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书记姓洪，是个“左”得不能再“左”的家伙。
1959年，全县实际产量为8280万斤，洪某却上报粮食总产为9.6亿斤，为实际产量的11倍多！1959年，按照洪某认定的高产指标，本县的征购任务定为7100万斤贸易粮，即交原粮1亿斤。把全县所有的粮食8280万斤，悉数上交，也还差1720万斤！
粮食交不上来，征购任务完不成，就拼命反右倾，反瞒产，从社员群众那里挖出粮食来，上交征购，以证明大跃进真是大跃进，粮食真的高产大丰收。
从1959年秋收以后，正值庐山会议后全国范围进行“反右倾”、“更大跃进”运动，本县开展以“反右倾为纲”的第二次反瞒产**。凡是讲老实话，报不出瞒产私分粮食数量的干部，一律视为“富裕农民”、“大跃进的逃兵”、“瓦解人民公社”，施行残酷斗争和打击；对那些如实反映断粮断炊和饿死人情况的干部，则当成“攻击三面红旗”、“否定环江红旗县”、“右倾机会主义”等罪名。
1959年12月21日，洪某全面安排反“后手粮”斗争。他提出，要把“反瞒产”，作为反右倾的主要内容。他代表县委，提出当前的中心任务，农村要以反“瞒（产）、私（分）、贪（污）、盗（窃）、外（捞）、破（坏）”六个字为中心。
洪某说，今年大丰收，确确实实的高产丰收。粮食为什么交不上来，因为从干部到社员，都有资本主义思想和本位主义在作怪，不愿把粮食交给国家。他们瞒产私分，贪污盗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激烈，阶级敌人乘机破坏。
洪某提出了一套“反瞒产”政策：“带头欢迎，自报不咎，揭发有功，抗拒从严，挨户落实，点头承认，永不反悔，远征协作，集中煮饭。”
所谓远征协作，就是把这一公社的查粮队伍，调到别的公社，各个公社互查，以防止讲情面，留后手。这一招很是有效。
会议规定，各公社要开展起声势浩大的反“后手粮”运动。运动的方法，是以大队为单位，以报高产的小队为标准，其他小队对照挂钩报产量。凡达不到的就是瞒产私分，就要进行批判斗争。
按洪某安排，揪出了一大批县、社、队干部，作为右倾“瞒产”的典型，进行大、小会批判斗争。
洪某吩咐：“批斗会要伤筋动骨，触及灵魂。”会议主持人便找了一些积极分子，告诉他们决不要手下留情。
批斗会上，积极分子一涌而上，拳打脚踢，罚跪，揪头发，煽耳光。“不老实”的捆绑吊打。与会者为了证明自己斗争积极，纷纷揭发批判被斗对象，大打出手。会议打人成风，打人者下手越重越英雄。
会议出现了打人发狂的局面。
被打的人，有的只好胡说八道，承认自己带头藏了“后手粮”、“瞒产粮”，答应交出多少万斤粮食。这批人便被释放。交不出“瞒产粮”的干部，一律继续批斗殴打。斗完后关起来，不给饭吃，直至交粮。
县委决定，查“后手粮”运动，要象打仗一样。于是，县、社大量调动武装民兵，荷枪实弹，挨家挨户搜查粮食。查出粮食，不仅当场没收，而且还要殴打、惩罚户主全家人。
是人，哪能不吃粮。但当时环江大多数社员家里，早就粮尽食绝。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餐餐只有野菜和糠皮。有的人家，千方百计弄了一点可怜的粮食。搜出来，就是一场大祸。
吉祥公社北宗大队干部，在抄家搜粮时，发现一户人家的锅里有稀饭，便断言这家社员私藏了“后手粮”。主妇出来争辩几句，当即被干部命令民兵捆起来吊打，非让她交粮不可。听说没有粮，这伙人从粪缸中舀来人屎，又找来狗屎，撬开她的嘴巴，硬灌了进去。
酷刑难当，受害者只好胡说八道。她承认自己在山后的岩洞里藏了“后手粮”。民兵去搜，一无所获。带队的干部大怒，吩咐吊起来再打，又亲自舀来一大罐粪屎，撬开嘴巴使劲灌。那位妇女只好又招认有粮，藏在山里。搜不出来，回头又打，又灌屎。如是几番，这位妇女被活活打死。大队干部骂了一通，带人扬长而去。
为了掏出粮食上交国家，保卫“三面红旗”，县委按照自治区委统一布置，把集体小仓库的粮食，作为上交征购任务，并入国家仓库。自从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社员一律实行“三化”，废除家庭、消灭私有，只能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私人不准有粮食。口粮全部由生产队和大队集体掌握，定期从集体小仓库中称给食堂。集体小仓并入国库，公共食堂就彻底断了粮，环江人民也就断了粮！
没吃的，只好一是饿着，二是挖野菜，三是偷，胆小的偷青，胆大的偷仓。
小仓并大仓以后，广西从上到下，层层宣布封仓。环江县委明令宣告，开仓的一律开除党籍，偷粮的开枪击毙。就这样，还是有人偷。人饿急了就什么也顾不上了。
全县因断粮，扒仓库、偷粮食而被打死的有几十人。
龙岩公社粮管所干部抓到一个饿急偷粮的学生，决定他把就地枪毙，以杀一儆百。于是，干部下令把这个只有12岁的小孩按倒在他偷粮的地方，开枪射击。小学生在枪口下苦苦哀求饶命，哭喊声撕心裂胆，催人泪下。因枪老打不响，杀人凶手换了三次子弹，扣了八次枪机才把枪打响。小孩被一枪打中，倒在地上，鲜血四溅。三天后终于不治死去，成为高征购和反瞒产的牲祭。
吉祥公社北宗大队大队长，捉到一个偷粮的小孩，毒打一顿后，竟惨无人道地把他关进密不透风的仓库里。待父母和其他群众闻讯赶来时，这个饿得皮包骨，打得血肉横飞的小孩，早已被活活闷死了。
面对严峻的饥荒人群，一些有良知的党员干部也曾挺身而出，为民请命，实事求实地向上级有关领导部门反映情况。有的抗命不遵，坚决抵制，然而都遭到了洪某等人的残酷迫害。
城关公社塘兰大队几位干部，在大会上说洪某放“卫星”，是好大喜功，出风头，吹牛皮。结果被批斗殴打。
当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县劳动模范、城关公社大队党委支部书记崖坚，在一次县委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尖锐批评洪华弄虚作假，坑害农民。回到大队后，他不顾“反瞒产”运动的大局势，毅然打开大队仓库，分发粮食给早已断炊、濒临饿死的群众。
当时该大队社员已断粮三个月，人们把山上的野菜、地上的青蛙和蛇，甚至是老鼠和天上的飞鸟，能捉到的、能找到的所有东西，全都吃光了。躺倒快要咽气的社员群众，几乎家家都有。崖日坚召集干部开会，气愤地说：“留着粮食不分，眼看着人饿死，这哪里还是**的政策！”他斩钉截铁地宣布，开仓分粮，先救人命，出了事，天塌下来，由他一人承担。
分粮那天，全村社员一声欢呼，父老乡亲对崖日坚万分感激。
崖坚被大会斗，小会斗，县里斗，村里斗，斗了还不准给他饭吃，谁敢违命，照斗不误。就这样，在一次批斗会后，崖坚被活活饿死在押送回家的路上。
给崖坚送葬的时候，村里大部分人都出来了。尽管当时还要冒着很大政治风险，人们还是把他送入坟地。一位老人泣不成声地哭道：“日坚，你是大好人。你救活了我们，自己却饿死了！”
洪某却感到不解恨，他凶神恶煞地向干部们训话说：“要眼睛向下，搞狠一些，粮食才搞得出来……不要听见一些假相，听说死了人，心就软了，就害怕了，就此罢手不要粮了！”
1960年1月间，城关公社副主任莫日忠到塘兰大队，见到病人很多，已死了几个人，回来向医院院长反映。院长向洪某作了汇报。洪某竟然说：“莫日忠反映社员没吃，病人死的多，真实岂有此理！这个人一贯右倾，你们要好好解决他的问题。”
反右倾斗争，莫日忠被撤职反掉了。
县法院院长覃某向县委汇报，明伦公社有病人1600人，1415人出不了工，重病1004人，浮肿486人。5月6日死146人，浮肿59人，丢荒600亩。
在反右倾斗争中，覃因此被撤职，发落到川山公社，当商店门市部主任。
县人委监察室副主任罗某，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县委反映明伦公社死人多，饿死路旁没人埋的真实情况。洪某恼了，说他“对党不满，是反对党的领导”。1959年10月16日被停止反省，管制劳改，规定他每天要捡牛粪三担。在机关被斗了11天，反右倾又被当作“反面教员”批斗。
上诉信，被纷纷转到洪某手里。洪某下令，这是“坏人攻击三面红旗”的证据，一定要查出严办。他责令公安局将这些上告信拍成照片，然后翻阅干部档案，查对笔迹，追查破案。
为严加防范，掩盖饿死人的真相，洪某还对邮电局长下令：“凡是写给上级党委的信，全部进行扣留，送交县委审查。”
有一封洛阳公社砂石大队写给报社的信，反映群众现在全部吃木薯，有很多人中毒死亡。这封信转到洪某手中扣压，被翻拍成照片，追查写信人。后来查出是县人委干部谭少儒写的。洪某马上下令将人捉来，组织机关干部进行批斗，并押到洛阳公社去斗争。最后定为开除公职，送农村监督劳动。
许多社员不甘心坐在家里等着饿死，纷纷外逃求生讨饭。
情况反映到县委后，洪某认为这是给县委脸上抹黑，给“三面红旗”抹黑。县委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坚决把逃难到外地的“盲流”抓回来，坚决把想要逃难出外的社员就地堵住，“坚决刹住给人民公社脸上抹黑的歪风邪气，坚决打退阶级敌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猖狂进攻。”
因此，县委派出大批公安人员、干部和民兵，在全县各主要路口设置检查站，并通知各单位和各公社，坚决把出外的社员堵住，劝说不听者，一律关押。同时，还手执县委开具的证明，大批公安人员、干部和民兵，荷枪实弹，前往各地追捕。把逃难讨饭的饥民，当作外逃犯，绳捆铐拖，一串串押回环江。
从金城江、贵川等地追捕回来150多人，有的遣送原籍，有的关押入狱。被关押的饥民，因监狱拥挤，生活虐待，有的人根本不给饭吃，又让“在押犯”搞重力活。在关押之中，连闷带挤，又累又饿，死去４４人。
还有许多外流饥民没法追捕回来，洪某指示：“外逃人员经动员不回来的，就打死算了！”
1960年2月6日，正是春荒大饥馑，肿病死人如“龙抬头”之时，洪某在县委扩大会议上，目含凶光，杀气腾腾地说：“有些人在去年春天见有些病号，背地里嘀嘀咕咕，在他们看来，好象有人病的责任，也应由党负责？？听说，现在又有人吹风吹雨，这是个本质问题。这些人不是站在党的立场看问题，而是站在另一方面看党的笑话，这不是右倾机会分子是什么？”他进而强调，“一定要以鲜明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来观察、分析与解决问题，辩明是非，识别真伪，这样才不为假象所迷惑。”
洪某告诉他的部属：“死几个人值得什么大惊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这是自然规律。”他还灭绝人性的说：“饿死几个人有什么了不起，中国有六亿人口。饿死的人是体质问题，物竞天择，强者生存嘛！”
集体、国家的粮食仓库已统统封闭了公社、大队干部无权开仓；洪某严令，“死人也不动摇，一定要拿到粮食交国家！”武装收粮队荷枪实弹，冲进一家抄一家。没粮，先把人捆起来。吊在屋梁上严刑拷打。打人的手法五花八门：反手背吊：双手反过背去五花大绑，吊上屋梁；倒挂金钟：用绳子捆紧两脚大姆指，挂上房；吊死猪：称钩穿进肩胛骨，吊在树上；用马刀在人身上一块块割肉，问一句割一刀；伤口中搓盐；耳朵中塞炮仗，不交粮，点燃引线……
总之，为了要粮，人类所能想到的酷刑都用上了。家家户户被翻箱倒柜，自留地的产品全被没收，社员“自行安排生活”。
生产队的粮食交了国家征购，自留地的一点粮食也搜去交了国库，公共食堂停伙，农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刚死人的时候还有棺材装，人死多了，没棺材，只好用竹席、杉树皮包着埋。后来死人什么也没有裹，光着尸体，挖个坑往里头一扔，甚至就往野地一扔，连埋也不埋了。失去主人的野狗，吃人肉都吃疯了，叼着人肢、人头满山乱跑。活人又想方设法打狗吃肉，人打狗肉的主意。真是尸横遍野，惨不忍睹。
而洪某呢？县委小灶烹炸煎炒，干部们吃香喝竦，酒足饭饱。洪某每到一地，各社干部小灶专门加菜加酒。各公社、大队干部也贪污、挪用、大吃大喝，小灶鱼肉鸡蛋不断天，酒席长流，吃饱喝足，根本不顾社员的死活。
1960年春节，洪某同县委的其他领导人上街，看见圩亭里的木板上，躺着一具死尸。他恶狠狠地对身边的人说：“这个人这是找别扭。是不是有政治问题，想扩大影响。要查查他的出身成份看！”
当死人越来越多，病人自身难保，到处死人，无人埋尸的时候，有人向洪某汇报，说死人没有人埋葬。洪某听了，气冲冲地说：“现在死人不埋，是一股妖风，是富裕农民不满的一种表现！”
县委书记洪某，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人性的极“左”家伙！洪某来到许家庄大队，在大队部坐下，喝问：“你们大队的粮食是从哪里来的？”
许书记浑身筛筛糠，面如土色，作声不得。小青从容答道：“是我发给农民的救济粮。”
洪某瞪起双眼，大声喝问：“你是何人？”
小青说：“我是发救济粮的人！”
洪某大怒，喝道：“你分明是盗窃粮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给我铐起来！”
两个公安干警拿起手铐，向小青的双手腕一扣。咦？那手铐竟把县委洪书记铐上了。全场大吃一惊！慌乱惊惧间，只见白娘子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手指洪某骂道：“你这个害民的狗官，今天不让你吃些苦头，你不知道本仙姑的厉害！”喝一声“起！”只见平地刮起一个旋风，把洪某裹住向天空提起。那洪某早就吓得魂飞魄散，高喊：“仙姑饶命！仙姑饶命！”待洪某离地约三丈多高的时候，白娘子用手一指，那狗官就从空中倒撞下来，“噗通”一声落入积肥坑的屎尿里。众人发一声喊，前去救护。
小青面对公社书记和干警、民兵朗声说道：“粮库的粮食是本仙姑借来的，与别人无干。如果有谁敢和这里的百姓为难，谁就会像那个狗官一样的下场！”说罢，姐妹二人足踏祥云升入高空，渐渐远去。有人见空中飘下一张纸来，就拿给公社书记看，那纸上写着一首诗道：“吾本峨眉两仙人，今日下凡救百姓；虐民酷吏应悔过，免下地狱受酷刑！”
公社书记面如土色，瘫倒在椅子上。
县委书记洪某当时没有死，但是天网恢恢，他在后来的整风整社运动中，罪行暴露，被捕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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