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夏天，台湾佛光大学校长龚鹏程先生一行12人与我等同人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举行座谈，谈中华文化也谈传统教育，谈社区规划也谈家庭变迁，谈得十分投机。事后我还陪同台湾师生们参观厦大校园里的鲁迅纪念馆、林语堂纪念室。无论是一方校园还是一片热土，都因了文学巨匠的足迹而具有一份特殊的底气与涵养！
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任教时著作很多，特别是那精美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为中国百姓家喻户晓，也是我的最爱，爱之深，能背下来。纪念馆在介绍先生的《两地书》时，出现了一枚鲁迅当年从厦门大学寄给广州许广平的明信片，嘿，是新增的史料，还是自己过去走马观花的忽略？明信片贴两枚民国的“帆船”面值半分的普通邮票，销的厦门日戳时间不太清晰，总是1926年的吧。因为展示的是明信片的正面，故主要内容不详，但作为邮品，视野足矣！鲁迅的毛笔墨迹娟秀可人，使明信片本身不但是文人文物，而且是书法珍品，特别是那落款“福建厦门大学鲁迅寄”几个字。如今我们校徽上的“厦门大学”四个字就是取自鲁迅的手书，不知是否就是取自这枚明信片上的。我看了半天，几乎毫无二致，只是明信片上的为竖行书写罢了。我把现场的“重大发现”告诉了台湾的同人，他们也兴致勃勃，把明信片的风采拍摄了下来。台湾的同人对这位中华文化的巨匠也是相当的崇拜，在鲁迅的卧室里把桌椅又看又摸。有位研究生为了留影，还在先生下榻的床前贸然一坐，说是今后有这张照片案上相伴，作起文章一定能气贯长虹，文锋所向披靡的了！
林语堂在厦门大学任教的时间比鲁迅久一些，1926年前后他是厦门大学文学院的主任兼国学院的秘书，也是外文系的教授。鲁迅就是经由他的荐请来厦大的。他后来在《鲁迅之死》一文念念不忘：“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追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火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可见当时两人的关系还是蛮不错的。《厦门大学校史1921－1949》在《创办国学研究院》一章里就有关于二者共事的记载。林任研究院的总秘书，而鲁迅则是院属下的研究部文学组的负责人。
纪念室设在厦门大学图书馆的一隅，其中的书桌是先生当年在上海时的旧物，多少名篇佳作就是在那上面成就的。林语堂的侄子林疑今是著名的翻译家（《永别了，武器》、《西线无战事》等多部英美巨著的译者），原为复旦大学的教授，后乃厦大外文系的老系主任、我的大学本科时的恩师。林语堂的侄孙女、林疑今教授的女儿林梦如女士是我厦门双十中学“老三届”同学会的同学，林语堂纪念室就是她主要参与布展的，虽然在暑假，还是临时约请她赶到纪念室来讲解。因为台湾当局的有关部门近来已将台湾的林语堂纪念馆划归佛光大学管辖，因此来访的台湾学人对林语堂纪念室参观得更加认真与细致，特别是一位专职分管纪念馆的女副教授，又是笔记，又是摄影，忙得不亦乐乎，我也因此而细致了起来。
梦如女士说，展览室里最珍贵的文物是一张黑漆的大书桌，先生当时在上海就是在这张桌子上思如泉涌，文采飞扬的。于是众人围着书桌，久久不忍离去，特别是身为作家的龚鹏程校长。我在参观中发现了一枚“林语堂”纪念邮票的首日封，那是1995年台湾邮政为林语堂百年诞辰时发行的，而厦门大学的“林语堂纪念室”也是在先生百年诞辰时设立的。在林语堂的故乡——闽南的漳州市以及漳州市平和县的坂仔村（林语堂的出生地）还各有一个更大的林语堂的纪念馆。更重要的是先生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在大陆和台湾都大有人在，而先生的研究者、崇敬者和忠实读者更是密密地遍布了海峡两岸的！
台湾邮票上的林语堂先生风度翩翩，含笑微微。林老先生在笑什么呢？大陆有的文选把先生列为台湾作家，而台湾不少读者又把先生视为大陆作家，台胞乎，闽胞乎，这恐怕连先生自己都很难分清！我想，语堂师其实是血脉相连的海峡两岸共同的文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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