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篇：的良知
写了“谈诗悟道为谁歌唱？”本不想再写“此类”的文章。因为这些归于“诗论”的文章应当好好去“论”一下：“如何去写好一首诗？”研究“诗”的专著可谓多矣，虽然公婆各说理但如是方才能显现一个人阅历的深浅、学术水平的高低。那么我这篇“诗论”还写不写？写。
因了《三聚氰胺》“发表”后给我的重重一击。
击者一：闭嘴。自己心里明白就行了，别在制造地狱出来了。
击者二：诅咒、愤怒、抱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是通向坟墓的最佳捷径。
击者三：倘若前两条是“群里的言论”也就罢了，我在刘原先生的博客上不幸看到了这样的话：某人“嘲讽现在的人喜欢扎堆正义，地震的时候就集体正义了一下，三鹿的时候又出来集体正义一下。某人还说，幸亏913没出什么事，否则一些人应该抓起来才是。”“三鹿事件一发生，某人首先呼吁的，居然是要求司法机关要公正对待三鹿。嘿嘿，嘿嘿。”刘原说的某人，当然是“名人”。
是否应当公正对待出了“大事”的乳制品企业以致整个食品行业？揭露之声讨之是否就是“不公正”？是否就是“企图蛊惑人心、唯恐民族企业不跨天下不乱”？是否就是犯了弥天大罪而应当被抓起来？一些浅薄且利欲熏心的“卫道士们”的言论比统治者的胸怀尚且不如，此点不谈不去想也罢。
发往各个圈子的《三聚氰胺》被删帖，我不想说了。愚妄者眼瞎者且又掌着“审查大权”，——除了抗议两声，你又能拿他何法？好在这些先生还没握杀头之权。
余秋雨、司马南，还有《西海岸荐破诗烂诗垃圾诗》中的王兆山、田汉，这些或自封“大师”或获得了鲁迅大奖或做着“省作协主席”的高官，——他们在做些什么？我也不想说了。
他们的人品如何？我不知也不敢妄论，但我确实想说一下也许自古以来大凡有良知的学者皆说过的这句话：的良知。
这年头怪得很：看一个人咋样首先得看他有没有钱！有钱就是爷这话还真得让人信。记得10多年前我带着作品懵懵懂懂去了“芳草杂志”。编辑大人对我的作品似乎倒不感兴趣，他让我写一篇“长动集团”董事长余志安的报告。我当然拒绝。一是我对余志安不了解。他天还没亮呢就跑到工厂掏粪池的感人事迹早就上了“长江日报”，无需我再嚼人家的剩馍；二我送诗稿给你你却让我另起炉灶，虽然若侥幸能通过余总的审核就有五千元的稿酬，但是我依然觉得很不爽。说严重点，若放到今天我阅历长了一些的想法：那是一种侮辱。对余氏的“没感觉”当然还得加上我笔力的单薄构成了我没能拿到那笔诱人的奖金。
余氏后来因贪污上亿公款跑到菲律宾，被通缉亦没有被遣返回来，这是后话。
钱能通神。然而我看到的却是不少作家一边痛骂钱的罪恶一边大行抄袭捞钱之道，一边鄙夷金钱一边开“大师工作室”广招弟子；还有，如影视明星一般漫天飞奔、四处布道。据说，“演讲”的收费是因人而异的：穷学生便宜些，镀身的企业家要贵一点，——谁让你有钱呢，想戴个行头就得放点血。
央视有个开“讲座”的教授，现在还在开呢名字我却记不起来了。他的讲座大概已出了好几大本书及音像制品。主旨就是：做人要学古人，如孔子、孟子、老子，其实他是想教人学“佛”。即：为人处事要善、要隐忍。碰到“恶行”怎么办？还是要忍。要以“大爱”化解之。举的例子那就太多了，似乎只要恶人没要了你的小命，“爱”皆可以化解之感动之。我毕恭毕敬地熬夜听了几讲。可惜的是，我听到的都是被他“化解”的企业家、达官显赫对他怎样的毕恭毕敬，怎样的虚心聆听他的教诲亦或送“听课费”给他；可惜的是，我没有听到他告诉布衣贫民们：他们的婴儿被毒死了怎么办？他们被如西门庆之流的黑道白道红道打伤了欺负了怎么办？他们住不起房子他们的孩子上不起学怎么办？他们甚至老无医疗死无葬身之地怎么办？当然，我是苛责了这位先生，因为这与他的演讲主旨不符，而且，相反的命题也许就上不了央视了。
这些，我都不想说了。因为这位先生虽然广征博引了古今中外大量的“名人名言”，但是，也许他讲的还不是。所以，我想说的还是：的良心。
一个社会的风气，时尚到完全以一个人的表面“行头”来推断一个人的价值，如果戈理《钦差大臣》中众多猥亵的官僚一样，——这个国家离腐臭也就不远了。
我都不想说了。我想大吼的是：那些以歌功颂德、阿谀逢迎为习惯，出卖道义的假诗人、假学者、假作家为什么竟然廉耻到毫不羞赧地诋毁“正义的文艺”？
他们手握的武器无非有二。一：言此说彼。如《三聚氰胺》，说的是“要向前看。不能再揭奶粉行业以至整个民族工业本就已经血淋淋的疮疤了。工人大量失业怎么办？出口减少了怎么办？”末一句是：“看来只有政府治你，——政府叫你闭嘴我看你还敢不敢不闭嘴？！”哇塞！我看倒不如说因了文艺的批评、揭露将导致整个民族工业的垮台，民众因了资本的伤心撤离将会大量地流离失所，——此人该杀、该杀！啊呸！真是荒唐至极！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知该不该因破坏了农民卖猪肉而杀头？要杀头就杀头还要端出个杀你是为了国民的理由。我呸！所谓士可杀不可辱从来都是这样的悲壮：御用文人们你们歌舞升平悠然自得我管不了，你们想以笔杀人我也无可奈何，——可你们为什么还要拿腌臜的语言羞辱被杀者且欺蒙公众？！
难道你们不知道“廉耻”二字？不知道你们这是在历史的审判台上、在广袤的天空与大地上自取其辱？！
我总在想：鲁迅先生的愤世嫉俗也许是被逼的。他绝非是想为某一政党服务。现实的丑恶逼得越来越多的良知尚存的人不得不说话，——就这么简单！
于是第二个变了点花样的武器无非是说大凡讽喻之类的文字不过是“浅薄的说教，既不能解决现实问题，恐怕还是作者的自我作秀？”说白了：是“以谩骂攻轩‘名人’企图谋一己之利。”
前几天，我在一篇似乎为余秋雨“抱屈”的《写博客也有阴谋？》的博文后这样写道：“‘人格’与‘文格’虽然多半是两回事，但作为一个‘大师’，公众当然有理由苛责余的‘人格’，这与’欣赏’他的文采同样是两码事。‘余大师’可不像钱先生（钱钟书），他面对公众（播举国演讲，而小小博友们在小小博客上写的小小范围的文字却被讥讽为“扎堆”？呵呵倘若我搞懂了，恐怕我也不必整天悲喜交加地写些“哀怨的文字”了。那么我也成政治家了。
刚关了电视过来。“欣喜”地看到央视二台“对话”节目中，蒙牛、伊利、光明三业巨头老总在电视上大概因愧疚抹起了眼泪，然后信誓旦旦地向全国人民宣誓“再也绝不会有‘三聚氰胺四聚五聚氰胺’事件的发生”，然后他们与节目主持人与现场观众、官员一同喝着壮胆的鲜奶豪迈地展望起了未来。据说，此如高唱国际歌般壮观痛饮“放心奶”的场面早已为国家、省部级官员演绎了N次。
你们做的好的，我没有褒扬，更无三拜九叩的谢恩，因为颂扬你们那不是的责任；相反，我固执地认为那是你们应该做的。反之，你们敢于戕害公众的点点滴滴，都有义务，有良心、道义及责任留下那点点的血与泪，留下“时光的伤痕”，留下你们倘若敢于做下即永抹不掉的耻辱。因为于这个总统尚需要揣摩民意的时代，无论诗人还是政治家，如同那句高呼的时髦口号那样：只是分工的不同。
但愿人们只是分工的不同。
如是，那么我就不能违背良知写作。那么我就有权力将生我养我的这一方热土、这广袤大地上代代传衍的最广大最普通草民教给我的真理以微薄之力予以“布施”：
凡为文者，流派且不谈、技巧且莫论，下笔前后，请先拍拍自己的良心，——拍拍，再拍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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