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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小兰和她父母再也不去邱康宁家看电视了。吃过晚饭，卢金科和杨瑜英呆在屋里听收音机，卢小兰在处理水缸里的浑水。
她把一根头上绑了塑料水管吸口的细竹杆，伸入到水缸底部的浑水层里，用嘴吮吸一口塑料水管的出水口，再把出水口放低，缸底的浑浊水就流出来了。放了浑水，缸里的水位下去了一小半。她又把一根胶管穿过窗户，接上门外廊道边的自来水龙头，要把水缸装满……接下去磨明矾。她右手拿一坨明矾，浸在水里往瓦缸壁上磨擦，哗哗的声音有点儿发闷，也有点儿欢快，还有点儿节奏感。她的双手浸泡得嫩红，随着明矾的细末溶进水里，自己的心眼儿似乎也澄明起来……
工厂长年缺水，生活用水是定时限时开放，放水也是浑水，不能直接饮用。家家户户都置了一只大瓦缸，还有水桶，用来存水和澄清浑水。刚下过一场春雨，自来水就更加混浊。
卢小兰一家人，住在家属六号楼的三层。两室一厨的套间，四十多个平方米的面积。进门是小厨房，面积不大，碗柜、案板、水缸以及坛坛罐罐一占，就没有多少空间了。家家户户的灶具和煤块都是摆在门外过道上的。而上海石库门和江东厂老公房的共用灶间，一般只在四到六平方米之间，然而至少要放上四、五个煤球炉子，一只只紧紧挨着，一个炉子顶上挂一只小灯泡，只够照亮自家的锅子，稍远一点就看不清了，光线暗淡。这里的宿舍却有敞亮的长过道，或者是青砖方洞的护栏，或者是钢管的护栏。虽然大家共用一个楼道，每家门框上都安有一盏路灯一只火表、随用随拉，用电量及收费清楚。门口各放自家的煤炉子，还码放了煤块、柴爿、水桶等破郎当，但决不超出自家的区间，显得泾渭分明、三清四落。上海的居家生活，水龙头都是一家一只，有些水龙头还会罩上一只马口铁罐头，这儿却不需要这么戒备，水费每人每月就三分钱，不计量……
从小厨房进去，是一间稍大的居室——里面置了一张双人床，一张木方桌，四个凳子；带镜子的五斗厨紧挨着两开门的立柜；陈旧的红灯牌收音机，安放在一张两抽一门的小书桌上；蝴蝶牌缝纫机紧靠床头，还有两把没有上漆的小木椅；南面的墙壁上，贴了一张**像。这间大居室是全家人的主要活动场所。再右进门，是一间小居室，两张单人小床靠墙呈直角摆放，两床临界线上拉了一张布帘子。床底下塞有一只上海特色的木制马桶——圆筒状，三道铜箍，侈口，折宽边，圆平盖，红油漆。晚上把马桶放到厨房间共用，早上拎了马桶出去冲洗以后又放回到床底下。
大小两间居室朝东的窗口下是一口大堰塘，六号楼的石坎屋基有一半临水，底楼中部的楼口，通向公路有一条作道路的石砌拦水坝，经常有人下班以后蹲在石坝上或对面公路土坎子下钓鱼。
家属区每个窗口都架设有Π形的钢管晾衣架；用两通的直角弯头连接而成，从窗口平伸出去并用两根铁丝斜拉固定；搁竹竿的横管上，焊了一排定位的铁钉或半圆的环套。晾衣物时，用竹竿穿袖管，竹竿的一头放进铁钉间或半圆环套里、另一头搁在窗台上抵紧，风吹也不怕。而上海石库门的二楼亭子间上面，一般都造有一个小晒台。晒台的三面设有高高的铁架，晾晒衣物的时候，用一根顶端装有∪形铁叉头的细竹竿，将晾衣竿叉起架到较高的铁架上。上海人因地制宜，把这儿的窗口稍一加工改造，竟与亭子间小晒台同样方便适用。而上海街头巷尾晾晒衣物那情景与这儿的共同特色，就是七零八落的衣物、奶罩、尿布及三角裤甚至月经带，像轮船上蓝蓝绿绿的万国旗。上海人把石库门的弄堂生活特色，带到这山沟里来了，原本卑微的人生，似乎变得显赫起来。本地人跟着上海人学，也沾上了洋气。
比起石库门与弄堂里的生活，这儿似乎显得要宽绰一些，“广阔天地”嘛。支内唯一的一样好处，就是住房比上海的宽，房租费也不贵，每平方米月租费四五分钱。虽然这算不上是什么慰藉……
天色已经黑尽。四楼的毛阿爷又在挑逗他的小孙女，嘶哑的嗓子哼唧着那首古老的上海民谣：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
糖一包，果一包，外婆买条鱼来烧。
头勿熟，尾巴焦，盛在碗里吱吱叫，吃拉肚里豁虎跳。
跳啊跳，一跳跳到卖鱼桥，宝宝乐得哈哈笑。
山沟生活贫乏，只有记忆丰富。在毛阿爷深藏的脑海里，似有过繁华的往事，他嘶哑的嗓音，像是历年的凝结。
三楼左头邱康宁家看电视的众人，又发出一阵哄笑。那个日本电视连续剧还在播。
春节过后，邱康宁家从上海带回一台九英寸的日立牌黑白电视机，在家属区引起了轰动。从那以后，每晚上邱康宁家就聚集了不少上海人看电视。最开始卢小兰和她父母也去看，邱康宁和他老婆林涣娣热情得很，总是把他们安排在头排正中的位置。后来卢小兰感觉邱家人的热情过分了，不但坐位给固定了，而且邱家的儿子邱祖根开始给卢小兰家端来好吃的东西，这令卢小兰和她父母大为不安。卢小兰敏感到邱家人是冲着自己来的。她那狭小的心田里，驻扎了一个吴阳就有点儿拥挤了，哪儿还有空子可钻呢?虽然父母的想法与她的心思不完全一样，而拒绝却是共同的。卢金科和杨瑜英不但下了决心要在老家给卢小兰找男朋友，他们还认为卢晓剑最好也要在老家找女朋友……对邱家人的热情，他们拒绝得干干净净。所以，电视再也不去看了。
回上海，回老家，这是支内职工最高的信仰，宗教般的情怀，和终身的奋斗目标。自从踏入四川和古家土地的那一刻，这个信仰和目标就铁定了。
卢小兰刚刚做完水缸里的生活，电又停了。聚集在邱康宁家看电视的人们，发出一阵“哦！”的惋息声。
“程祖康发电！”“程祖康发电！”立即有人大喊大叫。
四楼毛阿爷哼唧歌谣的声音显得更大了：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
请吃糖，请吃糕，糖啊糕啊莫吃饱。
少吃滋味多，多吃滋味少。
电视连续剧得连着看，今晚上的戏是没得指望了。人们遗憾又愤愤不平地从邱家出来，楼道上响起了零乱的脚步声，还有腿脚磕碰煤炉子和锅子的声音。有人抱怨说：“他妈的！要我们计划生育，晚上又不送电，册哪！这明明是鼓励我们早点与老婆上床嘛。”
上海男人秉承“黎明即起”的古训，身在异乡仍不失传统。这里的赶场就是上海的逛菜市，几乎是男人的天下。老里老早，从家属区到古家场那一段土石公路上，“上海小男人”的身影和他们软绵绵的“娘娘腔”，就熙熙攘攘起来。在东山厂，上海话与普通话、四川话、湖北话、北方话等等方言土语纠缠在一起，就显示出五方杂处和五味杂糅的特色来。
上海的早晨是“马桶世界”，中午与傍晚是“饭桶世界”。这儿虽然没有饭司务络绎不绝担饭桶的场面，而上海女人早晨倒马桶、刷马桶的场面却与上海无异。一些上海老人还记得当年流行的一首电影老歌，就是上海著名影星周璇唱的，“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声音都跟着它起……”这儿没有粪车只有粪桶，上海人看见粪桶就会想到粪车，甚至怀念粪车。
一些上海老师母管马桶叫“臭猪头”，一色的红油漆马桶盛满夜里厢的**。不同地方特色的尿罐儿也不少；尿罐儿的异形不一，主要是粗陶釉面的和搪瓷的，搪瓷的尿罐儿也叫痰盂，以那种高筒痰盂居多。还有极少数灰溜溜的本地男人提着夜壶……这些善后工作没得赶场那么光鲜，却也做得兢兢业业和有条不紊，虽然臭烘烘，湿溻溻。两三栋家属楼共用一个公共厕所，每一个公共厕所外头只有一只水龙头。倒尿简便一些，厕所外头农民的粪桶排了一溜儿。涮洗马桶、冲刷尿罐儿就得排队了，蓬头跣足的女人和垂头丧气的男人也排了一溜儿。为了这事儿排队，人人心有不甘，还得排。在上海，倒一只马桶收费两角钱，这儿当然是不收钱的，农民感谢都来不及呢。
周桐出院以后，果然分配到了十二号厂房当翻砂工，给上海师父顾筱乐当徒弟。吴阳和刘志安陪同周桐，去了一趟家属区五号楼的顾师父家，取了他帮周桐整的劳保裤以后，三个人就准备去赶场。走过六号楼与公路之间那一口大堰塘的石坎子，沿公路直下左拐，就到了食品站的路段。
东山厂安排职工赶场主要是照顾家属区的职工。他们要买计划供应的粮食、肉类、副食品类，要买农民的蔬菜，买一次蔬菜要管几天……过去上班是“七上八下九跑光”，现在要“抓纲治国”，就加强了管理。但每逢“二”、“七”日子的上午赶场时，就法不责众了，厂里管也管不住，干脆放假赶场。赶场天于是就成了单身汉的“小礼拜”，上午可以赶半天耍场。每逢四天有一个“小礼拜”，像是东山厂职工的一份福利。
赶场的主要地段是在古家场的小街上，古家场外头只有一些疏落的过路人。场头，是一个小卫生院。卫生院正准备要拆除搬迁了，这里成了一个道口，沿场后头的山脚一线，修了一条通向山里头一个叫山硐煤矿的公路。向南的土石公路东侧，是古家公社、古家区和粮店粮库的一排建筑；区委的房子有两层楼，粮库是平房，粮店有三层楼，白墙灰瓦。粮店正面白墙的高处，有一条凸显红漆的大标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粮店的南边是食品站……公路向南向西又向南拐，东山机械厂的家属宿舍就分布在公路的东西两侧。东侧是一号二号三号楼和工矿商店。西侧是四号五号六号七号八号楼。
食品站卖肉的窗口几乎挤爆了。
卢金科老早就来排在前头的，但窗口一打开秩序就乱了，在失序的人堆里他就显得弱小了。他右手攥着一斤肉的供应票和钞票，左手死死抓住台沿，在推搡挤拥的折磨中顽强地坚持着。突然，伴随着天崩地裂的喊叫声，后头人潮的压迫犹如泰山压顶，使他硌在窗台边沿的腹部及体内的腑脏像在撕裂。他顿时感到一种深渊的黑暗，和地震断层隙缝里的挤压，自己几乎就要被揉搓成肉糜了，地狱般的蹂躏和窒息令他恐怖。实在是不值得，要命哪！他心里闪过这个念头，就毫不犹豫地弓着腰，以**开路向后退。没想到要退出来也是困难的，他再缩紧了身子，几乎猫下去半个身位，这才感觉到腿脚丛中的空间稍大一些。活命的**使他终于退了出来，全身的筋骨和肌肉因拧绞挤压而酸软，他大口喘着粗气坐在坝子边沿的一砣条石上头，裤腿上布满了脚蹬鞋蹭的泥灰印，衣服的扣子扯掉了两颗，原本遮盖秃顶的那一片儿稀朗的头发，已经耷拉下来零乱了半边脸，一副惊魂未定的狼狈相。
“啷个、啷个？挤不进去呀？我来、我来！”吴阳摩拳擦掌要帮忙。
卢金科喘得说不出话来，浑身都软弱无力，他只是抬手指了指那“狼”多肉少的窗口。
硬来显然不得行，讲秩序更加不得行。他们采取了熟谙的套路，由周桐和刘志安架起吴阳的双腿，径直往人堆的头顶上送。吴阳像在人海里游泳，匍匐在躁动的头颅上面往前梭，右手很快就伸向了窗口。下头众人的叫骂声吵成一片，秩序更加混乱了。里面卖肉的人见吴阳这架势既坚决又霸道，想赶紧打发他这个祸首，就抓紧给他割了一斤肉……
赶场的主要地点在古家场的小街和街尾的戏楼坝子。方圆十多公里，就这么一个墟场。平日里冷冷清清，每逢赶场天则拥挤又沓乱，成为方言杂烩的闹市。
吴阳们来到场头时，又与宋文兴和毛天宁会合了，五个人结伙先去邮电所看信件。
宋文兴买了供应给单身汉的一斤白糖，他嚷嚷说：“七角六一斤的白糖太贵了嘛，要回去向妈报销哦。”
毛天宁也咕哝道：“鸡蛋六分铜钿一只，好贵。我只买了八只。下回买鸡蛋跑远一点儿，去半路上把农民拦住，免得他们串通抬价。”
不是东西贵，而是钱太少——吴阳有同感，他觉得生活状况确实有点儿窘迫。二十岁的人啦，还不能自食其力，有些惭愧。在农村当知青，还能够自己养活自己。而进了军工厂当翻砂工，只有十七元的生活费，每月定量粮是四十一斤。实际上他每月要吃掉五十斤粮，买饭票七元，买菜票十四元；每月家里必须补贴五元钱和九斤粮票。而零花钱只能靠积攒夜班费，加一次夜班有两角钱的补贴。混吧，又不止我一个人，都是这么过来的，混到转正就好了。学徒工只能这样想哪……
古家场，建在一道大山梁的脚下，背坡背沟，一条独街，多为明清时的建筑，已是颤颤巍巍的老房子了。过去当地人爱以植树来纪年，场尾那棵粗壮、古朴的大黄葛树就是古家场历史的明证。场尾，过去是场头。小街仅三至四米宽，长只有一公里左右，青石板路面；不同几何形状的青石块随机镶嵌着，年长日久，平滑如玉润。两边的店铺、民居鳞次栉比，错落有致。除经商的店铺之外，临街民居的房门外层，大多增设有一扇具有地方特色的“腰门”，一道齐腰高向外张合的小木门，在大门向内打开的时候仍然形成一种阻隔，但不影响通风透光，房内的人对门外只露出腰部以上，既有开放感又有隐密性。小街上杂货铺、小茶馆、中药铺、豆腐坊、裁缝铺、理发店、铁匠铺、邮电所等等，一应齐备。少有的高门大户或高旷的门楣、退色的门楼、略宽的店堂，隐显往日的兴旺。整条街有五道门坊，门坊的瓦顶和木构件已经毁坏，只剩下砖石的架构。建筑物的体量不大，色彩淡雅古朴。石雕、砖雕、木雕，还有灰砖角叠的雨搭，都很简约。铺户的门脸多为木制，双开门为多，以平房和两层楼房为主，均为砖木结构；以梁柱为骨架，实砌扁砖封上顶；白墙、灰砖、黑瓦。窄街巷上跳出座座门头和马头墙；门头上生有团团苔藓，马头墙上瓦楞草摇曳。门樘、门槛、柱梁、窗棂等因年久失修而呈栗色，淡淡地透出绛红或紫色，令人怀旧。百十年的烟火已将房梁、板壁等木件熏得乌黑……为数不多的门额，基本上都是留白或雕花处理，可见此地历史上出官入仕的人并不多。门罩翘角已经残缺，彩皮脱落。屋檐下外挑的檐口，残存老朽的木雕和褪色的彩绘。门楣和楹联等醒目之处，大都贴上了“斗私批修”、“破四旧，立四新”和“阶级斗争”之类的“文革”标语。最近的标语，则是“继承**遗志”、“华主席”、“新长征”之类……
上海人逛小街，容易联想到上海的小弄堂。只是这儿的乡气和异味儿浓厚一些，表达着农业社会的精华。
“豆腐西施”算得上古家场的明星，但上海人还是嫌她不够精明，“怎么不做豆腐花来卖呢？”
卖豆腐花的人，在上海随处可见；豆腐花担子的前挑是一口铜锅，下面置一小煤炉，买了豆腐花得趁热吃，凉豆腐花就没有滋味儿了；担子后头一挑是特制的木格架子，木架下格放碗和汤匙，上面一方形架子上放着一些盛了各种调料的小罐。吃豆腐花重在调料，豆腐花本身只有微微苦涩的清香味，调料就少不得了。豆腐花之所以叫“花”，是因为豆腐花里加上了葱花、榨菜末，和虾皮、紫菜，再浇上酱油、味精，最后还要淋上几滴麻油、辣椒油……
有“豆腐西施”的地方却没有豆腐花，上海人感觉很遗憾。
豆腐花的调味要领，金元庆给“豆腐西施”建议、讲解过好多回了，而她只是听着，听得也专注，但事后一直没得啥子反应。
“豆腐西施”的活动摊位，就像老上海的“叮咚担”，生意比小街上那个豆腐坊要好。每次赶场，一个多小时就卖完收摊了。金元庆和张祖国在她那儿买了两坨豆腐，回头就与两个卖鸡蛋的老农黏上了。
他俩见老农戆噱噱的样儿，彬彬有礼地把他们引到门坊柱的角落里。金元庆问：“几钿？”
一个老农估摸着回答：“一个七分钱。”
为了浑水摸鱼，金元庆和张祖国能讲四川话却故意要说上海话。他们可不是为了显示高贵，而是存心要把别人弄糊涂。
“加贵！”张祖国开始压价，“勿格算、勿格算。”与淳朴的农民讨价还价，他们都是些头子活络的老鬼。
吴阳玩笑道：“三线建设要体现工业支援农业，你们不要欺负老实人罗。”
金元庆瞪了吴阳一眼，悄悄对他说：“瞎讲，我们每年丢长江里头的钱找谁报销？只能从农民手里头和自己嘴巴里头抠出来哟。”
张祖国还在还价：“勿来三，勿来三，顶多六分洋钿一只。”说着他指了指毛天宁手里的鸡蛋说：“伊买的才五分洋钿一只，侬看，多好的鸡蛋。”
老农不干，其中一个人说：“他的蛋小，你看，我们的蛋大。”
两个老农的鸡蛋确实大一些，金元庆接过话说：“行，我们都让一点点，”他在需要别人听明白的时候，就讲起了正宗的四川话，“那就四角钱七个，你的七个鸡蛋我全要了。”
张祖国对另一个老农说：“你的十个鸡蛋我们也买了，十个鸡蛋五角五分钱，要不要得？”
估坨坨再落到每一个鸡蛋多少钱，两个老农一时半会儿绕不出来，他俩双手捂住自己的鸡蛋篮子默不作声。上海人的精明撩动了老农的心思，他们诚实地固执着自己简单的算法。
“算了，我们再让一步，公平交易，用秤称，”张祖国一副公允的样子，他一边从旁借了一只杆秤，一边继续说，“公平交易，四角钱一斤。”
两个老农搞不清楚个和斤的深浅，只感觉到四角是个大价钱。说到这个份儿上，他们的心思也就松动了……十七个鸡蛋，二斤一两，他们花了八角四分钱，每只鸡蛋值四分九厘。
邮电所设在小街中段，也是一幢古旧的平房。邮电所里头算是闹市里的一方静地。进门过一道不大不小的门廊后，是一个小天井院。天井两侧有厢房。从天井回廊过道进去，就是邮电柜台所在的堂屋。堂屋里靠天井的一面立了两根圆木柱，鼓形石磉上还刻有云纹，里面的光线有些阴暗。天上柱梁撑拱的做工还算考究。堂屋正墙的两边，有两条小巷又通了进去。堂屋里面有一些古旧的雕花隔扇，好象雕刻有福、禄、寿或图吉求财之类的图案，一些人物的手脚和花草已经残缺不全了。从成色和结构看，这幢房子像是大家的祖传。
吴阳他们都没有如愿得到自己的信件，但他们在左面的墙壁上，发现了一首“大跃进”时期的打油诗：
英雄摆下冲天擂，
乘上卫星云里飞。
超英赶美并不难，
古家人民有神威。
诗的字迹模模糊糊的已经发暗了，估计当初是用红油漆写的。据说，那个时候的农民文武双全，大练钢铁，大写诗歌。
邮电所很小，但它对东山厂的影响却很大；它是这个山沟里的军工人，与外部世界、与大上海和家乡保持联系的主要纽带。这条小街，这个古家场，对东山厂最不能缺少的，就要数这个邮电所了。所以，东山厂的好多人，都爱唱那首老歌——“……在那盛开柠檬花的乡间道路上邮递马车奔驰来牧场奔驰来牧场马车将把愉快的消息带到我们的心坎上……”吴阳他们就是哼着这首歌进的邮电所。厂里有专职的收发员统一领取邮件和报刊，然后分发到各单位。但一些人心急，经常直接来取自己的信。
职工们都熟悉邮电所里，那个叫“何麻子”的中年工作人员，一个人人寄予厚望的信使。吴阳谦和地递给何麻子一支香烟并问，“这条小街有很长的历史了吧？”
“据说有四五百年，尾子上那棵大黄葛树也是几百年前栽的，说是定方向，调风水。”何麻子说得有点儿神秘，这些年来对东山厂不同的人，这些话已经重复说过好多次了，几乎形成了定式，所以张口就来。
周桐又问：“这邮电所的房子有多久了？”
何麻子说，“这房子反正是抗日战争以前的，一个地主家的，解放后充了公。虽然是平房，修得还算是考究的，你们看这地面，多结实。那时候没得水泥，据说是用蜂蜜、糯米和粘土搅拌成的‘三合土’铺出来的。几十年了，地面上至今没得缝隙和裂口。”
有人用脚在地面上跺了跺，咚咚响，当真很结实……
一行人挤过窄窄的街道，来到街尾大黄葛树下的古戏楼跟前。周桐来过几回场上，但没有走出头，他是第一次来看这个小戏楼。
几个上海老师父也逛到了这个地段，肖立刚正在向沈阿根和张长贵介绍“捣浆糊”的经验。
“跟阿乡做买卖，你得多绕弯子，多变换算法，这样变来绕去的他就东南北了。”
“骗骗野人头个……”
“你还要装出急匆匆的样子。你一急，他就更加拎勿清。”
毛天宁插话说：“有时候是农民自己戆得来要命。有一次我买柿子，给他三分钱一个他不卖，他要卖一角钱三斤……”
沈阿根叹息道：“这儿的农民主要是没文化，没文化就死脑筋。在家里商量好了的卖法，到这儿以后你给他一变，他就戆头戆脑了。”
高大的黄葛树苍老又古朴。落叶大乔木，互生叶呈矩圆形；树干苍劲又粗壮，大约七八个人牵手才能合围，新枝绿叶，花期将至。深灰色树身，布满了浑圆的条块状根棱，和疤痕累累的沟壑及虫瘿疙瘩。一道一道的根棱顺着浑厚的树基底部膨胀开来，裂成许多虬龙游蛇般的根爪抓进土里。饱满粗糙的树枝桠杈上，生长着许多苔藓和其它一些寄生植物；从上面垂下绺结纠缠的气根和茎须，悬挂在空中飘飘然然，衬托着它的古老和威严。庞大的树冠遮天蔽日，在它庇护下的古戏楼略显渺小，但不失个性和特色。戏楼三面敞开，一面留作后台；木质结构，单檐攒尖屋顶，飞檐翘角，深灰色瓦垄上铺了一层**的树叶，檐口的瓦当已经残缺不全。戏台的台面高出地面一米多，从靠前沿的屋檩上，垂下一根早先挂气灯的铁钩……屋脊、图壁柱、图梁枋以及其它一些木构件上，雕刻和彩绘也已经残缺、褪色，并留下了不少外力刻画和风蚀雨侵的痕迹。装饰多为雷云纹、回锦纹和缠枝。戏楼算不上华丽大雅，但简朴、高贵、内涵。尤其戏台前两根立柱上，阴刻楷书的对联令人回味：
莫错认台上衣冠均为假，
只晓得台下富贵才是真。
心头默念对联，吴阳他们在闹市中顿然安静下来，各自的心得，萌动于衷……
古家区和古家公社没有大礼堂或影院之类的集会场所，所以这个戏楼及台前的土坝子起着集会聚众的作用。有大黄葛树树冠的庇护，一般的小雨也不怕。文革中，这里自然成了“**思想宣传队”和群众性集会以及大批判的舞台。赶场的集市从小街里头膨胀出来，是近半年的事情，原先就那条小街是够用的。城里头称谓的“黑市”，在这儿似乎光明正大起来了。
土坝子上也是人头攒动，嚷嚷声一片。坝子的北头是猪市场，臭烘烘的，吱吱、哇哇的猪叫声喧腾。猪市场里头也有卖牛的，牛很老实，一般不叫不闹，牛屎也没得猪粪那么臭。
戏楼的北头，顾筱乐与刘长林、王俊生等几个上海人，伊伊呀呀的对农民指手画脚，他们人手操一杆弹簧秤晃悠着。因为东山厂的缘故，当地的一些农民也开始经商了，甚至有一些投机倒把的小菜贩专搞转手买卖的勾当。上海人信不过他们的杆秤，他们却不怀疑上海人手上的弹簧秤。有时候发现情况可疑，上海人便亮出弹簧秤来，即便是虚晃一枪也每每奏效。
刘长林正在向农民买黄豆，顾筱乐和王俊生虚张声势地在边上起蓬头，周桐他们也凑了过去。
吴阳问刘长林：“你这个单身汉买这么多黄豆干啥？”他说：“带回上海，供应的黄豆太少嘛。”
听了起鸡皮疙瘩的上海话，挠得那个农民愁眉苦脸的。也不晓得听明白没有，他就稀里糊涂地被连珠炮似的上海话裹挟着成交了。刘长林利落地掏出皮夹子，叽里咕噜地又吐出几段乘法口诀，别人反应的时间都没得，他旋又递出一叠小票，说了句“钞票点一点”便搁平了……常庄塌便宜，斤斤计较得够可以了，明明格算的买卖，刘长林还在抱怨“老价钿！”
王俊生要买那一口袋魔芋丝，那个农民一时借不到秤，顿时着急起来。“统统辣海一块洋钿！”王俊生喊了个价，他有弹簧秤却故意不拿出来用。那个农民听王俊生的口气好像是要估坨坨，一块钱听得明白，他立即就同意了……估坨坨也是阿拉们做买卖时常用的伎俩，虽然有点儿赌博的意味儿，他们吃亏的却很少。离开的时候，王俊生又在那个农民的菜篓子里顺手拿走了两棵青菜。
“量柴头，数米角”，上海人活得从容。
市场上卖的不光是蔬菜农副产品，还有鸟兽等猎物。有些异兽上海人不认得，老鹰是认得的。沈阿根就经常买老鹰吃，一副“眼镜”、两元买一只，毛毛雨，等于吃鸡。
老百姓认为上海人有钱，其实在上海人中，只是老干部和一帮老工人有钱，多数上海人并没得多少钱，每年还要往长江里头“扔”钱。由于上海人会过日子，分斤掰两，省在肚子里，表面光鲜富态而已……
一个农妇背一只竹背篼，右手拖一袋子花生，左手牵一个小男孩，在挤挤挨挨的人流中，面对顾筱乐快速的“爽嗨爱妩”，她一开始既兴奋又专注，听迷糊了就流露出惴惴不安的神情。生气盎然的上海话，有一股大小珠玑落玉盘的利落劲儿，吴阳周桐们敲边鼓都是多余的。一阵闹腾下来，那农妇的耳朵累得跟不上趟，根本就无暇再打自己的小算盘了。称重，自然得用顾筱乐那一杆弹簧秤。他挂上秤钩提起来，刚好十公斤。那杆弹簧秤拉满了，最多只能显十公斤。顾筱乐煞有介事地给那个农妇看弹簧秤的刻度，她看明白了，刻度上是十公斤。她并不怀疑弹簧秤，也愿意相信上海人，但她心头好像是有数的，虽然对不上，却也说不清楚，就只好默认了，一脸的疑惑……
“上海鸭子呱呱叫！”古家场的人绘声绘色地如此形容上海人和上海话。
吴阳对周桐他们说：“呱呱叫恰恰迷惑人，那是设**阵，摆噱头。”
宋文兴认为：“还能够显示清高，与本地人划清界限。”
“还有，”吴阳说，“为了摆脱乡愁和孤独感。”
毛天宁感动地说：“吴阳说得很对，其实很多本地人不太了解阿拉上海人。‘呱呱叫’在上海人听来其实是赞美的意思，而乡巴子却是在骂上海人傻乎乎的。”
刘志安说：“哪儿傻乎乎的哟？大智若愚。”
吴阳不以为然：“上海人缺乏大智。”
周桐自言自语：“就算说不上大智，上海人的精明也是一流的。”
“空叉袋掼米”，毛天宁说，“就想占别人的便宜，钻嘞铜钱眼眼里。”
吴阳们要避开集市的拥挤和吵闹，就沿着小街背对小河沟之间的路径往回走。竹木葱茏，田地一片绿叶，这条便捷的小路很安静。小河沟从南边过来，在这里拐两个大弯后又向东北方流去。背街建筑物的基脚没有西南山区常见的吊脚撑，而是大致整齐的石砌堡坎。堡坎上存有避雨廊棚和外挑石头靠栏、石头条凳等遗迹（里面堆放着柴草和杂物），还有多处斜下的石梯。辨别得出来，这道石坎在过去分明是临河道的河坎，石坎下洼陷的地段曾经是一条长流的小河。现在洼陷地段只有潮土而无流水，里面正生长着茂盛的水葱、菖蒲等喜湿的杂草。不知什么时候，小河改了道，就是现在三十米开外的那条小河沟。通过人力的加固，现在这条小河沟的位置才固定下来，悠悠地流淌在畎亩田园之间。山上秃了头，山下水难流。由于水越来越少，小河沟自然没有了继续改道和维持小河般流水的能力。现在是大雨大流，小雨小流，无雨细流，天旱断流。但常常有几只鸭鹅点缀其间，就别有一番山乡意趣了。
乡曲荒寂之地，被社会遗忘的角落，才保守了这一片清丽的民居。古老的小街，集市，戏楼，黄葛树，田园风情，加上这一条蜿蜒的涓涓细流，简直就是穷乡僻壤里的一轴乡土画卷哪！直到好多年以后，他们才觉悟并回忆到这一幅画卷，甚而萌动过追悼的感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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