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打整,让你永世难翻身
在研究所敢于把宋书记警戒曾德惠的指示不当一回事，安排几个关系，你又要这反映，那反映，照一位身居要职的人的妻子戏言，不是好儿童，不乖。
要让你学乖，最好的办法是软打整，不让你做事，闲起。
八六年我调离研究所，到公司任经协部副主任，时年43岁。经协部的成员多是公司各部门的科长或经理，和我有着相似的原因，来到了同一部门。
因无事可做，基层厂的领导来坐一坐，都戏称，是到红军院。谢光普是负责人，我是副主任，按当时的称谓，谢光普应叫主任才是，可能为了相互牵制，故意含含混混，不明不白，领导的用心真是良苦。
无聊和无奈的是，岁数不大，却无事可做。我初步统计，在这个部门的半年间，每天我的工作时间不到一小时，一周的工作时间不到半天。
闲来无事，就是看书看报，加上公司的伙食不错，体重迅速上升。我征求同部门的原劳工科科长张家茂的意见，他建议，去转转大街消饱胀。
于是，我每天上、下午一次，沿着文化街梯坎上到新华路，绕到人民公园，经解放碑、较场口返回家具公司，以此消消饱胀，防止体重增加。
这样的日子，一直维持到尹殿和下台，我调技校，才算有了一个可以发挥自己才智的工作。
改革开放还是好，它不像五七年，文化大革命，想把你打成坏人，反革命，就可以把你打成反革命和坏人，总有点顾忌。
但他照样可以软打整你，甚至可以让你工资照拿，就不让你做事。这是种煎熬，这种折磨，对于想干事，而正感青春苦短的我来说，其难受刻骨铭心，这就是我举手宣誓，奋斗终生的执政党？
奇怪的是主管局的有关领导也只是口头上表示同情，一付爱莫能助的样子，让我好后悔，好失望。
到技校一面对学生，我又焕发出使不完的精力和热情，全身心投入对新知识的学习，我任教的电大经济类的电脑课，平均考试成绩八十分以上，最高的曹兰英考了九十四分。
可惜好景不常，缺乏生源的技校，办学已是奄奄一息。
没有课教的老师纷纷改行，上家具设计课的廖兴贵老师是第一期电大机械专业毕业生，又上过沈阳家具职工大学师训班，读了两个大学，现安排任门卫兼发货，登记出门的家具个数；教语文的杨承禄老师任材料保管发货，成天和钉子，油漆，玻璃，层板打交道。
杨老师的这份轻工作，原本是安排我，遇到了我的强烈抵制。会上我公开提出，太不像话了，你没有书教，安排我是不该有意见，问题是现在有人要我，你们不放，这不是明摆着整人吗？王正寿校长怕影响到对其它教师的安排，忙说，郑老师你不要吼，下来我们再说。
之前，现任家具研究所所长刘瑞甫在厚慈街的一个面摊和我交谈过一次，意思是学校停办，你愿不愿意回研究所，我讲有事做总比没有事做强。
刘又讲，目前的情况下，回所要恢复所长不容易办到，作为副所长或办公室主任还可以想想办法，我答这方面的事我不计较，以前也干过，不谋私，只有干工作的份，当不当官都一样。
有一次在研究所，唐世龙把我叫到办公室外，问我愿不愿意回所，我答，回所愿意，但事情由不得我，他讲愿意就好办，所里可以去要。这次谈话后，没有了消息。
一顿雷霆大发，起了点作用，不到一个星期，现任总经理赵可平找我谈话：调我回研究所，谈到过去的不公，他讲，这要等待时机，比如**处理的事，有些就只好等邓先生来解决了。
他讲，你回研究所，作为中干对待，协助刘瑞甫工作，分工管科研。
到科研所报到，刘瑞甫问我赵可平怎样给你讲的，我说就看他怎样给你讲的，刘说，作为研究所中干，协助我工作，分工管科研。
两个人的提法有一点出入，前者是公司一把手给我讲作为中干，就应该是公司的中干，而不是后者说的科研所中干。如果是研究所中干其工作，应由所长安排，不存在直接由公司一把手说分工管科研。
反正，这种含含混混的话听多了，可以理解为是执政党人的一种领导艺术，只要有事做，用不着计较。
后来刘瑞甫告诉我，第一次征求我的意见后，他利用一次公司几位领导来所检查工作的机会提出，所领导只有他一个人，忙不过来，而办公室主任仅适合与街道办事处打交道，他需要一个既能管科研，又能管生产的助手。赵反问了一句，有不有这种人，刘答有，郑祥光。赵可平讲，行。
话还没有落音，钱宁补充说，他这个事，是宋老当（权派）定的板，话一出，顿时鸦雀无声。事情便搁了下来，我的一顿脾气让赵可平下了决心。
注：一年前，刘瑞甫还在木工机械厂当厂长时，叶书记（女同志）从家具一厂调公司任党委书记，介于研究所亏损严重，曾找刘谈话，想调刘回研究所。随后，就研究所的事，刘曾来技校找我谈了大半天。不知何原因，不久叶书记被迫退休。家具研究所亏损严重的问题又拖了一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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