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当我长到8岁时，妈妈才突然发现整天疯玩儿的我该上学念书了，但我对哥哥姐姐们的读书是不感兴趣的，识字也实在是没什么玩儿的情况下用于解闷儿的。
所以，对8“高龄”踏入大队所办的“育红班”即幼儿园的我来说——那时爸爸已经荣升为“土皇帝”（农村的大队干部）的四公主了，加之所受溺爱之害本来就中毒太久、毒气逼人，加上天性极其顽皮、喜闹如脱兔、一刻也不静（除非上课睡觉），进学堂无疑于把一只调皮得玩儿死猫的疯丫头从大自然玩儿转移到课堂上找乐子。
我读小学的时候，所有教我的老师都是民办的，最高学历初中文化。我的“育红班”老师很擅于用人，让我这么个“高龄幼儿”当班长——当时能理解的就是管理和我一样的孩子们。这下子可把我乐坏了，我经常在老师不在课堂的情况下，手提象征班长身份儿的一米长的竹棍，轻轻敲打顽皮男孩儿的脑袋。民办老师的工资都是大队拨出的专款，这笔钱在我爸爸的抽屉里。老师能够坚持权力的“世袭制”选择让我当班长，这是农村小学的“好传统”——因为只有村干部的孩子欺负了村民的孩子们，家长是不会护短并到学校大闹的。老师们的教育指导思想是非常端正的，授课是认真进行的，至于对一节课孩子们能不能接受的问题，显然老师们对孩子们的领悟力寄予了充分信任，安排自息课是经常性的而辅导纯粹是多余的。
在“育红班”的一年学习时间里，孩子们全部在嬉戏中渡过了。教室是三间破败不堪的土坯房，茅草顶，窗户是一个四四方方一米左右的洞，跟加高了门槛的门没有什么区别。孩子们在教室打闹不过瘾，就纷纷跳出窗户到外面玩儿。育红班就一个男青年老师，他经常坐在教室的门前和无聊的村民聊天。
夏天的时候，老师从家里带一张破草席，在高度集中精力、认真负责地把知识往孩子们的耳朵里送完之后，就到教室外面找一个大树荫躺在草席上，放松自己过于劳累的大脑去了。
我的表演时间终于等到了！拿着象征老师权威的“教鞭”把孩子们全部**远离破草房的后面树林里玩儿捉迷藏了，班长的威信和地位很容易就建立起来并巩固了。好象“育红班”读完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有学到什么，小朋友们也从未参加过考试——我因此断定学校是玩闹的乐园。
读一年级了。秋季开学时，妈妈用做衣服剩下的布料专门给我缝了一个补丁花书包，既便于装两本旧书，也便于上学路上捡几片大树叶用于擦鼻涕。半学期的学费五角钱（一个鸡蛋价值5分钱），那个时候已经算不少了，相当于现在的50元。
小学的校舍最有意思了。教室的墙是用一半破砖和一半土坯砌的，参差不齐、土黄砖灰（校院的院墙更是破败不堪），房顶是全村最先进的，全部用长满青苔的破瓦铺盖。下雨时，小朋友们要团结在不漏雨的地方。破木板钉的门，经常露出热情的笑口——裂着一条条缝儿，随时欢迎阳光和冬天的寒风来访。教室里没桌子，孩子们动手到池溏边搬湿土，用泥巴堆一个桌子形状的长土台，象泥水匠一样用木棍拍打平整——算是课桌了。凳子是孩子们从自家带来的各式木头做成的——花样繁多哟，样子就别指望精致了。室内的土地面坑坑凹凹（一直到今天还有相当的农户保持室内黄土地面这种古香古色的传统美德），黑板是漆上黑漆的一块床板，挂在讲台后面墙壁的钉子上。每学期开学时，孩子们要共同做贡献给老师做讲台，一起到池塘边搬湿土和泥巴，像做课桌一样拍平整。
上课开始了，老师教一个生字，小朋友们摇头摇脑的齐声跟唱，意思是什么就先别管了，小朋友们都拼命地喊嗓子，以期得到老师的眼光赞许——这表明学习热情高。所以，老师们会说：“同学生，大声读！——嗯，很好！”
学生们的做业本是粗纸做的，浅黄色的皮，方格纸上一粒一粒的小黄点，一本五分钱。能买得起纸已经不错了，大家都学会一本写完了，写反面。作业本用完了，就拿自家的一个鸡蛋到公社代销点里换作业本。
我已经比爸爸幸运多了，作业本正反两面写完后，不必用橡皮擦掉铅笔字重新用了。
每次，妈妈都以鼓励的眼神看一遍我用完的作业本，然后表扬我写得好——可实际上，她根本就识不了几个字。
每天晚上，我就在暗暗的煤油灯（为了省油，灯蕊特意调小了的）下写作业，妈妈坐在床上做布鞋，鞋底儿是一针一针用线缝的，很费工夫，几天才能做一双鞋。
（七）
我被老师按照惯例任命为班长。一年级的课程安排了语文和数学两科，而我只喜欢学语文。数学老师是一个很厉害的男老师，擅长打学生。对调皮的孩子，不管是男孩女孩，他都喜欢一手揪住孩子的耳朵，一手用他的粗指头或竹竿教鞭敲下去，往往把孩子们疼得直流眼泪。这一招非常管用，孩子们都怕他。
孩子们不听话的位置是耳朵，并不是孩子们不愿意听话，实在是耳朵自己不愿意听。打耳朵是不犯错误的，我精通这一招。只要是数学老师上课，课堂纪律就非常好，连窗外的麻雀都不敢叫，教室里静悄悄的，只能听到数学老师的“粗犷歌声”。我往往会在他的歌声中一唱一和地趴在泥桌上睡着了，但他从来不会用他的绝招对付我——我是班长。
我的思维活跃在自习课时，老师们三三两两地在校院里聊天或散步，让我负责维护班里的秩序。老师们把他们神圣的讲课桌让给我来用，我坐在讲课桌旁老师用的高木凳上，面对同学们做作业。听到有“麻雀”的叽叽喳喳声，我的神圣职责意识就会迅速觉醒，我拿着竹竿教鞭威严地寻找挑战一班之长权威的“小麻雀”，“麻雀们”深深体会过耳朵给自己带来的痛苦，立即停止了歌唱。
我第一个加入少先队，光荣地戴上了红领巾。每次放学，孩子们排成一条长长的水龙，从校门里流行四面八方。我家在村子的最边上，距离学校最远，所以我是和我同路回家的孩子们的队长，一路上大家尽情地叽叽喳喳着往家走。妈妈最喜欢看着我戴红领巾的样子，每次都在我放学的时候站在门前的大路上等着我回来。
我的语文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但我的数学成绩只能占中等。每次期末考试我都能够得奖，妈妈总是高高兴兴地把我的奖状贴在堂屋正对门的墙上——以便于邻居来访时向她们宣传一下我是她的骄傲。妈妈精心地维护着我的红领巾，我不带它时，妈妈就把它洗干净并收藏好。
当我读三年级的时候，我的视野开始扩大，我已经不满足语文课本上的知识了。我非常喜欢看“画本”（巴掌大小的配人物画的故事本，一本两毛钱左右），各种各样的画本我都喜欢看，如武侠小说、《封神榜》、《西游记》、《林海雪原》、《红岩》、《日出》、《聊斋》、《红楼梦》、历史小说等等。我如饥似渴地把它们装到脑海里去，我学会变着法儿向妈妈要钱买画册，看到别人有我没看过的画册就缠着人家借看。
无论上什么课，我的注意力只能集中听老师讲10分钟，然后就悄悄把画册伸到桌子下面如醉如痴地看。
小学三年级增加了《自然》这门课程，这是扫除农民愚昧思想的好课目。我本来就对大自然充满了好奇心，所以很喜欢学习这门课。但我对应背记的课程心不在焉，甚至写作文也胡乱应付。上课时偷看课外书被老师发现并没收后，我就玩儿小动作，一刻也静不下来，除非趴在桌子上睡觉。
三年级那一年，学校的校舍有了些进步，课桌是上级配发的新木桌，黑板用黑漆塑在讲台的墙上，每个班级都更新了门并给班长配一把钥匙，以便于管理公共设施。
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要上早晚自习，学校1984年开始发电供学生们早晚自习时用，每一个班级拉一条线，用两盏电灯。但用电时断时续，学生都用自制的煤油灯在早晚自习时用（只需要一个胳膊粗细的药瓶，在铁盖子上打一个孔，然后把10厘米长的绵线搓成细绳样穿进孔里，只留一个蝇头大小的绳头作灯蕊，用火柴引燃就可以用来照明了，但油烟很大、亮度不够，孩子们把头凑到灯下，一边用功读书，一边呼吸油烟）。
我在课堂上读课外书的事儿，被好心的老师告到爸爸妈妈哪儿了。那天，女班主任语文老师到我家家访，对我爸爸妈妈说：“小丫头上课不认真听讲，要么看课外书，要么睡觉，但是每次语文考试都能考80多分，小丫头很聪明的”。女班主任的转折语里雪藏着作为语文老师的语言艺术水平，爸爸妈妈明显最喜欢听她的这个转折语，客气地送走了家访的班主任。
爸爸妈妈永远都不会怪怨我，我偷拿爸爸的书在课堂上读的事儿，爸爸早就查觉了，他觉得读《四大名著》或《今古传奇》没什么错。
小学的暑假、寒假是在勤工俭学中度过的，也是在田野里捡粮捡柴中度过的，孩子们开学时都要交红薯皮（地瓜干）、小麦若干斤或干柴若干斤，变卖后以资学校改建校舍。小学毕业时，天冈村学校（初中和小学连在一起，临村有三个行政自然村的小孩在天冈村就读）已经有点学校的味道了。
（八）
八十年代改革的春风像辛亥革命之风吹到鲁迅笔下的未庄一样，天冈村直到1985年少部分农户才开始用电。有黑白电视的人家只有一两户。孩子们早早搬着凳子聚集在有电视机的人家门前，大人要付五分钱才能进院内看雪花飘飘的黑白电视。
这跟七十年代的大人们聚集在一部广播前听广播没多大区别。
1985年，我家用电了。生活一下子似乎光明灿烂起来。我家养了六头牛，每天爸爸早上四点钟就要起来喂牛。早上五点钟，我们去上早学时，妈妈就要踩着露水到田野里割青草了。爸爸把养大的牛卖了供四个孩子读书，大哥读高中、大姐、二姐读初中，我读小学。奶奶、爸爸和妈妈的劳作强度空前加大了。为此，大姐第一个辍学了。大姐对妈妈说，她想帮爸爸妈妈分担农活，供哥哥妹妹们读书。大姐学习成绩本来不错的，但她不忍心让妈妈操劳过度，妈妈已经累了一身病了。爸爸妈妈不同意大姐退学，但是大姐以实际行动坚决拒绝了爸爸妈妈的劝阻——她到田里捡了一天的干柴，当她满头大汗地背着干柴回到家时，妈妈流泪了。
大姐是最善良和最孝顺的。
我既自私又贪玩儿，从来都没想过辍学不念书这会事儿，尽管我身边的孩子们一个个辍学了。农民的孩子辍学，学校是不管的，好象这都是农民自家的事儿。社会就更不管了，哪有像样的领导到天冈村来屈尊视察一下下呢？如果一个高级领导能够在天冈村的小学教室里坐上三分钟，那就应该让他连升三级。我想，如果历史上英明的皇帝能够屈尊到一所最糟糕的小学里对孩子们说：“好好读书，将来像我一样当皇帝！像我一样为天下黎民百姓造福！”那简直就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万古伟人。
事实上，社会发生动荡根源在于教育出了问题。农民的孩子们靠父母在贫瘠的土地上艰辛劳作，用血汗钱支撑着孩子们营养不良的瘦弱身体去学习文化，他们懂得报答母爱，可他们不懂得报答祖国这个母亲之爱。我们用祖国母亲慈爱的目光来看孩子们：我们给了他们什么样的爱？土地是祖国的，祖国是人人的，而人人拥有使用土地的权力。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使用唐朝的曲辕犁耕作生存、交公粮、出各种税收和供孩子们读书，全部靠自己的劳动。请把镜头聚焦在生活于极端贫困状态的孩子们身上吧！我们要让国际社会同情吗？不！我们希望看到政绩卓著的官员们在破破烂烂的教室里坐上几分钟，或许这几分钟就可以把被权力腐蚀的灵魂拯救回来。如果振兴经济要牺牲教育的话，我们把知识看成什么啦？经济往往会在落后的教育体制里化为泡沫。
我的初中生活是觉醒的时期，当历史、地理、政治、法律常识、生物学、代数几何、英语和物理化学等进入我幼稚的头脑时，我沉睡的灵魂开始苏醒了——逐渐强烈地热爱上了学习。小学时期，不怎么认真学习，只对课堂外的新事物非常感兴趣。少儿时期，我心目中的新事物非常单一，不过就是看场电影。新事物这个代名词那时候也只能用在看电影这件事上，人们的温饱问题刚刚使肚皮挺起来，唯一的享受就是听广播或看电影了。每年，大队部会隔三岔五地请镇上电影院的人到村里给父老乡亲们放场电影。每次都是晚上露天放映（没有电影院——有时天气变化下起雨来，村民们就披着塑料膜在雨中欣赏），下午就早早地把白色电影映幕在公社大院空场地前的两棵大树间挂起来了，以告知全村男女老少们。大队晚上要放电影的消息迅速吹进了一颗颗稚嫩的心灵里，课间休息时孩子们叽叽喳喳地传播着难已自抑的兴奋之情。对道听途说来的电影片名充满了热切地期待并渴盼着早点放学去抢占一个好位置，所以那天的课堂纪律就非常好而且读书的声音异常高昂——谁都担心自己放学后被老师留下来训话。不管哪个村放电影，我都会找伴儿去看，那怕距离我家有十里之遥，孩子们都会步行前往、夜半而归，因为电影能够满足孩子们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心。
八十年代初期，天冈村哪家有“三机一车一表”（“三机”指收音机、缝纫机和录音机，“一车”指自行车，“一表”指手表）都算是有头脸的人物，骑自行车到镇上赶集都算是风光的事儿。
1988年，爸爸买了部14英寸的黑白电视。晚上，前村后院、大大小小的孩子们都带着自家的小凳挤在我家院子里看电视（我家不收费）。我从黑白电视里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也因此明白了可怕的处境。我们像一群低级动物一样生活着，房间里时时传来老鼠的欢呼，到处的跳蚤和虱子在室内的黄
土地上跳舞，五谷杂粮在肠肚里歌唱，这是新生活吗？
我要新生活，我要好好读书，我不要愚顽不化。为此，爸爸专门给我另盖了一间红砖瓦房——我的“红色闺阁”书房。我开始发奋读书，谢绝了所有玩伴，集中全部精力潜心读书。我最喜欢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和化学这些课程，我喜欢自学，不爱听老师讲课。每次考试，除语文平均能考80分外，其它几科平均都在90分以上，但物理只能保持及格水平。最讨厌上物理课喽。物理老师是管中学教务兼任初三毕业班物理课的中年民办男老师，他授课的风格极其有特色，而且经常面带微笑，不知不觉地让物理知识从教室内溜到窗外而不是学生们的头脑里。
他的授课思维太活跃了。在物理课上，他讲南极仙翁下棋，东扯葫芦西扯瓢，神鬼怪故事一齐来，一堂物理课硬生生被他的风趣刮到南北极去了。物理老师的最突出优点是从来不布置作业，而且他的会计业务实在太忙了，授完课就走人（怕学生提难题，自己解答不了）。导致每年初三学生报考中专、高中时，物理一科绝大多数不及格。对学校的财务问题大家是说不清楚的。校舍日趋破旧，初三教室的后墙在一个下大雨的深夜里轰然砸倒在教室里。村民们说，这是文曲星下凡保护同学们，如果白天倒塌就不知道要砸死多少人。事实上，很早以前同学们就发现教室的后墙在喃喃自语。只要有刮大风的日子，它就开始不停地“流泪”——刷刷地掉土。
初三的学生们经常指责物理老师贪污学校财产，他居然皮笑肉不笑地说：“常在水边走，哪能不湿鞋。等你们有本事当官了，轿车都有人送。”
贫穷之乡的民办教师哟——专门揭人短处，却断然想不到当官的辛苦。清朝的李鸿章被人称为“拼命当官”，可想而知，当官多么辛苦啊！既要琢磨事儿，又要琢磨人。
我的政治老师是个外村调来的好民办老师，这个老头子教了一辈子政治课。他认为一个女孩子每次政治考试能够经常考满分是值得分析分析的。他把我每次考试的政治成绩记在他专门为我准备的笔记本上（他暗自判断自己正在培养一个女政治家），而且他默许我在他上课时读其他书籍。后来，在我读大学时，放暑假我专程去看望这个老头子——他已经生命垂危了，头发全白了，身体非常虚弱。老头子留我在他家吃饭，期间他把笔记本拿给我看，并说他曾经跟踪过我。他说，初三那年，他好几次悄悄跟着我，想看看我家住在哪儿，家长是谁。这个外来的好老师无数次在其他老师们面前，为他的女学生自豪。真是感谢他——认错人喽，我喜欢学政治是发现政治性的欺骗比较好玩儿，尤其对“小鞋”的用途极感兴趣，对“溜须拍马”的妙言十分受用。
难道农民们没有发现土地是新社会恩赐的吗？没有新社会，农民能有土地吗？但是，拥有土地就意味着农民革命到位了吗？几千年以来，鄙视这群生活在底层的人的习惯要继续下去吗？没有文化是他们自己的错误吗？孩子们听不到真理的声音，活该一天天愚顽不化吗？
1989年北京学潮时，我读初中三年级。我写了一篇《我们是谁》的作文，受到语文老师的肯定，他在课堂上念了我的小小心得体会。我的开篇明义语是：“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活在盲目的岁月里。”我的结尾词是句不成韵律的小诗：心居苦海回头处，万里踽踽飘渺途。
读史使人明智。我从历史教课书里仿佛看到了从黄河流域的尽头处，一行行从原始森林的树巢上、洞**里走出来，吟哦着走过夏商周、春秋战国、强秦盛汉……宋元明清和旧民新国的人群，落脚到生我养我的天冈村。
——直到如今，唐朝时期的古辕梨仍然被天冈村的农民们赖以生存地、无比自豪地使用着。
我们活在古老的历史中，而辍学的同龄人却以为自己活得很有眼光。
我在读初三这一年开始痛恨妈妈的溺爱，无情地拒绝接受每天早上她把鸡蛋糕捧到我面前所凝聚的爱意，我看不到也听不到她在离开我房间的背影里喃喃着“孩子不要妈妈了”的低语。
谁在愚弄可爱的农民们？多少无辜的孩子们活在愚昧中啊，他们早早就辍学了——因为交不起学费。多少女孩子15岁前就被父母订了“娃娃亲”？多少20岁出头的农家女已经当了妈妈？多少农家女在繁花的都市里迷失了自己，甘当“不下蛋的母鸡”？
帮帮贫穷乡村的孩子们！不是同情，不是义务，那是我们创造文明社会的具体表现，是我们的权力！当然，我们还没有发挥过选举别人的权力，但我们深信自己总有一天有被人选举的权力，并且拥有满足虚荣心的一点小权力。我们会把虚荣心用在教育上，而不是用在遮羞布上，物质贫穷容易改变，精神贫穷却难以改变——它总是连着战乱和生灵涂炭。人类需要这个伟大的虚荣心，它在几十年后会出人意料地超级强盛。一个几乎全是高智商的民族会争权夺利吗？有人会。但他别想流芳十年，或许一年之后就会变味。一个高智商的人永远不会被无边的权利侵蚀灵魂，他有足以抵御一切愚蠢诱惑的智慧。立德、立功、立言，还是立灵魂吧。行尸走肉极其不好玩儿，刚学会走两步的小婴儿最有灵魂了。谁把长大**的小婴儿变成行尸走肉的人了呢？
历史以人类智慧结晶的形式存在，但是我们使它变得异常遥远——事实上，它就在脚下！我们要创造历史而不是被历史恶性循环地牵着鼻子走，历史算什么？是我们创造的。
（九）
1991年，我考上了双耳洲县城第一高级中学，也是省重点高中。我开足了马力向大学冲锋，我从来都不觉得艰苦。为了节省爸爸妈妈的血汗钱，我一餐只吃二角钱的菜、四角钱的馒头和一角钱的汤。当我的脚步声响彻在县城的半价图书馆时，我知道——让他们久等了。我不知道一个灯火辉煌的小县城的迷人之处在哪儿。我唯一的奢侈就是读课堂之外的书，聆听作者们倾诉心灵之声。
我最大的错误也是今天的幸运——我选择攻读理科。高中时，我自学了文科。我如愿以偿考进大学，但是在跨入大学门坎后，我已经被物欲横流、人情淡漠和意识形态的混乱累垮了，我被自己的情感击败了，我对人生意义产生了悲观认识，觉得太累了，疲惫不堪、生不如死。我不希望为拥有更多的金钱、失去人间真情而生活，——其实是自己愚蠢而孤傲地片面待人对己、对社会。我选择了结束生命，在一个下着茫茫细雨的日子里，从大学的医院门诊楼三楼轻率地跳下楼去阴谋自杀！
但是，意外的幸运使我捡回了我的生命，我的阴谋破产了。我在脑科病房里只住了九天就出院了，我生活在人为地意外重生里。除了我爸爸，谁都不知道我是自杀，院长特意去病房看看这个“意外从三楼摔落到水泥地上而安然无恙的”创造生命奇迹的小丫头。
我想：“反正自己捡回了一条命，不如努力做点有益的事儿，既便失败了也无所谓。”
我的脚步声悄悄地走进大学的图书馆。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一块干干的海绵，急切地需要“吸水”。我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和马克思及老庄哲学、孔孟哲学和毛邓等人的哲学著作，读自然科学、世界历史、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等等，我不停地运转着自己的思维，我要探索生命的终极意义——即使累死又何妨，反正最终也是这个归宿。
大学毕业时，我写了《人类历史的三种力量》论文，教授满足了一下我小小的虚荣心——肯定了我的独立思想。我并不在意任何一个人的评价，因为每一个人的眼光是绝对不同的。正如伏尔泰所说：“尽管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愿意用生命捍卫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力。”
我所论述的三种力量是意志力量、道德力量和技术力量，它们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支柱力量。我认为，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是以道德力量为轴心运转的，道德旗帜的升升降降戏剧性地导演着人类的悲喜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妄图单纯依靠强大的意志力量和机械化部队的技术力量称霸世界是行不通的。道德天然凝聚而成的智慧力量是无穷大的，任何一个种族在面临灭顶之灾时，都能够爆发出击败屠杀种族者的强大自卫力量，这也是人类永远不会灭绝的根本原因。人类讴歌、追求真、善、美，而道德力量是从善凝聚的。流血牺牲不是真理。只要大量地牺牲同类，就永远是从一个错误走向另一个错误。更何况真理是人类共同拥有的，斗争全部是为了物质利益，而不是真正的爱心。只有人人心中潜藏着的善良得以激发出来，时刻铭记“善”是人类生命智慧的源泉，才能真正领悟宇宙的真谛和生命的终极意义，达到自我拯救的目的。
尼采的“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并不是片面要求人类优胜劣汰，他的超人思维与自然界残酷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截然不同的。达尔文也想不到他的进化论在他死后居然被应用到人类社会学上，他是不会同意人类弱肉强食的。
事实上，人终久会选择天的，想让天下雨就人工降雨，想看到太阳就把乌云赶走。不无可能。
尼采曾宣告：“上帝死了！”使西方世界大为震撼。但真正正确理解他的只有少数人，他终其一生都与孤独为伴。弗洛伊德、萨特、海德格尔、加缪、萧伯纳、梁启超和鲁迅等文化巨擘都曾深受尼采影响或对他极为推崇。
尼采的学术思想精华集中在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上，在一个基督教一统天下的西方世界，他能够大胆指出其教义约束了人性、腐蚀了人心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说，基督教的教义是最要命、最蛊惑人心的谎言。他的言论在中世纪西方社会意味着被送上火刑柱，即使在今天的西方社会也会为受到责难。尼采的《致光明之友》诗：“倘若不愿让视力与精神毁伤，务请在阴暗中追寻太阳！”他在《忠告》一诗里写道：“你是否旨在博取声望？若是，这信条务请记取：自动放弃名誉，要及时！”
1889年1月3日，尼采在街上看到一个粗鲁的马车夫在鞭打自己的马，他冲过去，抱住那马的脖子痛哭流涕，并竟因此而昏死过去。次日，他发出一封明信片，给朋友写上这样几行字：“世界光辉灿烂，所有的天空喜气洋洋。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于是，那个世代的人居然因此“断定”这位“大彻大悟”的天才哲学家疯了。随后，他被人送进了精神病医院直到去世再也没有出来过。1900年8月25日，在德国文化名城魏玛，尼采永远闭上了他的双眼。
请看尼采的一首《挑选的情趣》小诗吧。
假如让我自由选择，
我就为自己
在天堂里挑选一个位子，
这座位在天堂门前则更好。
尼采为什么要挑选天堂门前的位子呢？
天堂在哪里呢？是在人的心灵里，还是在某一个角落里呢？基督教凭空许诺了那么大的一个天堂，最好还是先找到门在哪儿吧。
上帝太孤独了，他需要聆听不同的声音。尼采在精神疯医院里关闭情感之门时，却注定了他是一个对后世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伟大思想者。
关门的奥妙恰恰在于表明门的存在，残缺的痛楚恰恰在于表明完美的存在。
如果天堂存在的话，那么它也只能是高级智慧生命的住所，他们恶心肉麻的赞美诗，更痛恨不知自己是智慧生命的人——对着镜子赞美神！少一份祈祷，多一份爱心吧，上帝也会感动的。怎么可以为了使自己能进入天堂，而肉麻地赞美上帝呢？难道上帝在溜须拍马者的花言巧手或软弱无能者的乞求这下也是如此的不明事理、不堪一击吗？
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他肯定在寻找朋友，住在天堂里太孤独了，——他宁愿住在地狱里拯救没有灵魂的人。
再没有比孤独更可怕的东西了！上帝会感慨万分地说。
上帝决不会想到居然有那么多人梦想成为永久的至高无上的万军之主，那些人也料不到孤独远远比上帝的权杖要可怕得多，而上帝的权杖又恰恰缠绕着孤独，两者形影不离。
（十）
在我的读书生涯中，我感受最深的是如何倾听作者的心声。一个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人，他的作品是值得认真琢磨的，因为他很清楚生命的意义。
只要一个人把所谓的真理呈现在读者面前时，在真理的前面缀上自己的大名，那么他所谓的真理就不是真理的全部。真理只有一个名字——真理！永远不归某个人物私家拥有，因为真理的本质属性是众生所有的。如果说某某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就无疑于当众给了某某一记耳光。难道没一个人知道真理的属性吗？真理是可以放之四海而不死的，但任何人跟在它后面放入四海中任何一海都会被口水淹死。
当然，他们留下的箸作是人类积极探索真理的标识牌和接近真理的智慧成果。但是，如果执迷于某一个人的箸作而不思源、不超越，就会将某一个种族误导入刀光剑影之中，让智慧生命耳闻目睹血雨腥风之残酷，甚至不幸丧生于此。
所有的伟人都是期待被别人超越的人，否则他就不配被人称为伟人；而压制别人的人简直就是垃圾。伟人期盼被人超越，这是促使历史前进的因素之一；而伟人的错误不单单是灾难，更可怕的是阻滞历史前进，甚至使历史倒退。
我肯定某某哲学的部分内容，但不会无情批判哲学思想者，因为他们是我的良师益友。即使一个重挫我自尊的人，我也能想到他对我的帮助或给我的启发。人类不短缺仇恨，至今仍念念不忘呢。过去的仇恨就让它逝去，我们只需要拥有幸福的未来。人类的心灵是相通的。纵观中西方哲学发展史，虽然争论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方法之一，但抑人仰己、死缠烂打、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文斗是不可取的。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同类，都是一群能够创造和使用生产工具的高级智慧生物。后人的思维从他们那里受益非浅，尤其可贵的是发现了他们的错误。但是我们强烈地批判他们时，我们就已经错了。真理对你我他来说，它不希望我们无情地全盘否定一个人，否则它就不是真理，它也永远没有代言人。
生活自然会把没有灵魂的人关在门外。一个行将就木的人突然感觉到人生异常空虚，这无疑是一种可怕的惩罚。空虚远远比痛苦要厉害得多。一个从高官之位上退下来的人最需要感受一下门可罗雀的味道，那才是他的功绩——更具体的写照。
我已经完成了宝贵的生命之旅，幸运地捕捉到一点点对生命的感悟。我的骨灰将被朋友们迎风而撒，至于我原名是谁、家住哪里，都无关紧要，风过无痕吧——但是妈妈们是理解自己的孩子们的。
亲爱的妈妈为什么一直执着地爱着我呢？尽管我不止一次地面露讨厌她之色，但她一点都不介意。
原来答案是这样的：在我刚刚会说几句话的时候，1973年冬天的某一天，妈妈抱着我坐在院门前晒太阳。阿黄（我们家的黄狗）突然叫起来，它看到一个衣衫褴禄的老年女乞丐正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她用一根黑黄的木棍支撑着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瘦弱身躯走到妈妈面前停下来，她的头发已经脏得纠缠在一起，打成一团一团儿的结。她仰着憔悴枯黄、满目忧伤的脸，伸出脏兮兮、黑乎乎的手，以微弱得有气无力地声音对妈妈说：“可怜……可怜，……打发点吃的吧？”妈妈还没有说话呢，我已经把头贴在妈妈的怀里——哭了。我对妈妈说：“妈妈！给她馍馍，给她馍馍！”我的眼泪流进了妈妈的胸膛，温暖了妈妈的心——因为妈妈13岁时是以乞讨维持生计而到爸爸家的。
多年以来，妈妈从来都不说为什么偏偏最喜欢我，直到前几年我回老家探亲时，她才把那一年刻在她心里的小故事告诉我。最后她说：“刚会说话的小娃娃就知道可怜人，哭着让妈妈给要饭的老婆婆东西吃，心肠多软哟！”
妈妈永远铭记着，我幼儿时期的第一次同情老人的哭声和眼泪。她坚信不疑：自己的女儿心中永远有妈妈，不管妈妈多么丑陋！
母亲的眼光是从母爱发出的，是心灵之光。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眼光和择友标准，但无一不是源自母亲的爱。
从母爱出发，学会尊重生命，是21世纪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对历代的伟人进行价值重估，同样是21世纪的一个重要课题。伟人都是母亲生的，母亲生育了一代伟人是正确的。伟人的业绩是最接近真理的，但是最接近真理的错误是最危险的。对伟人的慎重永远是后来人的治学态度。批判同样需要尊重，尤其对不同时代的或已故的伟人。
生活中，总是有一些蚂蚁爬到牛角尖上，自以为爬上了山顶，可以居高临下、说三道四。我就是一只这样的蚂蚁。
生活之苦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精神之苦；生命之乐并不快乐，真正快乐的是灵魂之乐。没有灵魂的生活与没有灵魂的生命都是在行尸走肉。
母爱就是伟人之爱，这算是献给妈妈们的苦乐年华吧。谢谢妈妈把我带到这个可爱的人世间。
……
我们永远都忘不了来时的路，也忘不了贫困乡村的小朋友们。如果让他们与老鼠跳舞，那就太超前、太文明了，我们还是努力让他们先学会认识当前的世界吧。
城外的想到城内去，一旦进去了，反而更看不起城外的；而城内的却想到城外去，一旦出去了，没多久又回来了。城市毕竟是文明集中的地方，而城外毕竟是文明的边缘。我们要突破围城，进出自入。把“公仆”写进灵魂，融入生活吧。其实，城市就是农村，而农村更是城市。
祖先们最先创造的是农村，其次才是城市，而我们要把农村变成城市，把心灵撒到大自然里——这是农村与城市共同的家。
这是苦尽甘来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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