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川北
苏联出现赫鲁晓夫的教训，深深地刺痛着中国**的领袖们，时时绷紧的阶级斗争这根弦，让人们的神经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64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紧锣密鼓展开，由王光美同志深入农村取得的第一手经验，告诉世人，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农村，好象进入了敌占区，必须事事警惕，步步小心。
工作组先要找根红苗正的基础群众，落下自己的第一脚，然后再扩展自己的队伍，好象踩虚了第一脚，离开了这些基本群众，处处都是看不见的敌人，连草木也是兵。
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可怜的幻觉。因为四清运动，是在三年自然灾害后开展的。由于人为的瞎指挥，再加上每年都有的自然灾害，其时的农村，十分贫穷，为了生计，多吃多占，鱼肉乡民的干部，势所难免。
因为不管是谁，吃饱肚子，以维系生命，是起码的要求，干部也不例外。在当时，确被视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信号，这些干部也成了运动清算的对象。
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大学生都要搞一年的社教。于是六五年，我们川师的一个年级的同学，打起背包，去了川北的农村。
我们班分到三台县的乐安公社。我与孝玖、李珍琼一道，被分到了该公社一个偏远的山区，好象去一趟公社，都要走好几个小时，十分不便。
特别是晚上，黑灯瞎火，只能靠手中提的一盏能避风的马灯照明。因常年在崎岖的田坎上行走，眼睛又高度近视，加上自己腿脚不便，不久把我调下了山，来到了紧邻公路，一马平川的五凤大队，与魏德全、肖雪鸿、贾成富、巫朝兰同学同在一个大队。
我所在的生产队，带队的是中江县已经搞过社教的一个姓管的区乡干部，因有他坐镇，所以我一直当配角。
加上所在的生产队十分特别，不管你如何发动，社员都铁定一句话，他们的领导没有问题。经分团研究，没有问题就没有问题吧！转而安心发展生产，与其它面上的运动，就不再同步。
的确，我所在的这个队，与众不同，也就是说，作为生产队的带头人，照现代人的眼光看，其领导很有经济头脑，也懂得用什么方法带领群众，发家致富。
对于这样一位好领导，你真要发动群众，在鸡蛋里面挑刺，农民唯一的办法，就是沉默、打瞌睡。
这个队的带头人叫魏兴官，原大队支部书记，可能是反右倾，下了台。
他回到生产队，作的一件事，就是发动全队五匠（农村的手艺人如石匠、木匠等）、社员，齐心协力，修筑拦河堰，以提高河沟里的水位，利用提升后的水位落差，推动水轮泵打米、打面以发展农村副业；再就是利用水轮泵抽水，进入山上的堰塘，方便灌溉，将干土改造成良田。
老魏告诉我，生产队只有土，一年四季，既耗人工，收获的只是包谷、红苕，连大米也吃不上。
如果土改田，种稻米既轻松，又有饱饭吃，所以生产队的社员，对这近在咫尺的看得见的利益，谁个又不赞成，谁又不拥护？
后来才清楚，这个队在公路边，一直是区里定点的试验田基地。其中有一块，是棉花丰产实验田，预定产量二百五十斤。
从肥土小块育苗，到移栽，到按时短尖，我参加了全过程管理，一直到看见丰收的棉桃，硕果累累。
那时其它粗放、没有科学种植的棉田，产量就只有亩产三、四十斤了。
与农民交朋友，除了与他们每日接触，有时替他们理发外，就是与他们打成一片，同甘共苦。
一次魏兴官请我去他家里吃饭，稀饭下粉蒸肉。老魏讲，这猪是病死的，农民家穷，舍不得埋，自己杀了，加工成粉蒸肉，用倒扑坛装起，随吃随取。
我这位大学生能赏光，他很高兴。说，不见外，好，好。
其时，德阳地区召开学习**著作积极分子大会，魏兴官有幸入选。临走，他不习惯地穿上了一件较新的衣服，我们也不忘叮嘱他，不要忘了带毛选。
说实话，对于整日忙到头，又认不到几个字的农民而言，谁又真心看过几眼毛选，因为**的话，促生产，只要三个字，记住了，照着做就已经很不错了，非要让他去玩这文字游戏，农民最实际，也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开会打瞌睡。
我们下去与农民同吃同住，一顿三两粮，一角钱。最初我住在一个单身男人家，有一个上学的小孩。
每天煮的饭，事前多少包谷面，多少红苕，连用多少水，都是精确计算。煮好端上桌，不多不少，一人三中碗。
这糊糊，除了几砣红苕，清沏见底。吃不饱，但吃得胀，一个一个都吃成了酣吃傻胀、名副其实的大肚罗汉。
记得那时去公社开会，一重目的，就是趁机见见油荤，改善生活。
在公社一顿两份肉，一斤米的饭，或者两份肉，一斤粮的面下肚，已是见惯不惊，小菜一碟。回到农民家三碗红苕糊糊照旧，好象此前从未吃过东西，面不改色。
数月后，我们去中江县整训，一班人汇在一起照了张像“我们和黄妈妈在一起”，瘦骨伶仃的尊容，作为难忘的一段记忆，铭刻在心。
中江整训后，重返乐安，已经是盛夏来临。一次在公社吃饱后，回队上，路过一碧波荡漾的堰塘，吸引了我们的注意，魏德全提议下塘洗澡。
我不会游泳，一时兴起，魏德全说教我打水，这从未用过大力的右腿，经过一番亡命的折腾，回到生产队顿时感觉不妙。
不久大腿红肿，破皮穿孔、流脓，而乐安的公社医院，只能把它当成一个可以一试探针的病例，小试牛刀，但毕竟条件有限，不敢造次。
不得已，我向分团打报告，要求回成都就医，经苏队长和分团组织部冯彬彬批准，我离开了生活大半年的三台县乐安公社，记得送我上路的是肖雪鸿同学，因为她们队离我们最近。
来时，一路歌声嘹亮，去时形单影孤，说不出的一种滋味，让人有些许牵挂和留连。乐安的农民兄弟，我还能为你们做点什么？
回到成都后，在医病的同时，我时常在街上溜达，以偿还我心中默默的宿愿，就是为我所在的生产队做点什么？
其时的农村十分落后，使用普遍的风车，还是用木做的滚动装置，费力不讨好。听农民讲如果能安上滚动轴承，摇起来之省力，真是不摆了。
在成都市文化宫大门的对面，我寻到了一家处理轴承的门市部，用几元钱，买了两对轴承，邮寄给了魏兴官，后来他们在感谢之余，给我寄了钱来，我又原封不动地寄了回去。算是我对生产队百来十号农民留下的一点纪念吧！
说实话，在这几个月的共同生活中，更多地是我从他们那儿，感受到了要摆脱贫困的农民，是如何不为艰辛，战天斗地，改造自然，改造河山的。
在我的影集里，至今都保存有几张靠渠堰拦河水，用水轮泵抽水灌田的照片，好象是上级或记者来采访时拍的照，让我也沾了他们的光。
－－－－
“我们和黄妈妈在一起”相片说明：四川省中江县是志愿军特等战斗英雄黄继光的故乡，其时黄继光的母亲健在。
书书网手机版 m.1pw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