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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这地方常出怪事。
大圈仔并不认识叶子，之前也不知道叶子是我们公司的人，而他是警察，狗嘴吐不出象牙，从警察嘴里憋出的消息，多少会有一种不祥的预兆。
大圈仔说，叶子死了，在蛇口海滨游泳时溺水身亡。
我问，你怎么知道死者是叶子？又怎么知道她是我们公司的人？莫非你是凶手？
大圈仔说：“我如果是凶手，就先把你杀人灭口。哈哈。”
“是不是情杀？你跟她有一腿后，事情暴露，你只好下毒手？”
“胡说八道！”
“那是为什么？”
“叶子留在沙滩上的衣物里，有工作证和身份证，这案子不是我发现的，但我有最敏锐的触觉。估计你们公司在24小时内会接到通知。”
叶子虽然辞职了，但因为她跟尚总的关系不一般，所以辞职时，没有把工作证交给望月。企业的工作证，充其量也就是一张名片，所以大家也没有放在心上。
我紧张地开车，闯过两个红灯，气喘唏嘘地跑到尚总办公室，把此消息告诉他。
尚总对着我，把眼睛睁得像牛眼。他对叶子的死，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惊奇，对我先知道这一消息，反而感到世界不可琢磨。
果然，如大圈仔所料，几个小时后，我们就接到了警方通知，要我们去认尸体。我跟尚总和望月三人前往。
尸体已腐烂。是死后五天浮出水面，才被发现的。她的衣物五天前就被一位保安员拣了。保安以为游泳的人忘记拿回去，还贴出了招领启事。
因为发型、身高、体型和年龄等都与叶子一样，再加上那些留在沙滩的衣物都是叶子在办公室穿过的，我跟望月也都见过，身份证和工作证都是望月见过的，望月也确认工作证上的笔迹是她亲手写的，确实是叶子的证件，所以，大家都确认这尸体就是叶子。
我们三人都没有表示异议，警方要我们通知叶子的家属来认尸。尚总突然很谨慎地说，他就是叶子的丈夫，他们已经于去年办了结婚证。叶子从小就是孤儿，没有其他直系亲属。
警方看了看尚总的结婚证，也没有异议，当即让尚总签字认尸
最后处理尸体的后事，我跟望月都没有参加。只听尚总说，他已经把叶子的骨灰存放在殡仪馆，找个时间再拿去买个福地埋葬。
一个生动而性感的人，就这样突然化为乌有。生命其实一点都不伟大，有时比一块石头还脆弱。
叶子在情人谷坟墓酒店吃饭时的情景，她在交际方面的含而不露，还在我眼前反复放映着。智商这么高的人，怎么会这么简单地溺水身亡呢？
如果不是尚总透露了他跟叶子结过婚的消息，我绝对不会有半点怀疑。他为什么把结婚弄得这么神秘呢？
然而，尚总似乎没有做凶手的可能，不可能是情杀，也不可能是财杀，他的钱比叶子多得多。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尚总这么怪异呢？
因为有了疑点，便会不自觉地观察他的举止。尽管他表面开始变得有点颓废和低调，但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真正痛苦的痕迹。
因为不是侦探高手，不可能很快发现破绽，也没有精力去追究。而且，在深圳这个地方，也不能多管闲事，便只好把叶子的死当成一段往事，埋在心底。
日子混得越来越像解答一个复杂的方程式，能在深圳安全地活着已经不容易，风花雪月的事，便成了茶余饭后的笑谈。
北京的房东太太还没忘记我。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收到她的短信：“还记得我吗？住你对门的老女人。房屋依旧，物是人非。”
我莫名其妙，也许她是哪根筋孤单，寂寞了没地方去，突然想起了我。我说：“当然记得，记得比电脑硬盘还牢固。”
感情就是这样，留点距离，就能留点思念和想象的空间。也就是老百姓说的俗语：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我跟房东太太没有“点对点”，想象的空间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面。
房东太太说，我走了之后，老邵住进我原来的宿舍，她看过老邵经常带年轻美女去家里。
怨妇与寂寞男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喜欢观察别人的。
我说：“是你吗？是不是你也去过？呵呵。”
“没有，天地良心。”
“开个玩笑，别介意。”
她问我：“还来北京吗？”
我说：“应该不去了吧，即使去北京，也是出差的，不是长期居住。不过，也难说，职场变幻莫测。”
她说：“来北京时，不要忘记我这个老女人。”
我说：“哪敢啊，你有机会到深圳，我们也聚一聚。”
跟房东太太的短信沟通，没想到成了美好的记忆。
话分两头。自从我的女人翁红从北京回香港后，我们的关系已经让沈洪财彻底知道了。
本来，他们离婚是迟早的事，我跟她计划五年后孩子长大了我们就结婚。但沈洪财发觉我们的秘密后，不仅故意不离婚，还多次扬言要置我于死地。
沈洪财在香港开酒店的时候，就交了一班黑社会打手。如果别人说要整我，没人会相信。朋友都知道我在南少林混过好几个月，又跟大圈仔等一群警察朋友很铁，社会上也有很多哥们，想动我没那么容易。但沈洪财也不是省油的灯，想报复我，不是没有可能。
沈洪财并不认识我，我也不知道沈洪财长得啥模样，翁红怕他跟踪她来认识我，所以，自从我调回深圳后，一直不敢跟我在公开场合露面。
听翁红说，沈洪财是广东人，瘦而偏黑，高中未毕业就去做了中学代课老师。
后来，学校出钱让老沈到北京读书，也就是让他成了委托代培生。毕业后，他没有回学校教书，直接移民香港。
翁红也是走老沈的路，利用结婚的名义，先到香港再说。女人和男人不一样，一不小心就假戏真做了。而且做得糊里糊涂。
男人能在发生性的过程中控制住感情，女人却在发生感情时控制不住性。尽管有的感情没有多少含金量。
那时我在北京接到香港电信小姐的电话，其实就是老沈请人假冒调查我的。
当时，翁红去北京看望我，称要去看一位同学。老沈马上产生了怀疑：北京又不是香港，圣诞节不放假，她同学那么忙，怎么会这个时候去？
老沈马上去查翁红的电话清单。他发现她的电话多次打到北京一个手机上，而且通话时间都是比较久，便请一位老乡假冒电信小姐，打了我的电话。
翁红跟沈洪财办理假结婚登记时，给了中介两万元，给了沈洪财三万元。在那个年代，去香港定居，多数采用这种方式，方便又快捷，假结婚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香港政府也没办法。
在深圳等待了四年多后，她终于被批准去香港定居。
去香港之前，她先跟一位已移民香港的老乡联系，想去她那边先落脚，然后找个工作就搬走。老乡模棱两可地答应了。
那时候，对内地人来说，再穷的香港人也是财神爷，颇令人羡慕。只要有香港单身男人回老家，媒婆们都会围着他转。要是有鳏寡老人回大陆老家探亲，好多人便虎视眈眈，怂恿自己的儿女去给他们当干儿子干女儿。
翁红到了香港，才知道老乡住的是贫民窟。一间二十平方米的木屋，住着六个人。她跟老乡搭铺，每月还得出八百多元租金。
她每天查很多报纸，打电话应聘，但基本上都被委婉拒绝了。
那时的香港，几乎所有的公司都要求会说白话（粤语），一听她刚从大陆过来的，感觉好像非洲来的未进化女人，都不感兴趣。
老乡每天早出晚归，每天在餐厅工作12个小时，月薪也才四千多元。这点钱，在香港属于赤贫一族的收入，只比保姆高出几百元。老乡根本帮不了她的忙。
早餐和晚餐，翁红跟老乡搭伙做饭吃。中午出去找工作，能赶回宿舍肯定赶回，赶不回就在外面吃个最便宜的快餐。
香港一份劣质快餐，动辄几十块钱。最便宜的算是麦当劳了，但南方人吃这种洋食品，很容易上火。即使不上火，也很容易腻。她不敢经常吃。
本以为香港的机会满大街溜，随便找个工作很容易，但两个多月后，她带去的八千元快用光了，工作呢，八字还差一撇。
老乡想介绍她去给人家做保姆。翁红觉得自己怎么说也还是个大学毕业生，实在丢人，便不去。
老乡觉得她摆架子，逐渐对她冷言冷语。香港人比深圳人更现实。深圳的现实，很大原因受香港所影响。
走投无路的时候，翁红正好接到沈洪财的电话。他以为她找到工作了，找她聊聊天。但没想到就因为这个电话，使翁红后来成了睡在他床上的女人和名誉上的老婆。
性有时像无头蟑螂，撞来撞去就被撞到了。而婚姻是一个枷锁，一旦被锁住了，要拿掉就难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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