绘画，尤其是油画，从构图、透视、表现上，无一不显现着那个“上帝之光”的照耀；而中国的绘画，尤其是写意画，无一不显现着“一个个发生着的世界”的奇妙与特殊。——这是两种空间观的不同对照，虽然在透视以前与塞尚之后，西方的文艺与东方仍旧有着一些共性的东西。
在音乐方面（也就是在时间处理上），西方的音乐有着“逝者如斯夫”的流淌性，人的情感在交织向前的和声中，不断地浮现出来，情感终结的地方，也就是音乐终结的地方；而中国的音乐，乐手时刻不停地与环境发生着互动，情感若有若无，似隐似现，无一不在“须臾的发生”之中，无一不在“日常性”之中，无一不离不弃地追随着“天道”——这是两种时间观的不同对照，虽然在爵士乐之后，西方的音乐与东方仍旧有着一些共性的东西。
在时间的处理上，东西方的不同还表现在文学上，为了显现那个“不断流淌的真实的时间”，西方人不惜用长达上千页的长篇巨制，来描绘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之间发生的“意识流”事件，比如《尤利西斯》与《追忆逝水年华》，而东方的时间观，可以用四句乃至八句唐诗，来概括一生，或者几天之内发生的全部事件（中国人更看重时间的“断裂处”，而对流逝着不断发生的事件不太感兴趣，因为“断裂处”才是“天道”显现它自身的地方）
从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来看，这两种时间、空间观事实上没有必然的冲突，用另一种角度看过去，两者可以很好地交融在一起。
在“真理”的层面，上帝之光应该照亮中国人的双眼，事实上，没有这种光芒的照耀，每一个中国人事实上还生活在“盲人的世界”里，因为“向内心超越”，事实上就是拒绝“生活在人与人的世界”里，拒绝看到“上帝之光、天道之光照在每一个人的肩上”，只有认识到“每个人都平等地生活在太阳之下”——客观的世界观、真理观才可能真正建构起来，科学与民主才可能真正地落到实处，缺少了“客观的人与人的世界”，那么一个“客观的科学世界”也就缺少了真正的扎根之处，在一个客观的世界里，“你只有先看到人与人，才可能同时看到事物”。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盲人”也可能看到“他人”，也可能看到事物，但这种“他人”与事物都诞生在或明或暗之中，诞生在特殊性之中，即使能看到了，也无法交流与沟通，因为这种“独特的看到”，缺乏更深刻的“理解”，事实上等于没有看到。
在“艺术、生活”的层面，西方文明的上帝观，应该从中国的“天道”观中找到它的智慧之处，上帝不应该是一个死板的、一成不变的上帝，他的幽默与达观可以让每一个人在“真与幻的交织中”看到“不同的世界”，虽然这些“不同的世界”各各不同，时间与空间也各不相同，但在这些“不同的流逝”背后，有上帝“隐藏的真理”在起着最后的保证。
“天道”翻译到西方去，最好的对等词汇应该是“天使”，天使是亦真亦幻的，是有着各各不同的时间与空间观，可以给每一个人带来不同的趣味与生机，是“生成性”的、“境域性”的，但在天使之上，上帝之光仍旧默默地、始终不变地在照耀着。
天道之上，应有上帝；天道的隐秘处，应有上帝。
黑格尔、尼采、维特根斯坦等人之所以杀死了上帝，是因为他们误读了东方，误读了中国。事实上，上帝没有死，他依旧存在着，只不过他的存在更加丰富，更加具有对万物的恩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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