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清楚地记得那个痛心的时刻，北京时间1976年1月9日早上6点3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发的头条——周总理去世。广播的话音未落，就听见父亲一声近乎凄厉的大叫，随后只见他泪流满面，不住地摇头……
这是文革后期，我们这个知识分子家庭的状况稍有好转，父亲可以不被强迫劳动，母亲重新回到学校教学，我和哥哥也先后从武平农村调回厦门，但有形无形的“右派”帽子始终压在我们这个家庭每个成员的头上。家里一直收藏着“文革”前全套的《世界知识》杂志，该刊的封里封外有大量的周总理出访的照片，我们一家对周总理一直怀有特殊的感情，父亲甚至对他寄托着某种希望……
不久传来清明节人民群众在**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用诗悼念周总理的事情，也曾一度激起我写诗歌表达心情的**，但因为深知自己“出身不好”，于是不敢造次。“四人帮”垮台后，这种**越发有了尽情宣泄的可能，一时间男女老少都写诗，整个国家都沉浸在诗的氛围里。为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厦大革委会”要在大礼堂举行诗歌朗诵纪念会，因为校园里外文系的文艺活动中“炊事员郑启五的诗朗诵”向来是“保留节目”，而且我朗诵的从来都是自己的创作，这在厦大食堂的历史上也很可能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这次外文系就把我报了上去（当时各系食堂编制归各系）。
我深知责任重大，也有极为强烈的表达**，当晚在食堂值班时就动笔创作初稿，结果居然一宿没睡，**澎湃写了200多行。这连我自己都相当吃惊，过去搜肠刮肚，也从来没有超过50行的，这正如我的诗句所言——“我要让胸中这股不可遏制的情感，在笔底奔流，在纸上横溢，凝铸成赞颂您的诗句。”
早晨回到家里，我就把诗稿丢给父母亲，请二老修改修改，他们立马大动干戈，而我则蒙头大睡。父母亲在上世纪40年代初年在厦门大学就读时，都曾是校园的文学青年，他们因为诗歌而相识相恋。父亲当时已经双目失明，于是两人联手，逐行逐字推敲了一整天，依然兴致勃勃，他们胸中同样有股“不可遏制的情感”。
“纪念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诗歌晚会在学校的“建南大礼堂”举行，记得有一张油印的节目单，我的朗诵被安排在很后面。瞎子父亲在我嫂嫂的搀扶下也来到了大礼堂，这是他被打成右派20年第一次体面地来到大礼堂（批斗会不算！）。
印象中整个晚会有三次**：一次是中文系的蔡厚示老师创作并朗诵的《**和周总理永远活着》。他不慌不忙的架势，抑扬顿挫的声音，引得满堂掌声。特别是朗诵到“浩浩的长江水啊，快敲响你欢乐的腰鼓”时，体胖的蔡先生侧身作了一个敲击状，全场更是掌声雷动！接着是我们外文系的庄鸿山老师的表演，他朗诵的是诗人柯岩或是石祥的作品，声情并茂。庄老师是英语教师，还是杰出的文艺人才，独唱和手风琴独奏、伴奏都有一手，舞台经验十分丰富，他才朗诵一句，那气势已经赢得欢呼与掌声。我一边在后台观看演出，一边努力镇定自己的情绪。好不容易等到我上场，夜已深深，我因为焦急，反倒一点也不怯场，报幕员一报“下面由外文食堂炊事员郑启五朗诵他自己创作的诗歌《诗的花圈》”，全场先是一阵意外的笑声，随即是热烈的掌声，面对这样特别的鼓励，我完全放开了，近200行的长诗就这么豪放地倾泻而出！
那是一个政治热情空前高涨的年代，我稍有一点比较特别的诗句，下面就掌声热烈回应，时间都过去30年了，现在回味起来，那掌声如潮犹在耳际。我的诗题目写得比较好，现在还为那四个字沾沾自喜，但内容比较直白，不少就是压了韵的标语口号，但直白的诗毕竟更接近朗诵诗，像“我要骑上华主席给我们的自由之马/驰骋在崇敬和怀念的原野里/采集编制这诗的花圈”还比较抒情；像“**的故乡不许妖魔横行/周恩来的祖国岂容鬼蜮复辟”掷地有声；特别是对“四人帮”的怒骂，最能引起共鸣，如“把他们千刀万剐剁成肉泥，/剁成肉泥都不解气”我边说边跺脚……我的朗诵获得很大的成功，我激动得彻夜难眠！
那是一个**洋溢的年代，一首诗，一篇短篇小说，或一部话剧，都能轰动全国。所以说我的《诗的花圈》轰动厦大校园也绝不为过。隔天一早，我依然精神抖擞地去卖早餐，结果很多工农兵学员都对我赞不绝口。晚上下班时，更令我目瞪口呆的是，中文系的朱红老师竟在我家里等我，主动来要帮我修改诗歌。朱老师是“文革”前校党委书记张玉麟的妻子，也是我的同学张珞平的妈妈，这也是我们这个“右派”家庭20年来第一次迎来有特殊背景的客人……
那是一个时来运转的年代，这首诗歌荡出的涟漪故事多多，比如家里需要木料在走廊边围一个储藏间，一直很发愁，结果我去校产科，人家一听是写诗歌赞颂周总理的炊事员，立马就批了，还叫人用板车直送家门……最奇的是我高考时第一批落选，结果扩招时我居然被招进了“半保密专业”的外文系，我怀疑这也与这首诗歌的创作有关，尽管至今它仍然是一个谜。要知道，当时父亲的政治问题还没有解决，右派的阴影始终还笼罩在我的头顶。
《诗的花圈》在发表上也富有传奇，我先是寄往《福建文学》，结果很快被退回，编辑写了很长的退稿信，可能是我一辈子收到的最长的退稿信。信中一再肯定我的诗富有**，但很抱歉的是由于刊物周期较长，是双月刊，“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小辑已经付印。没想到的是随即《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编辑居然找上门来，说要发表《诗的花圈》。“学报”原本是发表论文的刊物，但在“文革”后期复刊后基本上刊登大批判文章，1977年时情况依旧，是年第一期拿出了12个页码刊登“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诗词专辑”，我的《诗的花圈》放在最前面，在作者名字前还标明“外文系食堂炊事员”。一同发表诗作的有蔡厚示老师、书法家虞愚、革委会副主任蔡启瑞、骆炳南老师、黄拔荆老师等，当时“教授”还不是一个好头衔，所以一律没有。还有几首是学生的诗作，其中有署名“经济系学员李礼辉”的，李同学如今是中国银行的行长。
随即在1977年4月，《厦门大学学报》编辑室编了一部“纪念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诗词选辑”——《丰碑颂》，厚达500页，汇集了全国报刊的相关诗歌，《诗的花圈》等也编了进去。此时此刻，封面素净的《丰碑颂》就放在我的电脑旁，伴随着我键盘的击打，傍随着我思绪的飘飞……
书书网手机版 m.1pw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