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奔东西
68年夏，在推迟两年后，我们终于毕业了。
文化大革命两年多，在**和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野心家的指引下，我们一腔热血，舍命忘身，指东打东，指西奔西，经历过钢钎的搏杀，弹雨的洗礼，到头来即使与周总理站在一边，也会站错位置，想不通，真是想不通？
强大的红卫兵成都部队战士，一群茫然的大学生，或借酒浇愁，或在操场上卖傻装疯，说得多的是发誓子子孙孙不再读书，更不要上大学。
掌握学生分配大权的是支持刘结挺，张西庭的少数派，尽管其人数不到5%，因为真理掌握在他们的手中，所以执掌了分配的生杀大权。
等待无聊、期盼无奈，李大章原四川省省长，时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的一句话，让我们六六级毕业的大学生都有了一个较好的去处。
分配方案是文化大革命前制定的，改不改，谁也不敢定板。李大章一句话：不改。按此方案，我们一个班有10人分上海，有10人分北京，分到内蒙、青海、新疆的教师都是省会所在地。
你说怪不怪，当时的人并不羡慕大城市，毕业分配的取向，第一是川内的国防工厂。能分到国防工厂，首先得出身过硬，分你去是组织的信任，同时也证明你根红苗正。
第二是成都、重庆，可惜指标太少，又要留给在校当官的头头，尽管他本人并不去，但要占名额。
第三是省内的专县；然后就是北京、上海、内蒙、青海、新疆。
毕业分配，事关重大，一般都要先写决心书。那一年，这决心书很不好写，都清楚分北京，写申请是去军垦农场，去北京还要写申请，表示坚决服从，今人看来一定不可思议。
我们班54人，50个人造反就一派，相处十分融洽，由于同学间谦让、团结，即使面对前途未卜的人生也不例外。
王明善同学原分青海西宁第二机床厂，考虑到女同学李厚勤的具体困难，主动礼让去了更偏辟的内蒙，最后在内蒙乌海市定居安家，将一生献给边疆的建设事业。
何玉林同学由父母作主娶下媳妇，好将他留在自己身边，临时的巨变让他不知所措，找到时任院革委会主任的张云柯同学，她抛弃前嫌，尽力所能及分他去了绵阳。
毕业、分配、告别，按理应是大学生最难忘的时刻，当时的环境，我们都失去了兴致，冷冰冰，静悄悄，没有相互的留影，也没有欢畅的告别。
六年的同学情难道就此了结？不甘寂寞的我，大着胆子，在男生宿舍的过道里贴了一张条：毕业后，愿与本人保持联系的同学请来信寄重庆市杨家坪五一新村18幢72号左＊＊转，有十余位同学响应了我的倡议。
上海我有意识的选择了苏光果同学，北京选择了李鉴根同学，这样两地就联系上了20位同学，其它的如内蒙的王明善、山西的王永忠、绵阳的何玉林、自贡的李戒三、南京的陈永春、东北的张才忠、唐启明，一句话除新疆的黄树修同学，贵州的杨锡勤同学外，基本上都保持了联系。
一九九六年，在我们阔别30年重返母校时，就我们班去的人最多。现在，无论你去北京、上海，或是去成都、重庆，只要一个电话，都会受到当地同学的热情接待。我们班近五十位同学（李宏林、魏德泉、陈泽光、罗先觉已逝，杨锡勤，黄树修、李戒三至今都在寻找）互相关心，情同手足的同学情，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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