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很有意思，妈妈把她送回到家里时，发现竟然忘带钥匙了。就这样，一个窗里，一个窗外，我们竟聊得热火朝天，直到中午，妈妈再次回来，我们终于激动地相拥在一起。一年没有见了，娜姐变了许多，成熟了，漂亮了。第一次看见她穿着连衣裙，高跟鞋。她还带了相机，因为她知道，我出去拍照不容易。
那天下午，妈妈走后，我们俩在家开始拍照，她把她带的衣服一件件的给我穿，最后她给我穿上了那条漂亮的连衣裙，她知道，我从来没有穿过。那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拍那么多的照片，好幸福！真可谓是受宠若惊啊！
娜姐还送了我一个化妆盒，她说她们单位的女孩子每个人都有，所以，她让我也有。
我们谈到了治病的事情，娜姐也十分的支持我。可是，在谈到费用的时候，我们都陷入了困惑。
娜姐说：“你也别太急，到时候在想想办法吧，实在不行我们就向电台写信求助，相信世上好人还是多的。”
我感激地点点头，要知道，这个时候我是多么的需要力量啊！
两天以后，涛哥和那位朋友田兵开着面包车从沈阳来接我了。到我家时，已经快中午了。本来想留他们吃饭，涛哥说什么也不肯，让我收拾好，该带的都带上。
然后把我抱上了面包车，我的体重不轻，涛哥累得满头大汗，每次想到此事，我的心总是充满着感动。
那是我第一次独自离开家门，看看我身边没有一个是我的亲人，却又都是我的亲人，我的心陷入了浓浓的幸福和深深的沉重之中。
一路上，我无心观赏车窗外的景致，涛哥和娜姐都看出了我的心事，他们想方设法说笑话逗我开心，而我的心却一直抑郁不安，不知道这次的沈阳之行会带给我什么？
车跑了三个多小时，我们终于进了沈阳的市区，照着信封上的地址找到了那家医院，涛哥下车去打听那个医生，知情人说，他不在医院里坐诊，不过，他可以带我们去。
那个中年男子上了车，涛哥问他：“为什么那个孙大夫不在医院里坐诊？他是什么来历？不是说是你们医院聘请来的吗？”
那人说：“不是我们聘请的，他和我们医院是合作关系，因为他身体不方便，所以他不在医院内坐诊。”
说话间，我们来到了一个小胡同，前后都是破烂的小平房。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停了下来，涛哥下去看好了路，回来把我抱下了车。
涛哥抱着我急步走进一个破烂的小屋里，在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妇女的带领下，将我放到了里屋的一张床上，屋里的人很多，空气中弥漫着很浓的中药味。我的到来引起了屋里所有人的好奇和关注，一下子都围了过来。
带我们进屋的那位妇女一直在最前边围着我，我试探着看了看周围，她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急忙向我介绍说：“我就是孙大夫的母亲。”
噢，原来是这样。
然后，她过去推过来一个轮椅上的男子，向我介绍说：“这就是孙大夫。”
我仔细地打量着眼前这个人，如果他要是站起来，身高应该在1.80米以上，长长的脸，尖尖的下颏，很年轻的男人。但是，他的五官左右抻着，眼睛似乎不太受大脑的控制，他的四肢一直在抽搐着，手指呈鸡爪状，他的语言我更是听不懂。声音很有磁性，但是，每一个字都不清楚，尽管事先我也知道他是残疾人，但见到了他，还是让我有些失望。
他妈妈告诉我们说：他患的是小脑萎缩，但是，他从小就非常聪明。听到了他妈妈的夸奖，他不好意思地朝我们笑笑，面部的肌肉也随之抽搐了一下，由于长年不见阳光的原因，他的肤色十分的苍白。
开始给我检查了，他先用那几个如鸡爪型的手指给我把脉，也许因为总给病人诊病，他的手指已经变型了，我感觉他给我把脉的手很用力，这让我有一些担心他的手指会不会折断。他妈妈坐在一旁当着翻译，因为他的语言只有他母亲才听得懂。接下来，就是伸伸我的胳膊再按按我的腿，最后，他和他妈妈说了几句我们根本就无法领会的话，然后他妈妈对我说：“孙大夫说了，他能把你的病治好。”
我睁大了疑惑的眼睛，看着眼前的这个人，一再地问：“能让我象正常人一样的吗？”
孙大夫发出了一声：“恩。”随之用力地点了一下头。
诊断就算到此结束吧，不用任何仪器，没有化验，只用手指按一按就那么坚定的能医治我的病，让我有些不敢相信，这是我最不痛苦的一次检查。
涛哥给我和娜姐买来了晚饭，问我们晚上怎么安排，孙大夫的母亲急忙热情地说，可以住在她那里。我想，也只有这样凑合一夜了。
这个时候，我才仔细环顾一下这个破烂的住所。
一个大屋外加一个小屋，四处透风，墙上的墙皮掉得一块一块的，像长了牛皮癣。两屋之间的隔断也破烂不堪。说是隔断，其实和没有一样。大屋横竖摆着两张床，一张单人床，一张双人床，窗台上摆着两个电子驱蚊器，上面的红灯一直亮着。
这时候，一个高个子妇女一边指着手上的蚊子，一边抱怨地说：“这蚊香片又忘换了。”然后赶忙倒出旧的，换上一片新的。
晚饭的时候，他们一共四个人吃，除了孙大夫和他母亲，还有那个换蚊香片的妇女和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儿，孙大夫的母亲向我们介绍说：“这个孩子和你患的是一样的病，孙大夫就把他带在身边治疗。”然后指着那个中年妇女说：“这是他奶奶，一直在这里陪护。”
她又转回头看看我，疑惑地问：“哪个是你的家属啊？”
我低声地说：“我父母都上班，没有时间来，这都是我的朋友。”
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内心还是禁不住的涌起了几分无助和苦涩。
她母亲不解地说：“你是第一个没有家长陪护的患者。”
我苦笑了笑，没有做声。
那个晚上，我和娜姐就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家庭住下了。他们一家住在里屋，给我们放了一张左右摇晃的行军床，只能容纳一个人，我自然躺在这张床上，而我的娜姐拿着一个蒲扇，在我的床旁，坐了整整一夜。那一夜是那么的漫长，四处漏风的房子，满屋的蚊子，几乎要把我们吞没了，娜姐穿的是一身连衣裙，露在外面的皮肤几乎都被蚊子光顾过了，她一边不断拍打着自己身上的蚊子，一边用蒲扇保护着我。我的眼里蓄满了泪花。
天气闷热，内心苍凉，我们相对无言，她怜惜于我，我感动于她，而此时此刻，我们都想用语言安慰一下对方，却都找不到合适的言辞，这一直都是我感到无比内疚的地方，我一直想对娜姐表达一下内心的感激，却一直都没有说出那两个被人们重复无数次的字。看着她慈祥温暖疲惫的身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夜里，陪伴、照顾、保护这样一个和她豪无关系的我，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不为这种情景而动容。
世间的爱很多，我亲身感受到的也很多，对我说这句话的人更多，而今夜，却是那么的让我震撼。
我迷迷糊糊的在半梦半醒之间游荡，在我眼前总是晃动着不太大的黑影，给我送来丝丝的清凉，偶尔的睁开眼睛看一看少了几块玻璃的窗户，我是那么急切地盼着天明。里屋传来了起伏不定的鼾声，而外屋的我们却忍耐着漫漫长夜的煎熬，带给我们的无助与凄凉。
深夜的时候，我被内心的慌张与蚊虫的叮咬几次惊醒，我的娜姐就用她那双同样无助与孤独的手紧紧地握着我。是啊，她仅仅是大我一岁的小女孩儿，同样未经世事，同样需要保护，而此刻她却像一个母亲呵护孩子一样呵护着我，我们姐妹就这样相互依偎着熬到了天明。
那天，我第一次知道了天空是怎样慢慢放亮的，太阳是怎样变暖的。
大家都起床了，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而这一天我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孙大夫的小屋开始陆续来人了，不知道是看病的还是问诊的。他的母亲在那个矮矮的土炉子上做着饭。为了腾出更多的空间，娜姐吃力地把我抱到了那张长椅上，收起了那张就要散架的行军床。
说是在这治病的那个孩子里外走着，时不时的和他的奶奶嬉戏着，用他那双瘦小的小手，拍打着他奶奶那粗壮的身体，而他奶奶却似乎高兴的很，她对我们说：“这孩子力气比以前大多了，以前为了让他有劲儿，家里人总让他使劲打，现在可好了，总要打人了。”
我似信非信地听着，观察着那孩子的两条腿，在那个细细的小腿上裹着一层纸包，那就是他们说的外敷药，而从孩子的形体上，我看不出一点我儿时的影子，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之间的病是否有联系。
早饭做好了，孙大夫的母亲热情地召唤着我们一起吃，我和娜姐婉言地谢绝了，看着我们无事地坐在那里发呆，他的母亲便拿来了一本关于此病的医学书给我看，或许也是为了证明孙大夫的医学研究。他的母亲有意无意地给我讲着关于此病的一些情况和特征，我觉得他的母亲更像个医生。
我默默地翻看着，当看到病情发展的图象时，对照自己的成长过程，几乎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我从来没有独立行走过，这是我一生的遗憾，不知道用自己的双腿挪动位子的感觉。
想到这里，我内心那十分微弱的希望之光再一次被点燃，尽管我清楚这太渺茫了，但我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
我回头小声地问娜姐：“姐，你说我还治吗？”
娜姐说：“既然来了就试试呗。”
娜姐的话再一次坚定了我。
好吧，那就试试吧。
我试探着再次问孙大夫：“我的病真的有希望吗？”
孙大夫张大了嘴，说了一些我根本理解不了的话，只看他用力地点头，证明他的自信。
他的母亲急忙为我解释：“他说肯定能治好，你就放心吧！”
我又问：“大约需要多长时间？多少费用呢？”
他妈妈说：“差不多两年吧，大约需要五千到一万元”。
这个数字对于我来讲是个天文，我不知道上哪里、用什么方式筹到这笔费用。
这个时候，涛哥和他的朋友来了，给我们买来了早餐，我跟娜姐都没有吃多少。涛哥问我今天的打算，我说我想回家，身无分文的我不知道在这里呆下去还有什么意义。
孙大夫的母亲受他的传达，对我们说：“你们先回去也行，药呢，先开一些，回去熬着喝，然后你们要准备几样药引子，第一个是一只乌鸡，这个市场上就有卖的，第二是十年以上的狗骨头，这个不好弄，第三是四个牛蹄筋，要生的，第四是四个胎盘，中药名叫紫河车，这个要到医院里买，要新鲜的，然后用瓦盖烘干，拿来，孙大夫给你配药”。
说完，她转身帮孙大夫给我开了药方，让我们到来时的那家医院拿药。
涛哥把我抱上了那辆面包车，我们离开了孙大夫的家，临别时，他母亲再三地嘱咐我要随时写信联系，不要灰心，按时服药，我感激地点点头。
坐在车上，涛哥问我带钱了没有，我无奈又尴尬地摇摇头，涛哥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你呀，出来的时候我还告诉你该带上的都带上，什么是该带上的？结果你最该带上的没带上”。
我沉默着。
涛哥用自己的钱下车给我买了药，他的朋友还添了一些。
看到那一袋子的中药，我的内心充满着不安，没有办法，想到孙大夫的母亲那坚定的语气，我没有力量去拒绝，尽管我的内心也十分的矛盾。
一路上我们都在沉默，看看娜姐那疲倦的表情，看看自己红肿的手背，还有那茫茫未知的明天，我的内心一片茫然。
车轮飞速地旋转着，我的思绪却静止了，十九岁的我感到心灵上是那样的沉重，车窗外晃动着无数的身影，而我却从来没有融入过其中，如果上天能给我一次行动的机会，我愿意用我余下的生命来交换。
是的，我愿意，哪怕只有三天，不，一天也可以，自由的活一天，对我来说比躺在床上活一百年更值得。可是，十九年了，我没有得到过一天的自由，尽管我的心长了翅膀在飞，可它飞得越高，我的身躯就越沉重，我形容不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只知道“痛”，不知道身体的哪个部位在痛，痛得我哭不出声来。
三个小时的路程，就在这无声的痛中结束了，当涛哥告诉我到家了时，我才猛然缓过神来。
妈妈在做饭，听到我回来了，老远的迎了出来，涛哥把我抱进了屋，匆匆地说了声再见就走了。
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环境。娜姐一直默默地守在我身边，妈妈简单地问了我一下过程，可我当时什么都不想说，尽管我心里十分的想靠在妈妈那暖暖的怀里诉诉苦，可是我知道她有她的无奈。作为一个母亲，培养孩子本身就是一种辛苦，而做我的母亲一直是照顾一个婴儿一样地照顾我。十九年了，她没有睡过一夜安稳觉，她的心每时每刻都没有过片刻的安静。每个夏天的夜里，我都是在妈妈那蒲扇的凉爽中进入的梦乡：每个冬天的夜晚，妈妈都是用她那滚热的胸膛焐暖我冰块一样的手脚：每个漫漫长夜，妈妈都要起来三四次为我翻身：每次我生病，妈妈都会在深夜里守护在我身旁，所以我才有了十九年的生命，所以全身瘫痪的我没有长过一块褥疮。每次我这样表达对母亲的感激时，她都会简单地说一句：“每个母亲都会这样的。”
面对这样的母亲，我对生命怎么可以再有抱怨呢？
看到我红肿的手，她已经猜到了我昨夜所经历的是怎样漫长的煎熬。
妈妈什么都没有说，但从她的眼神中，我看到了她的心在滴血。
那一夜，尽管疲惫，我仍是无眠，对着窗外那微弱的星光，我祈祷着上天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全力地争取，可是那天文的数字，我又怎样一步步地凑齐呢？
第二天，娜姐走了，临别时，她一再地安慰我，告诉我这么多朋友一定会尽力帮助我的，还向我推荐了一种好方法，向社会求助。她也会帮我给媒体写求助信。可是，我不知道如此微小的我，是否有这个资格得到那么多人的关注？
送走了娜姐，我开始计划着治病的事，当我把这个心愿告诉给我的朋友时，大家都支持我并告诉我不要放弃。十元、二十元的向我飞来，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别人的纸币，它在我的手中，是那么的沉重，法库的一位小兄弟帮我找到了十年以上的狗骨，妈妈帮我弄来了紫河车，又帮我在瓦片上烘干，本身她是学医的，对这些方子就有怀疑，但为了不让我伤心，她还是积极的帮着我。
这段时间我和孙大夫一直联系，他的母亲每次来信都鼓励我，她告诉我先有五百元就可以，以后的事情孙大夫会帮我想办法。
我的心如释重负，毕竟这个数字还是有希望的。
两个月过去了，在那些好心朋友的帮助下，我筹到了四百五十元，药引子也基本凑齐了，只差乌鸡没有买。
娜姐帮我添上了剩余的数字，接下来便是第二次去省城。
这一次妈妈要跟着。
摆在我面前的又是一个难题，怎么去呢？
我知道上次已经给涛哥添了许多麻烦，可是除了他我不知道还能求谁。
我鼓起十二分的勇气，写信再次向他求助，我也清楚结果是什么，毕竟车不是他自己的，可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明明知道不可能的事情还是要试探着去做。
信刚发出后我就后悔了。
一周后的一天，爸爸很早就回来了，他的表情气势凶凶，我不知道又是什么样的事情惹恼了他。
进了屋他就向我发脾气，并甩给我一封信，是涛哥的，他写得很严厉，多半都是对我家的不满，说我父母不应该这样对孩子，有钱买楼没钱给我治病。
可能是这句话激恼了父亲，他把所有的怒气都发泄在了我的身上，他大吼着对我说：“我早告诉过你，不要抱有幻想，你的意思是我卖房子卖地给你治病，然后病治不好，我们人财两空，全家以后的日子怎么过。都认为我心狠，认为就认为吧，我不会上当的，你们愿意上当就上吧，孽呀，都是孽呀。”……
爸爸那近乎是歇斯底里的吼叫，彻底绷断了我这段日子以来紧张的神经，我第一次当着他的面哭得那样伤心，为了我自己，在他的吼叫声中，在他的句句扎心的言词中。那一刻，我真希望自己变成空气，在他的面前立即消失，哪怕是到十八层地狱里，也不愿意再受这样的折磨，可是，除了哭，我却什么也做不了。
直到妈妈下班回来，我的眼泪仍在流，妈妈无奈的看着我。
这时候，爸爸心中的怒气可能发泄的差不多了，平静了许多，便又转变了另一种口气，再一次地激我：“你哭什么哭？你的智慧呢？你的能力呢？既然想做的事情就不要可一个方向走，你要是不认识这个涛哥就不去了？路是人找的，有本事你继续找啊，你要是能找到了，我才佩服你。”
他的话无形之中刺激了我的神经。
妈妈在一旁说：“是啊，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人家上次都帮了你，不能老麻烦人家啊，我就是抱不动你，要是能抱动你，我们就做汽车去”。
妈妈的话启发了我，可是我找谁呢？
我想到了祥子，那个沉默的男孩儿。正值“十一”，他放假，也许他能有时间陪我，我便托父亲第二天给他发了封电报。
当天晚上，祥子就来了。他以为我病了，看我好好地坐在那里，便轻松了许多。当我向他说明原因后，他欣然地点了头，我再一次看到了曙光。
第二天早晨，我们收拾好东西，拿着备好的药引子，上了去往沈阳的客车。当时我没有轮椅，走一步都是祥子抱着我。好不容易上了车，把我放在座位上，他气喘嘘嘘地坐在了我身旁，扶着我。看到他那一头的汗水，我说不清自己是幸福还是感动，可能都有吧。幸福的是自己遇到了这些好心人，感动的是这个大我三岁的男孩儿的心灵境界。
一路上，我们谁也没说话，想着茫茫未知的前方，我的心没有片刻的平静，心里一直默默地祷告着：保佑吧，但愿吧，希望这次能让我看到光明。
同样是近三个小时的路程。到了沈阳，祥子抱我下了车，这一次我决定先到宋兄家落脚。
问了一些路人他家的地址，都说没有直达的公交车，我们只好先坐一辆公交车，为了省一点打出租的钱。车上挤满了人，祥子抱着我吃力地找着座位，一个好心人把边上的座位让给了我，坐在我里面的是一个化着浓妆的中年妇女，我对她歉意地笑了笑，她却皱着眉头回了我一个冷冷的眼神，书上说：“十年修得同船渡”，既然整个车厢的人都是修了十年才迎来这样一次相遇，应该是件很温馨的事，可她的目光，却为什么夹杂着那么多的冰冷？
未经世事的我，总是把一切都想得那么美好，即使现在也是这样，因为我需要温暖，所以我相信世间每一个人都需要温暖，谁也不愿意生活在冰冷的环境中，可谁又愿意先做一只烛火，哪怕先照亮自己呢，烛火多了，世界自然就光明了呀。
不知道在哪一站，我们下了车，我就坐在那个装着药引子的纸箱上，一打听目的地，还有老远了，这个城市太大了。
当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歇一歇，几个等活的出租车司机，一个一个地问我们上不上车，一打听价钱，都是二十元以上。
这时，一个骑着板车的人问我们要去哪里，听到我们的地址，他说他认识，最后讲价，到目的地他要十元钱。
我们坐上了那辆人力的板车，我和祥子坐在后面，妈妈坐在前面，那个青年艰难的蹬着车，一步一步的往目的地赶。
路是那样的漫长，太阳都累了，躲到了暗处休息，我们还在前进着。
天黑了，还没有到，骑车的师傅怀疑走错了路，说要下去问一问，车子停了下来，妈妈也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
就在那一霎那，车子突然失去了平衡，翻向了一边，还没等我反映过来，我已被重重地摔在地上，脚卡在了车缝里，祥子和妈妈吓得急忙艰难地把我抱起，骑车的师傅也吓得发呆，我疼出了一身冷汗。
但为了赶时间，我还是咬着牙一遍遍说：“我没事，没事”。
我重新又坐上了板车，往前赶，不同的是，我除了忍受身体上的疲惫外，又要忍受脚腕子上锥心的疼痛。
妈妈心疼的坐在前边，一遍遍地回头看我的表情，为了不让她担心，每次与她的目光相撞时，我都投以轻松的微笑，尽管这笑并不真实。
快到九点了，我们终于在左转右转中来到了宋兄家的楼下，宋兄家住六楼，妈妈在楼下喊他，他在阳台上看到了我的到来，吃惊的不得了，慌忙下楼迎我。
妈妈付了车钱，祥子抱起我上楼。起初的时候还很快，到了二楼半的时候，他就有些力不从心了，我明显地感觉到他脚步的沉重，宋兄想要帮忙却又不知从何帮起。到了五楼，几乎是祥子和宋兄把我抬上来的，当把我放在床上时，祥子累的已经快虚脱了。
而我的脚，也痛得难以忍耐，看到我痛苦的表情，妈妈急忙为我脱下鞋子，我的脚腕已经肿起很高了。
宋兄家不算太大，装饰很简单，屋里还有一个女孩儿正在洗头发，宋兄给我介绍那是他的女朋友，看到宋兄介绍时幸福的表情，我的心里涌起了一股酸酸的感觉，我好羡慕他们。
这是自春节后我和宋兄的第一次见面。
宋兄的父母当时没有在家，我们简单地说了一翻这次的来意，宋兄也是怀疑那个孙大夫是否真的有这个能力把我治好，一切都要看明天的了。
由于不知道地址，还是要先找到涛哥，让他带路。宋兄安慰我说：“没事，不用着急，好不容易来了，多呆几天，明天我去找他。”
宋兄的父母回来了，宋伯伯和宋伯母特别的热情，宋伯伯是个警察翻译，一直是我所崇拜的，宋伯母非常的慈祥，知道我的脚扭伤了，怜惜地为我揉着伤处。
那一夜，我和妈妈挤住在那个小床上，而祥子则住在那个沙发上。
可能是由于太疲惫了，我昏昏沉沉的睡到了天亮，几乎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
清晨醒来时，宋伯母已经把早饭做好了，特意为我做点好吃的，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我的感谢，我只有默默地祝愿好人幸福平安吧！
吃过早饭，宋兄和祥子去了涛哥家。
涛哥家住铁西区，而宋兄家住东陵区，差不多一个上午，他们才回来，涛哥也来了，谈起上一次的事情，妈妈哭着说了自己的苦衷和无奈，涛哥似乎理解了。
不管是什么情形，朋友的相聚毕竟都是快乐的。这一天，我们就在宋兄家逗留了，和涛哥约好了，第二天去孙大夫那里。
为了减轻我的疼痛，涛哥又用气功为我治疗，经他的“诊断”，骨头没问题，只是扭伤了筋，这对我来说也不算什么，毕竟不是第一次了。每次忍着疼痛时，都在心里对自己说：“疼吧，只有忍着不能忍受的痛，病才会好，只要能健康，只要能有行动的自由，再痛上几十倍、几百倍我也能忍，再痛一些吧。”
这样一来，痛就减轻了。
第二天一大早，涛哥来接我，这次我们决定打车过去，祥子又从六楼抱我下到一楼，下楼比上楼能轻一些，但从楼洞走出来时，他还是有些坚持不住了，涛哥帮忙把我塞进了出租车里，那是我第一次坐轿车。
来到了孙大夫的住处，他们搬家了，在离原来不远处租了一个大屋，屋里还是挤挤巴巴，两张床放在了一起，拼成了一个大炕，给我的感觉还没有原来的空间松弛。我的到来，又引来了一群看热闹的人，屋里屋外几乎都挤满了。人们的好奇心就是这样，总是喜欢关注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小事。
妈妈咨询了一下孙大夫关于我病情的事，他的母亲一直在旁边翻译，并一再地介绍有一个比我更重的患者已经有了好转，妈妈问她好转的症状是什么，她说：“嗯，他现在排气了。”
妈妈疑惑地自言自语道：“这跟病情也没有什么关系呀。”
他的母亲又急忙拉过那个小孩介绍说：“这个孩子就是这种病，现在都好多了，但是仍要坚持治疗，要巩固才行。”
妈妈伸手摸摸小孩的腿，他的小腿裤管里发出了沙沙的纸声，还在敷着药。
我看到妈妈脸上的表情是那么的严肃，紧紧地锁着眉头。他的母亲看出了妈妈的怀疑，便充满挚情地说：“哪个家长都希望孩子好，哪怕有一点点的希望也要为孩子争取。我也是当母亲的，我的孩子也有病，为了我的孩子我什么都可以放弃，你也一样，既然他说能治，肯定没问题，至于药费，没事的，不行让孙大夫想办法，我们全家都心地善良，只要患者能好，费用可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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