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信，我活着；我确信，我快乐。
——谁家丫丫
（一）
我从小就是一个爱幻想、极奇怪异并被独立判逆精神浸蚀心灵的小丫头，是爸爸妈妈最小的孩子，也是全家最疼爱的孩子。从我记事、会数“数字”那天开始，我就生活在全家七口人的核心，肆意享受着溺爱（爷爷28岁去世时，奶奶25岁、爸爸5岁，孤儿寡母地发展到7口人）。
溺爱是不幸的开始，尽管智慧源自善良的爱，但溺爱是懒惰的温床，它滋生愚顽、高傲、孤僻、邪恶、极端的自私和虚荣。
值得庆幸的是，我从不破坏别人的幸福，因为从妈妈那里学来了善良。
我的妈妈——现已64岁的老女人，以她的善良心肠一如既往地至爱着我。
我曾经一度看不起这个40年代出生，13岁沿路讨饭、乞讨到爸爸家（现已63岁的老男人）并“转正”当我妈妈的她——个子矮，155CM左右，长得又丑，又“唯己为是”地自尊、刚强。我20岁左右时非常讨厌她，一度把她的乞丐经历视为内心深处的耻辱，也经常粗鲁地拒绝接受她的爱意。
我一直暗自庆幸自己比两个姐姐幸运（她们和妈妈年轻时近乎一样的身高、粗糙皮肤和模样），而我则因为厌恶妈妈的丑陋，导致我的遗传基因发生了突变，把所有妈妈的“劣质产品”拒之门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像鲁迅的匕首和张爱玲的唯美眼光一样，我的生命基因们对妈妈的基因进行了精心的挑选、分割；从爸爸那里，“基因突击队们”认真考查了他的脸型、身高和皮肤，同样坚决取舍和分割。于是，基因按我长大时对自己的满意程度和标准进行组装。
我身高165CM，瓜子脸、笼烟眉、双凤眼、黑睛明眸、典雅鼻、樱桃口，雪白皮肤光泽滑腻，黑色的瀑布不知道系着多少精灵，至于那一对“美丘”准备埋葬多少眼光显然没法计算了——女人对有数量限制的东西除了一个如意的情郎外是懒得去思考的。
但如果受挫的话，数字又往往来得异常精准。
美女是最怕蛇的，因为不小心就会在面孔上蜿蜓着宣示逝去美貌的时间轨迹和对青春的心得体会。最讨厌的是它们会不知不觉地在你脸上皱纹式地爬着玩儿，而且还在镜子里恶意地张开眼睛看，用什么美容化妆品甚至熏死人的外籍香水都无法迫使其闭眼，更可恨的是它还会从厚厚的脂粉层里睁开眼看——拉紧它也无济于事，说不说话倒是次要的——在这种时候无声胜有声，赞美则适得其反——自作聪明的好心男人是不解其味的。
“三围”永远是我善良的朋友，它一贯地捍卫着我的理想，紧紧把淘气狡猾的小蛇捆在腰里，防止它流窜到脸上或在身上玩儿；一旦胃过度贪吃美食，我的“三围”就坚决将其所谓的“美”击退；它们真是精灵啊，吮吸男人的眼光和唾液并紧追不舍，以给我提供准确的参考信息。
女人的虚荣心啊，疯长起来在寒流正近、夏暖尚远时也会勇敢地流露出爱虚荣地“超短裙”、诱引眼光和等待赞美的一双**。
此刻，腰和美臀及脸蛋的价值仅仅再于提醒耳朵务必注意聆听来自身后的赞美。
美丽的眼睛经常顾盼生辉，或许心内坏笑着用眼波织网撩人，余波摘取因频频回头而招致意外撞击的迷色男人的窘态笑料，但是经常会被精美的情书和多情的俊男才子弄得眼波迷离。
尤其在孤独而伤情的关键时刻，屈屈一枝小小的玫瑰花居然使其眼色朦胧，而花香从眼睛里渗入心房，激起情波荡扬、经久不息并化成美丽的旋涡深藏在灵魂里刻骨铭心、永久不忘。
也有些时间美女的眼睛会流露出不顾一切、舍身取金的“金光”来——高度近视是暂时的，而现时不是永远存在着么？
我已经习惯了让眼睛去逮捕精美的东西，而对粗陋不堪的存在显然不止是难以下“眼”了。
——可怜的妈妈哟，仍然惋惜着自己的遗憾并唠唠叼叼：“你应刻生在富贵人家里，妈妈心甘情愿当你一辈子的老丫鬟伺候你，免得跟着我受苦。”她不知道自己的家就是富贵之家，而她是这个富贵之家的女主人。
（二）
妈妈可能习惯了人间的苦，不知道什么叫苦，因为她本来享受的福就不多。但她明显感觉出来我讨厌爆晒在烈日下——气喘吁吁地流着香汗滋润野草而不是眼睛，更何况干的是粗重农活儿。
但是妈妈活在没有攀比的世界里，这是她的福气。她最喜欢钻牛角尖了，凡她认为正确的，必认死这个理儿，坚持到底、死不妥协。她发起火来不骂脏话，但她却敢拼命地和一个彪悍的男人吵架。她的话尖酸刻薄，经常骂人“不要脸、没血汗和不是你妈生”的这类刻薄的进攻语言武器。她的防守武器是什么呢？
——封建迷信血液流淌在近乎原始人的血管中会产生什么？
——愚昧和暴力。
——弱者会受到强者的**打击和精神侮辱。
妈妈以什么武器防守呢？当然不是物质工具，男人比女人会用得多，而且力气更大。
她如此不要命的攻击，目标不是爸爸，是村中游手好闲的地痞无赖。他们破坏或偷盗了我家的庄稼——被妈妈发现了，妈妈要去讨公道。
地痞无赖的生存哲学只忠于既得利益，脸皮向来都可以充当“爱嘴者”导弹，其他导弹是打不穿它的厚度的，一般是可以准确反弹回来的——正如同狗的生存哲学只忠于主人一样，那管你善恶呢。
那种现在想来是凄风苦雨的岁月——我的童年，常常要忍饥挨饿、一年四季都会断粮，人人瘦得皮包骨头、有气无力，唯一值得欣慰地是没有丢掉咱龙的传人本色——脸皮干黄得越来越像没有光泽的黄龙皮。
妈妈生第四个孩子即我时，已经没有多少乳汁了，只能让“母鸡妈妈”下蛋，我喝煮熟的蛋浆来成长了。我是吃鸡蛋长大的。
那个年代的人是无钱喝牛奶和羊奶的，中原地带还没有奶牛和奶羊，也不养马（马耕不动我们哪儿的土地）。
人们把牛奶用于养小牛，为将来老牛拉不动耕犁后贮备“接班牛”；猪羊和鸡鸭鹅类的全部作为经济作物养，卖掉后，用来买化肥和农药。小孩子天天吃鸡蛋，在农民和与我同时代出生的小孩子们眼中是极其奢侈的——粮食都不够吃，既谈不上天天吃白面馒头，也更谈不上天天吃鸡蛋了，吃肉就不用去想了——偶一为之、全家共喝汤。
我懂事时，几乎每天都盼望妈妈蒸一笼白面馒头，但妈妈为了避免孩子们养成只吃白面馒头不吃黑面（麦子的皮磨成的面，用其做成的馒头蒸熟后是黑色的，俗称“黑窝窝馍”）的坏习惯，就把白面和黑面及五谷杂粮掺在一起做馒头，防止我们吃“偏食”——和学习偏科一样，只爱学自己喜欢的科目。
妈妈不顾一切的争吵，是为了自己四个越来越瘦弱的孩子。妈妈的刚烈意志支撑着她不屈的**和灵魂。妈妈的疯狂进攻力量从四个张嘴要吃东西的小动物——我和哥哥姐姐们这里产生——妈妈是永不妥协的母狼！
妈妈的自尊被地痞无赖们的脏话——像利剑一样刺伤了后，是非常可怕的！
她彻底激怒了，像母狼一样地咆哮了！她的血液——她愤怒的泪水充满了眼眶，她疯了似地冲上去，不顾一切地冲上去，谁也阻挡不了！！！
她冲到她的“敌人”面前，亮出了她的防守武器而不是进攻武器，她那饱含着泪水、因极其愤怒激红的饱经沧桑的脸——是男人你敢打吗？！
——你打吧！！！
好女不和女斗。妈妈是经常和臭男人作斗争的，“敌人”也经常被她的防守武器而不是进攻武器击败。
（三）
我少儿时代生活的那个天冈村1983年才用电——电视显然要等电线先来，广播据说76年还没有通到各家各户。
想听广播的人早早带着小木凳聚集在各生产队小队长家门口听声音，并为此闹出唱戏的人是钻在广播里唱的一类的笑话。
收音机和自行车都是奢侈物，各家各户的房子绝大多数都是泥巴垒的，屋顶是麦秆和高粱秆织成并铺盖的，屋梁是两根平行竖立的“∧”形圆木和一条粗长圆木（粗细较为均称的大树所做）钉在一起支撑屋脊，利用木匠鲁班所创的三角形力量原理。
爸爸从小都聪明好学。据奶奶回忆说，爸爸写字用的笔是铅笔（还没有圆珠笔呢，连纸都买不起哦），他在本子上做作业——正反两面写，用完本子后，用橡皮轻轻擦掉再写，直到纸薄得不能再用橡皮擦为止。就这样，爸爸非常刻苦地开始用知识武装头脑。
爸爸读到四年级时（大约11岁），奶奶没钱供他读书了，因此爸爸辍学并开始挑起务农养家的重担。好在爸爸天性好奇、好问、好学，凡他觉得有用的他就会死皮赖脸地向人讨教，他的“学校”转向“大集体生活时代的社会”了。他向农村的“江湖医生”学医，居然学会诊断一般的小病并自己能给自己打针，还专门买了注射器和药应付奶奶、妈妈和孩子们的感冒发烧。
爸爸精通珠算，很小的时候已经是全村出名的速算专家了。他用一根轴上七个圆珠组成的算盘拨打数字的加减乘除，远远快过了后来我用计算器和他比赛多组数字叠加之和或差的速度，而且精准无误。也正是因为这个特长，他在15岁时（1957年的大集体时代）就当了生产队食堂会计。所以妈妈“打仗”时，爸爸基本上是不在家的，一头扎在村里的账目里了。
1978年，爸爸当上了双目镇最大的行政自然村天冈村大队会计——掌握全村父老乡亲的经济命脉。爸爸的诚实和正直与他的名字“德正”一样受到乡民的拥护和信赖，他靠自己的勤劳聪慧成为天冈村唯一具有至高无上威望的“外来户”男子汉。
爸爸是既不喜欢和女人斗也不喜欢和男人斗，但他就喜欢读书识字，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不知道他读过多少遍了，还专门订了一本杂志《今古传奇》（那个村庄的农民们不爱看报纸也订不起报纸，也可能被曾经的“大字报”吓怕了），期期必读、有空复读。
凡是他遇到的不认识的字或词，小学没毕业的他就翻字典、识字背词解意——日积月累，居然比我大学毕业识字还多，并能引经据典地指出生僻字词的古今用意区别。
他非常珍惜爱护书籍，专门做了一个大木箱装书籍，为了防止我偷看、课堂看小说，他特意把它们锁起来。
农闲时，他还喜欢写毛笔字，练就一手硬朗大气的行草书法，导致每年过春节前，左邻右舍都到我家来，请爸爸帮他们写几幅对联。
但是爸爸的所知全部潜移默化在他的寡言里，除了在工作时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给乡民们讲道理外，对我们四个小孩子始终一脸家长的严肃相，难得在我们面前一展笑脸。
我们活在无声的父爱里浑然不觉——长大后，大家齐声报怨家长制的无情，我们严重缺乏沟通、“父养”不良。姊妹们以牙还牙，拒绝父爱。我们娱乐时不喜欢爸爸在场。
何等的无知啊，让爸爸更孤独哟。
（四）
——还是来看看妈妈是怎么处理“战利品”的吧。
妈妈并不再乎胜利的果实，更不会拉长战线、乘胜追击，她永远同情被自己打败的“敌人”。
这是母狼的斗争哲学，她斗争的目的是警告来犯之敌不要抢她孩子们的“口粮”——保护自己的孩子，而不是养成打仗的玩习惯。
孩子们都还小哟。
此时，奶奶只懂得慈爱地搂抱着小孙子们，默默地看着，嘴里咕嘟着她的意见。她永远不会和任何人争夺，既便是别人抢走了她赖以活命的粮食，她也不会哭喊——她老人家八岁时被卖到爷爷家以来，泪已全部被“心”吃了——它只能倒流进它的家。
我是在1972年的农历8月13日子夜出生在这家贫穷的农家破院里的，差两天就圆满了。
中原地带的仲秋是不会下雪的，所以我比雪花儿来的早了点，不能像雪花儿一样漂落在富贵人家的琼玉楼阁里。
妈妈把我生下来前，早已经被50年代末的三年大饥荒折磨得骨瘦如柴了。
——种种迹象表明，我是爸爸妈妈的意外“产品”，不在计划之内。
妈妈没有给我照婴儿相——照黑白相片同样是奢侈的，温饱问题正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健康。更何况看看妈妈的样子就知道我从胎盘里钻出来的寒酸相——白瘦如腊、团成一圈的小东西。
妈妈说，农民的孩子一般都会黑一些，但我明显是投错胎了，出奇地白净。左邻右舍的叔叔阿姨们都喜欢抱我，他们给我起了个绰号“白净小丫头”。
妈妈说，我刚满月不久就险些死去了。
妈妈坐满月子，已经是初冬天了。
有一天，她和邻居阿姨一起去看村里一家聚新媳妇，把我骗睡着后，自己去找乐子了。
这个老女人一直贪玩儿地看着村民们闹新媳妇，直到半晌了，邻居阿姨提出来到我家看看我的小样儿，妈妈才如梦初醒。
这个不负责任的妈妈走到我睡的床上，一下子呆住了——我醒后把头藏到被子里去了！
妈妈急忙拉开被子，显然我已经快不会呼吸了，整个脸因为严重缺氧已经憋气成紫红色了。奄奄一息喽！
——差几分钟我就可以充分表达妈妈把我带到这个贫穷可怕的世界后我所产生的后悔之情了！
妈妈急切地把我搂在怀里拍打着，我终于哭出声了——这是表达后悔的最低级方式。
那个邻居阿姨愚蠢地救了我一命，事后她还念念不忘地多次在我面前提起她的愚蠢之举。
我学会自己坐起来抓东西往嘴里塞时，已经开始给奶奶增加麻烦了。
妈妈说，我儿时不会爬行，刚学会独立地坐着时，就会“走”了。把我放到地上，我的两只手一只抓一只脚，把脚手往前伸，然后两手用力往后拉，**往前移（女人天生是擅长用**的，别忘了这一点哦），如此循环动作就到处“走”起来，改变“走”向时只需两脚登地、**为轴就把身体转向了。结果只要把我独自放到床上或地上，我就会乱“走”，日积月累，我随着成长的速度和力气的增大，没学会爬行，坐着“走”的技巧倒日趋熟练了。
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们下田干活去了，把我留给60多岁的奶奶照看，可把奶奶给累坏了。
只要她把我放到地上，我就四处坐着“走”去抓东西玩儿或者抓到什么就吃什么，偶尔会咬了满口的羊粪蛋蛋。
奶奶发现后慌忙来掏我嘴里的羊粪，否则，妈妈回来发现后会严肃批评她的。她一刻也不能把我放松，只好把我抱在怀里四处去游看了。只有在这时候，我才比较乖。
当我能站起来走的时候，奶奶更苦不堪言了，只能踮着被旧社会的臭裹布害苦的已经严重畸形的“三寸金莲”追我了。我会到池塘喝水哦——奶奶吓坏啦，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有意见，长大后提嘛。
奶奶开始运用她古老的智慧陪我玩儿——玩泥巴。小时候哪儿有钱买玩具哦，布娃娃类的一概不需要。
我会满院子跑着抓鸡呀猫呀狗呀之类的玩儿。奶奶把我的好奇心拴到她用泥巴捏的小狗、小鸡、小猴类的小玩意上。害得我爱上玩儿泥巴了，偶尔还会往嘴巴里塞一点尝尝味道。奶奶开始教育了，泥巴不能吃——只能玩儿。我想，所有的雕塑艺术家大概就是这样成长出来的——所有艺术的能源埋藏在土地里，让能发现美的眼睛来挖掘。
当我三岁时，我已经远远不止会闹了，显然女人天生爱说话的功能开始发挥了。妈妈最早教我叫的妈、爸、奶、哥、姐已经不能满足我的好奇心了，我问妈妈：妈妈，我从哪儿来的？我为什么没有弟弟妹妹？
那个时代的老女人都是老封建思想，她们不说孩子是从哪儿生出来的，一律告诉孩子们：是在田里干活儿时不小心从土里挖出来的——这是农民的哲学，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田里能够挖出“小宝宝”。从那一刻起，我就盼望着快点长大，到田里去多“挖”几个弟弟妹妹出来和我一起玩儿。
和邻居家的小朋友们一块玩儿，大家都穿着补丁做成的开档裤。小男孩和小女孩小便时，为了防止尿到衣服上，动作是一致的，都是蹲下来撒尿的，但男孩明显有个能喷“泉”的水龙头。这个特征直到不穿开档裤时，才发生严重的分歧：男孩子站着小便，女孩子蹲着小便。
第一次发现这个“小喷泉”时，我像发现新大陆似地惊叫，奶奶快来看：他怎么长着哪玩意呢？奶奶急忙说：羞羞羞——你是女孩，他是男孩，女孩子是不能看男孩子撒尿的，否则长大会得“红眼病”的。***错误教导害得我一看见小男孩尿尿，就赶紧用双手把眼睛遮住——尽管眼睛已经闭上了，但潜意识里还来了个“双保险”。
三岁时，我已经精通数“数”了。从一岁开始，妈妈就对我说，能数几个数，长大后就能给自己买多少玩意。我从此开始每天晚上睡觉前学数“数”。三年来，从1数到十、从十数到百、从百数到千，一直数到亿时，纳闹了：怎么又数回来了，成一亿零一了呢？又数到十亿，百亿直到亿亿，怎么又数回来了呢？我对妈妈说，我不数“数”了。我只要“亿”就行了——这是女人天生对数字尤其大把的“整数”的敏感性概括和高度精辟见解。女人拿走了“亿”，谁还会把小钱或小数点放在眼里呢？
我跟妈妈在煤油灯下学识字，学拼音“a、o、e、i、u”和水木火土金。妈妈对这些符号的解释终止在“金”字上，她自己从来就没见过。她说，这是钱的意思。长什么样儿，妈妈也没见过，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可见女人天生是向往金钱的。我盼望着快点长大，能找到“金”子。
三岁“涂鸦”，写平生一来的第一个“字”。1975年春天的某一天，我拿着姐姐们放学后在堂屋练习写毛笔字用的毛笔，走到堂屋用来摆东西的土筑的供祖用的长台前，认认真真地在“土台”壁上写了一个“十”，又认认真真在“十”字上写了一个交叉的“十”，合起来是一个公正的“米”字。姐姐们找毛笔，过来一看，惊讶地叫起来：妈，快来看！小丫头会写字噢！
穷人哟，就缺这个“米”了。那年头儿，人们穷得一到春天就断粮了，也就是所谓的青黄不接——麦子还在田里长着苗条的青叶儿，人已经盼着吃麦面了。中原地带是不种稻子的，吃米饭对中原农民来说叫：买点米来——“改善生活”。
我写这个字的时候，姐姐们是从书本上认识稻子脱粒后，会剥出白大“米”的。全家老少饥黄的脸上，是渴望这个白色的“米”即粮食，来解决饥饿的。姐姐们对我写这个“米”，寄予了对充饥的粮食以热切期望之“饥情”。
姐姐们都能帮助爸爸妈妈干活儿。到了春天，帮着爸爸妈妈去四处捡粪积肥。她们带着我，胳膊上挂着箩筐，用手去捡黑珍珠一样的羊粪，大块的冻干的猪马牛驴粪早被大人们捡走了。人们积粪去到麦田里给麦苗“吃”，以便麦子成熟时子粒饱满。化肥只在播种时用得起——春天时，人们都断粮了，何谈用钱去买化肥呢。我从会“坐”起就已经练习过抓羊粪颗粒了，会跑时就别提捡羊粪的利索劲儿了。
童年啊，是不知道“脏”这个字的。卫生哟，就别提了。
——饿，妈妈，我饿……孩子们都围着灶台叫，个个有气无力的样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哟。再没有妈妈更能体会这句谚语了。妈妈安慰孩子们说，别急！妈妈有办法……
妈妈带着孩子们，让哥哥爬自家的榆树，腰里拴着长长的草绳，一头系着箩筐，慢慢地爬到树上后，把箩筐系上去，哥哥开始摘“榆钱”——榆树花儿，可食、味甜、色绿。
春天，树发芽开花了。能允饥的也是最香甜的是槐树花儿——可食、味香甜、色白。槐树开花儿的时候别提全村孩子们的高兴劲儿，一个个猴急地爬上去，小心翼翼避开槐刺，折断槐花儿的“根”，就抓了大把的槐花儿。那年头儿，别人家的榆树和槐树未经主人许可，是不允许擅自偷爬上去摘花儿的——它们是穷人的救命“粮食”。
妈妈把摘下来的榆钱儿或槐花儿放到锅里蒸熟，然后分给孩子们吃——香喷喷、甜滋滋的。还有可吃的野菜昆虫，如枯树枝上长出的“木耳”、野地的灰灰菜、潮湿地上的蛤蟆皮菜（蟾蜍皮一样的植物）之类的，冬天的摇头虫（枯木内生长的蛹虫样小拇指大小的蝎黄色虫子）、秋天的蝗虫、夏天的蝉等都可以炒熟了吃；钓野鱼是爸爸的绝活儿，一般很难得钓一只大点的，野鱼都被人们钓得长不大就壮烈牺牲了，也可能它们为了保护自己不愿长大了。捉青蛙是不得已才捉来吃的——因为青蛙是帮助农民吃害虫的。
回忆童年，大概此生所吃东西，第一香甜的野味莫过于槐树花儿了。我能像猴子一样敏捷地爬到大树上，也实在是求生的本能逼迫出来的。好在女猴子们都没有忘掉这个传家特技，否则，猴类只能绝种喽。
（五）
妈妈为我专门保留了每天早上吃鸡蛋糕的特权，因为从小缺吃妈妈的乳汁，她担心我发育不良、身体不健康。一直让我吃到十周岁，为此经常招致哥哥姐姐们的抱怨，他们都说，妈妈偏心。可是，妈妈从来都不回答——为什么对我那么好？
因此，我对鸡蛋是充满深刻感激之情的，我十分尊重母鸡们的善意和勤劳。
三岁至七岁，我很淘气，喜欢独自找乐子。有时候，爬在我家的红薯（地瓜）窖上（北方农民用于贮藏地瓜，防止冬天严寒冻坏的二米左右深的葫芦状地坑），非常专注地观察密密匝匝的蚂蚁“打架”或集体协作托运“大型食物”。
有一天下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村里卫生所的拐子医生手里拿着注射器——里面注着防止小孩子患脑膜炎一类的疫苗液，偷偷地捏手捏脚地悄悄走到我身后，把针头快速扎到从我的开档裤处露出来的**上，随着我不经意的用手去拨拉，他已经面带微笑地问候我了。他把注射器藏在身后，让我误以为是蚂蚁咬了我。
拐子医生最清楚全村谁家小孩是最调皮的，他已经从我身上充分地吸取了教训。我小时候很奇怪地难得生病，更奇怪人为什么会生病。毫无疑问，因为怕痛，本小孩拒绝任何善意的针头，看到针头在眼前晃动，往往脚手并用，竭尽挣扎之能事，并于事后报以拳打脚踢，甚至用牙咬大人的**。拐子医生最怕给我打针了，因为我还会把他的药箱弄坏——受到人身攻击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五岁时，我对识字充满好奇心和强烈的兴趣并经常拿着哥哥姐姐们升级后淘汰的小学课本瞎看瞎想：这些字从哪儿来的？姐姐们放学后，我就天真地瞪着眼睛问她们，这个字、那个字是什么？七岁时，我还没上学，但把小学一年级的字识得差不多了。表示什么意思，姐姐们告诉我几次，我就牢牢记住了——以便于和小伙伴们“骂仗”时用。
小伙伴们被我欺负了，他们就一起蹦蹦跳跳地笑着反复唱：“小丫头，反拉丁；戴帽子，进北京。”
所谓的“反拉丁”是妈妈用不同颜色的好布料裁缝成半个足球样的帽子，可以正反戴，妈妈给它取名“反拉丁帽”。事实上，那个年代的穷人，衣服是代代往下传的，穿破了缝补丁，颜色褪了反过来穿。少儿时，我就是穿着哥哥姐姐们穿过的旧衣服成长的。而我的“反拉丁帽”是最时髦的。
四岁时，对天然的原始化的古老村庄里发生的重大事件，我马马虎虎有点记忆——1976年，三个伟大的中国人逝去了——他们的灵魂萦绕在物质最贫穷而处在黄河文化发源地的——我的家乡。大人们都被召集到大队公社大院内，为了表达对伟大**逝世的哀思必须流出眼泪来才算数，否则，就被视为大大地不忠心。于是，很多大人怕自己流不出关键的宝贵眼泪来，悄悄地在袖子上抹上浓浓的辣椒粉儿，实在干嚎不出眼泪来，就把胳膊放到眼睛上来回用领袖蹭——果然产生了“领袖见泪”的显著成效，人们不仅泪直往眼外涌，连鼻涕也被辣得控制不住了，像大雨下的屋檐一样，眼泪、鼻涕混合着“水帘子式”地不断往下流。
儿时，我最喜欢看下雨后茅草屋的檐子下密密匝匝地水帘子和房檐下被水滴成的小小杯子样的“圆窝窝”——盛满鸡尾酒式的黄水坑儿，这是“千年古酒”。
1949年10月1日，随着**在**城楼上的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雄言壮语，穷人们对哭的概念早就淡忘了。十年动乱期间，穷人的思想又被搞乱了。50年代的大饥荒，穷人们只能靠天吃饭，眼泪也被饥饿夺走了。
我拉着妈妈的手去看热闹，随着广播里播音员低沉的声音伴随哀乐响起后，也没有看到人影儿（没有黑白电视），只见乡亲们异口同声地哭嚎起来，老人们多半儿是真哭，青少年们多半儿是假哭，装哭的样子实在太逗了——我对4岁多的记忆就这一幕最深刻了。我刚“咯”地一声笑出来，妈妈迅速捂住我的嘴巴，并把辣椒粉儿抹到我眼睛里了——把我辣得坐在地上、双手揉眼、两腿踢蹬、哇哇大哭起来。
原来，从家里出发之前，妈妈为防备我笑和自己流不出眼泪，藏了一手——专门为我和她自己预备了辣椒粉儿，但我的哭是为我的眼睛而哭的——连**的影子还没来得及见，他老人家就停止思想了，认识就远远谈不上了。
那个时代，像浮夸风盛行时“亩产小麦三万六千五百七十二斤八两四钱九厘半”一样，多少人为辣椒粉儿而哭是数不清的。
书书网手机版 m.1pw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