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的繁忙，淡化不了翁红思念儿子的痛。她就是这样的人，儿子的生命比她的生命还重要。她选择了可靠的人帮她打理咖啡屋，自己一有空总要往香港跑一跑。
她总是在陈大坤的住房里找不到他。便想，陈大坤肯定是暂时住酒店来躲避她。他以为躲避一段时间后，翁红就会不了了之。
她给自己定个任务，每天找5家酒店，一定要把陈大坤找到，一定要找到天狗。
这样，她每次到香港，就马上跑酒店。前后跑了半个多月，跑了近百家酒店，都没有查到“沈洪财”或“陈大坤”的消息。
于是，她又想，香港的酒店这么贵，陈大坤不可能住这么久，肯定是去租便宜的民房了。
她又开始到民房集中的村子查找。在村里的小路转来转去，寂寞而无奈，像公安局的线人，也常被路人误解为神秘女郎。她觉得很狼狈。
这么找了七八次后，她还是没有陈大坤的任何消息。
于是，她又想，陈大坤曾经说过，他会把天狗保养好。会不会天狗住院了呢？他陪着天狗在医院里没出来？
她又开始找医院，一家一家地找。还是没有查找到他们的消息。
这一天，翁红返回陈大坤的住房看看。终于被她撞上了。陈大坤正在家里收拾着东西。看来他是想出一次远门。天狗不在家。
翁红按了门铃后，用手把猫眼捂住。陈大坤看了看猫眼，看不到外面的景物，正感到奇怪，一打开门，翁红就闯了进去。
翁红说：“你把小孩藏在哪里了？把他还给我。”
陈大坤没有商量的余地。说：“你别做梦了，他是我的儿子，我有权利带着他。你别再来了，再跑也是白跑。”
陈大坤提起一箱行李，就要出门。
翁红气不过，抓住他的手，不让他走，想跟他说个明白。
两人扭打了起来。
陈大坤力气大，一下子把她双手反剪了起来，往床上一推。翁红就迎面扑在了床上。
陈大坤夺门就走。翁红迅速爬了起来，把他拉了回来。
陈大坤这下火了起来，从杂物间拿出一捆绳子说，你再敢拉着我，我就把你捆绑起来。
陈大坤说完就要走。翁红依然要跟他说个明白。两人撕打了起来。
陈大坤已经失去了理智。他把翁红的手提包往床头一扔。把她四肢分别绑在木床地四个脚。
翁红气得破口大骂，吃辣椒的女人，一旦被激怒。脾气也是爆发性的。她软中带硬地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
陈大坤本来想扔下她走了。这一骂，他已经有点疯了，把翁红的衣服裤子撕烂，强行在翁红身上报复性地发泄。
陈大坤发泄完后，穿上了裤子，关上门就溜了。像一只吃了野食的野狗，一溜烟没有了踪影。
翁红赤身被绑在床上哭。
翁红哭着哭着害怕了起来。她想。这屋里平时都不会有人来，不是要死在这床上了？
翁红大叫了起来：救命啊，我不想死啊----
四周的窗户都关得紧紧的，没有人会听到她的声音。
半天。翁红已经喊不出声了。她开始绝望，她想，我还有很多牵挂，老天啊，你怎么不长眼睛，我还不能死啊，我的儿子还没有下落我爱的人还不知道我在哪里。
翁红糊糊中。想起了那首《梦里不知身是客》，这首歌是她地精神寄托。
翁红感觉已经没有力气哼出声音了。她好想睡了。在迷糊中。她的眼角绝望地淌出两行眼泪。
望月打了几次翁红的深圳手机，都是关机。再打到我在深圳的住房电话，没人接。打到陈大坤在深圳买的那套住房地电话，也是没人接。
望月问咖啡屋里的人，都说翁红一早就去香港了，没有打电话回来。
望月想到翁红经常往香港跑，也没在意，没再跟她联系。
直到晚上十点多，望月打翁红的手机，还是关机，打她地住房电话，也是没人接。
望月想，翁红可能住在香港了。以往她也偶尔有住在香港的情况。那时，翁红都会给望月打电话。
第二天，直到中午，望月还是找不到翁红。这时，她开始预感有问题了，马上找大汉商量。
大汉说，翁红在香港有住房，住在香港一两天也很正常的。等晚上再看看吧，应该不会有什么事。
晚上，望月还是没有翁红的任何消息。她打翁红的香港电话，打了几十遍都没人接，这才感觉可能出事了，才打电话到北京找我，问我怎么办。
我马上打了翁红的所有大陆电话，不是关机，就是没人接。他再打她的香港手机，通了，但响了好久还是没人接。
我告诉望月，翁红肯定在香港出事了。我马上请大汉和望月赶快去香港一趟。
望月也急。可是，她和大汉都没有香港签证，办个签证最快也要三个工作日呀，怎么能马上过去呢？
望月问我，知道不知道陈大坤地电话，我也不知道。就是知道，他也可能关机了。
我三个人急得两地团团转。
我最后说，只好向香港报警了。望月说，报警的事我来做，但也总得想个办法呀，万一翁红有生命危险，怎么办？再说，报警的作用也很小。
我跟大汉和望月说，你们马上向香港警方报警。我再来想办法。
其实，我心里没底，根本想不出什么办法。
坐在办公椅，如热锅上的蚂蚁。我只好一遍一遍地打翁红地香港手机。
翁红在昏迷中，被手机的尖叫声叫醒了。她的手机在包里。包就在床头上，被扔在她的头发边。
翁红多次努力，终于用嘴巴咬到了手提包。可是她打不开。
手机一遍一遍地响着，她感觉是我打来的。
她试着用牙齿去咬手提包上的拉链，拉了好多次，才拉开了。
然后，她用嘴唇去拱包里的东西。拱了很久，也许是命不该绝，拱到脖子酸得不能动了，手机终于掉了出来。
当手机又响起时，她用鼻子去碰按键，按了几次，好不容易通话了。
翁红几乎说不出话。一个微弱而嘶哑地声音告诉我，她被陈大坤绑在床上，并说出了房子地地址。
我马上向香港警方报案。
香港警方神速，接警5分钟后，在就陈大坤的住宅里把翁红解救了出来，并把翁红送到医院抢救。
第二天，我又乘飞机回到深圳。我八字里注定是奔波地命。
我在深圳打翁红的电话，问她能不能先回深圳，这样，我可以照顾她。
当天晚上，我就跟望月在罗湖口岸把翁红接回家。
翁红看到我，泣不成声。抽泣了老半天，才说出一句话：你这次回来了，就不要走了，好吗？
我点了点头。但我觉得还没有完成该完成的责任，又摇了摇头。有些事情不做完，心里像有蚯蚓在爬，怪难受的。
我这次豁出去了，决定跟陈大坤较量到底。于是，我还向重庆警方报了案，把陈大坤化名到香港的事告诉了警方。我也做了一回恶人。
翁红一边养着身体，一边牵挂着天狗。我一边照顾着翁红一边照看着翁红望乡咖啡屋。
五天后，陈大坤在四川梁平县的丈母娘家被抓获。但天狗却不在他身边。陈大坤拒不说出天狗的下落。警方问他，他总是说，被翁红带走了。
在警方对他进行一次审问的时候，陈大坤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对警方说，我是香港人，不要说没有犯罪，就是犯罪，也理应在香港受理我的案子，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我要告你们。
警方发现他有两个户籍，两个身份，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分不清楚。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竟一下子不知如何处理，只好向上级汇报。
上级也第一次碰到这种具有两地户籍、两种身份的嫌疑犯，只好开会商量。最后又与香港警方商量如何处理。
这事就这样成了家里的神台，天天看到，却没有任何动静。甚至蒙上了一层无厘头的灰尘。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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