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桓听信耿南仲之言，降旨凡诏书所起之兵悉罢减之，宣抚司所属马步军减为一万二千人。
李纲上书曰：“”臣昨待罪枢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之兵，臣意以为中**政不修，几三十年矣，阙额不补者过半，其见存者皆溃散之余，不习战阵，故令金人得以窥伺。既陷燕山，长驱中原，遂犯畿甸。来无藩篱之固，去无邀击之威，庙堂失策，使之割三镇、质亲王、劫取金帛以亿万计，驱虏士女，屠戮良民不可胜数。《誓书》之言，所不忍闻。此诚宗庙之羞，而陛下尝胆思报者也。今河北之寇虽退，而中山、河间之地不割，贼马出没，并边诸郡寨栅相连，兵不少休。太原之围未解，而河东之势危甚。旁近县镇，为贼兵之所占据。秋高马肥，虏骑凭陵，决须深入，以责三镇之约及金帛之余数。倘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围太原、防御河北，则必复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辄不自揆，为陛下措画降诏书以团结诸路防秋之兵，大约不过十余万人，而欲分布南北等二十余郡，中山、河间、真定、大名、横海五帅府，腹里十余州军，沿河一带，控扼地分，翊卫王室，提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围太原，收复忻、代，以捍金人、夏人连兵入寇。不知此十数万人之众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无贼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几，朝廷已尽改前日诏书，调兵防秋之计既罢，峒丁又罢，弓弩又罢，士卒又罢，四川、福建、广东路将兵又罢，荆湖南北路系将、不系将兵，而京西州郡又皆特免起发。是前日诏书所团结之兵，罢去大半，金人聚兵，两路入寇，将何以支吾，而朝廷何恃。不留意于此，臣窃思之，以兵为不须起者，大概有五：川、广、福建、荆湖之地远，一也。钱粮犒赏之费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无事，三也。太原之围，贼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报有林牙、高丽之师，金人牵制，可必不深入，五也。若以川、广、福建、荆湖之地远，则诏书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当时关报三省，何不即止今已七月，远方之兵皆已在道，如复约回，是复蹈今春勤王之师约回之弊也。一岁两起天下之兵，中道而两止之，天下谓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复能取信四方，而将士解体矣。国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系，而且行且止，有同儿戏。臣窃痛之！若以谓钱粮犒赏多，则今春无兵捍寇，致令误国，土地、宝货、人民皆为所取，今惜小费而不为之备，臣恐后来所取又不止于前日也。况原降指挥，防秋之兵各令赍粮以行，则钱粮犒赏之乏自非所患，庙堂不深思宗社大计，而惜小费，臣窃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无事，则边郡日报金人聚兵，声言某月入寇，当取某地。强敌临境，非和非战，朝夕恐栗，惧其复来。天下果无事乎贾谊谓厝火积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以今日观之，何止于火未及然，殆处于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以谓太原之围贼马不多，不攻自解，则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实数。姚、种二帅，以十余万之师，一日皆溃，彼未尝有所伤衄。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以为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谓非愚则诬。至林牙、高丽牵制之报，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来，当恃我之有备。则屯兵聚粮，正今日之先务，不可忽也。今河北、河东州郡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万为言，而半年以来，未有一人一骑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罢，不知此何理也若必以谓不须动天下之兵，而自可无事，则臣诚不足以任此责，陛下胡不遣建议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重为此扰扰也。除范世雄所统湖北兵闻已至襄唐间，臣已作奉圣旨令疾速发赴宣抚司外，所有余路乞依原降诏书起发，庶几不误国事。未报，间再具奏曰：近降指挥，减罢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则河北防秋阙人，恐有疏虞；一则一岁之间，再令起兵，又再止之，恐无以示四方大信。防秋之计，臣前奏论之已详，请为陛下更论不可失信之意。昔周为犬戎所侵，常以烽火召诸侯兵。恐诸侯之未必至也，举烽以试之，诸侯之兵大集，知其试已，皆怒而归。其后，真举烽，无复至者，去冬金人将犯阙，诏起勤王之师，远方之兵踊跃赴难，至中途而寇已和，有诏止之，皆愤惋而返。今以防秋之敌，又起天下之兵，良非获已，远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复约回，将士卒伍宁不解体。夫以军法勒诸路起兵，而以寸纸罢之，恐后时有所号召，无复应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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