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凄厉的北风怒吼，鹅毛片似的大雪纷飞，西伯利亚的强冷空气南下，猛烈袭击了千里江南，原来是一个小阳春的天气忽然之间变了脸，从傍晚飘雪花到午夜已是苍茫大地，旷野一片银装素裹，树枝变成了象挂在天空的冰棍，房屋象一座座玉琢冰雕的山丘连绵不断，田间的麦苗被厚厚的雪盖得严严实实，无垠的原野连接着铅一样的苍穹，使人寒战惧怕和丧气。此刻在往年必定是“万径人踪灭”，今夜却是例外。从午夜开始一队队手持枪棍锄头的民兵，口中喷着浓浓的烈酒味，抹着油光光的嘴，从乡村政府的所在地向既定的目标疾走而去，今夜是镇反实际行动的开始，一批被乡民们称之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都在今夜落网，民兵们带着捕获的人犯向区向县押解，田野里川流不息的人群一直到第二天黄昏。吴振声和刘忠良被认作是全市的要犯和现行犯由吴阿俊亲自押解送到城里，他随身携带了区委的一纸公文，说明该两犯在解放前夕接受隐藏在党内的敌特分子吴九声的安排潜伏在农村，发展敌特组织，伺机进行破坏，最近两犯又在吴家村密谋破坏铁路，幸被村长吴阿俊及时发觉及时抓捕，才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并随文附上两犯的口供笔录。
吴振声和刘忠良在村里受不住他们上的手段，按照吴阿俊的明提暗示招供后认为到了上级再把情况交待清楚。然而隆冬的天气不到立春是不会变暖的。这次抓捕的人太多了，主管部门划了几条杠子，凡什么什么的就按照镇反法令押赴万人群众大会现场公开宣布罪行后处决。吴振声和刘忠良在被宣布罪行时高呼冤枉，无奈他被绳子扣住了喉咙无法发出声来。
吴九声被检举的新材料引发了他上级领导层的严重分歧。应该把吴九声立即逮捕起来的人占了大多数，然后决策者很冷静地说：“当我们行将解放天堂前夕，领导交给我们的我党地下党员名单中，有吴九声此人，而且说明该同志在对敌斗争中表现好，建议可在教育岗位任职。在同时交给我们的特务名单中，并没有提起他。现在交待他是特务的人都是特务，而且是些小特务，省和市级的特务头子并没有交待，按照常规，象吴九声这样身份的打入**内的特务，他们是应该知道的。因而这两个小特务的交待，不能排除有陷害的可能。现在又不是战争年代，对吴九声的行动我们是完全可控的，如果草率的把他抓起来，很可能会上了特务的当，伤害了为党辛勤工作的自巳同志。先抽调两个精干的审干人员去协助张梅林搞清吴九声的问题。
但是，张梅林并不清楚领导层对吴九声问题的讨论情况，只交侍他吴九声的问题有两种可能，任命他是审查吴九声小组的组长，他太想在审查吴九声的问题上显示才能给领导看，而且他认为只有把吴九声打成是打进党内的特务，才是真正的成绩，如果否掉了，还了他清白，这算什么成绩？！
但他的这种想法和市委派来的副组长王小波和组员李小波不同。王小波他们认为，我们的任务是把问题搞清。肯定和否定都一样。
由于他们的意见不一致，张梅林不知出于什么动机，他对王小波说，我先和他接触一次，你们暂时不出面，侦察他一下态度再来制定方案吧。
吴九声听张梅林问他与吴振声的关系时，他眉头绉了一绉说，人已经被枪毙了还谈他干什么？我可以明白无误的请你转告有关领导，他决不是特务，更不会去破坏什么铁路，是被人陷害的。
“喔，我说吴九声，你赶快把自己的问题理理清向组织交待吧，你为吴振声鸣冤叫屈，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开脱罪责。你还是把这一套收起来吧！”
“我告诉你张梅林，我对革命是有功的，无罪可言，请你转告有关领导，对我的审查是错误的，你们轻信敌人的诬陷，把自己的同志当敌人。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谈这类事，找我一百遍我也只有这一句话‘无可奉告’。”说完起身就走了：“对不起我还要去上课。”
晚上同事偷偷找到他说：“九声哎，你不能这样乱发脾气啊，这对你不利，他们一定会报复的。”
“谢谢你还敢来看我。不要再来了，会牵连你的。已经到了这个份子上，我还怕什么？过去不拿一分一厘钱，把脑袋提在手上闹革命，谁想革命胜利了，那些乌龟王八蛋打冷枪陷害你也在情理之中，可自己的同志也会根据这么荒诞无稽的所谓检举，把自己的同志推上冤枉路。我决不能含垢忍辱，让一些用心险恶的人得逞。委曲决不能求全么！”
张梅林想不到自己刚一接融就碰了一鼻子灰。他对王小波和李小鹏说，我看你们回去向市里请示，吴九声决不能要他再工作了。他还工作，不是明明白白的告诉他，你的特务身份还没有定，他怎么肯交代问题？还有一些老同志对我讲，对付这种人的有效地办法就是要来点硬的，光靠磨嘴皮还能挖出埋藏这么深的特务，我就没有这个信心。
王小波说，“张组长，你这两个意见，领导都是不会允许的。我们来的时候领导一再叮咛，吴九声有两种可能，既可能是特务，也可能受冤枉。如果是冤枉的，审查对他就是伤害了，不能再有其他伤害。关键是要找到确凿的证据。领导说，要查敌人档案，要从他解放前周围一些同事中去调查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
张梅林说，“看他那股不服气的劲头，不愿配合组织上查清他的问题，本身就说明问题。还有一桩我特别怀疑的，就是他对殷铁珊的暧昧态度，也说明一点问题么！”
“张组长，这些都只是感觉，不能作为定性的材料，只能确凿证据有了，才能下结论。”王小波说。
这个王小波年纪只有二十三岁，他从幼儿园开始就在解放区了，十二岁就跟随父母在部队里东征西战，至今已有十一年军龄，现在是市委组织部的副科长。父亲仍在部队，在地方的军分区担任副司令员，他在延安整风运动时，被别人乱咬成是“托派”，他在刑讯逼供下也乱咬一气，后来平反的。在王小波来太湖中学前，父亲把他喊到跟前说，我们有些同志总喜欢把被审查的人搞成有问题才算成绩，甚至不择手段，伤害同志。我就吃过这个苦，也害过别人，至今被我伤害过的同志我都有一种负罪感，所以你这次去审查吴九声，一定不能采取这种办法。他有领导的“圣旨”又有父亲的嘱咐，使他的态度很坚决，张梅林又无可奈何。
在和吴九声几次接触中，吴九声的态度一直强硬，在外调中又查不出一点有用的材料。张梅林越来越发觉这是一块难啃的骨头，恐怕在吴九声的问题上是搞不出什么名堂了，弄不好还能弄得一身狐臊臭。他对王小波说：“我呢还当着这个校长，四十二名教师中发现有十来人有历史问题要审查，还有五个家庭被划了地主，他本人算什么成份还需和工作队联系，任务实在太重了，我都得管，所以吴九声的事主要只能请你们了，有什么重大的事大家再商量。我实在没办法了。”
王小波从张梅林的态度变化中，深知这个人很看重自己的成绩。成绩是升官的垫脚石，多少人在追求，在角逐，甚至在不择手段。他对张梅林的意见只是笑了笑并未表示可否。他深知只要调查工作有进展，不管是对吴九声有利还是没利，张梅林就会重新拾起当组长的招牌积极的参与此事，否则就会逐步退出，王小波避免将来所引发的尴尬局面，这一笑是最好的表达方式了。张梅林也懂得王小波的含意，就是欢迎随时参加也欢迎随时退出。这使张梅林感到有点欣慰，但是张梅林还是忐忑不安，这么一个年轻干部就如此老成，又是组织部的副科长，和他在一起共事，真要时刻小心了。（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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