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八年，农业发展有几个目标，亩产皮棉百斤，水稻千斤，红苕万斤。还有一句不封底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实事求是不讲了，自然规律，科学技术也不要了，大队老支书说办不到，那好你就下课，明天就让说办得到的人来办。
这股风所到之处，连讲授科学，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也不能幸免。
足球场边，靠近高中教室，有一块地生物老师覃地高带领我们深翻，土地要深挖一公尺，同学不解问，挖这么深，大田怎么办？老师答，好办，以后种田用挖土机。
报载温江水稻亩产上万斤，随后又是十几万斤，原来它是将要成熟的几十亩水稻，移到一亩田，并在稻田里接送风管，用鼓风机送风，以利散热和碳氧交换。同学问，会不会得不偿失，老师答，不会，腾出的农田又可以种下季，创造的财富更多。同学提问，是为了追求真知，这时的老师却只有违心了。
那块深挖一公尺，一层一层施足有机肥的试验地，在接着而来的饥荒年代面前，却实实在在成了一块高产、丰产地。
解放后，在我的记忆中，如果说整人是从反右开始的话，那么说假话，办假事，则从五八年大跃进开始，从此教育的理念，实践，发生了质的变化，披上了一层厚重的政治色彩，脱离了教育自身的运作规律，这期间的教育，既不是素质教育，也不是应试教育，只能算为政治服务的变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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